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阅读、收藏、销毁和寻找书籍；几个世纪以来，书籍一直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密不可分，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又想成为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简简单单的物体——某种尺寸和某种重量的书页，上头印了文字，有时还有图画，然后靠左装订在一块——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学校痛苦生活的缀珍录或揭秘书，不仅仅是表明我们达到某种物质成就的纪念品，更不仅仅是符号或贵族文化。它们有这些特质，但远不止于这些特质。它们是启蒙之钥。
现代社会早期，随着活字印刷术和各种商业的进步，印刷商可以将书卖给任何出得起价的人（而不是只卖给神父和王侯），书籍从此流行于世：相对持久的装潢让它们能长久保存；小开本的书可随身携带阅读；而且，它们让我们的双眼、双手和大脑得到享受。孩童受蒙识字；青年从书中窥探成长的秘密（有时他们得偷偷这样做）；成人因书所赋予他们的愉悦、学识和快乐而喜爱它们。书自有一种鬼魅般的能力，我们通过书籍吸收和存储知识，传递信息、观点、艺术和智慧。书籍便以这种方式影响着知识结构、商业和文化。难怪书业虽然只是美国经济中的一小部分，却吸引了极大的注意。
不过它还值得我们这样关注吗？书籍的力量还依然如故吗？在过去二十年间，当我们迫不及待地涌上信息高速公路时，就开始学习并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阅读；书籍不再是开始或结束教育的必需之物。如今惨淡经营的书业告诉我们，缓慢到难以察觉的改变和迅速到令人心慌的变革，正在颠覆旧日的阅读习惯（无论好坏），创造新的阅读方法（也无论好坏）。在嘈杂的美国现代商业之音中，我们听见混乱的叫喊：随着粗声粗气和喃喃自语的新表达方式的诞生，书业已经行将就木了。
书业中人就像他们的读者（受过文学教育的一小部分人）一样，恨极了去想书籍日暮途穷的事，但一些领域里出现的强有力的新生品，却在预示着2009年的展望不过是一场空。而且，出版商还凄楚地预言，末日就在眼前——他们必定都有忧郁的性情，或者都对文化的脆弱性非常敏感——所以，今天这种可怕的预言对他们已经不再新鲜了。（我指的不是技术类书籍课本，尽管它们也要面对自己的危机时刻。我说的是广义的商品书——文学类、政治类、历史类、传记和回忆录、科学类、诗歌类——这种为大众而写的书。）半个世纪以前，我得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那时稿件还源源不断地扑向我们的桌面，但这行里的前辈和佼佼者就已经在担忧书籍的未来了。当公司易主的时候，他们也很担忧。1966年，我第一次在那儿写退稿信和校对的公司负责人证明自己的公司已经卖给了大英百科全书；我于1968年任职的维京出版社在1975年被公司创建人的儿子托马斯·金泽贝售出，买主是皮尔森，企鹅等一系列出版社也在皮尔森名下。1987年到1992年，我为艾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社工作，在1960年它曾是公司的明星，接着成了兰登书屋的附属机构，接下来被美国无线电公司收购，1980年又卖给了纽豪斯兄弟，1998年纽豪斯兄弟把它转售给贝塔斯曼；1993年我加入法勒、施特劳斯和吉劳克斯出版社，随着1994年罗杰·施特劳斯将公司卖给了霍兹布林克集团，它也丧失了一部分独立性，2004年罗杰去世以后，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综上所述，我为四间公司工作过，却有七个不同的大老板，为了适应不同公司的要求，设计和重新设计过八九种不同的出版安排。我清楚见过无效的管理如何改变一切。当然，现在我们都对无处不在的公司无能习以为常了，这种无能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影响重大的世界性灾难，让一切都缩了水。对出版商而言，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系统性的困难，他们一直试着解决、缓解或忽视这种困难——随着数字领域侵占了我们的阅读文化，这种困难变得越发复杂了。
众所周知，今年九月所有的零售商都崩溃了，它们没法在圣诞季翻身，接下来的情况也更加糟糕。图书零售额开春以来就一直在下降，此前它们已经停滞了好几年了。2001年的时候，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911还没发生，我第一次听到一位闷闷不乐的销售总监用了一个金句“现在最繁荣的就是‘萧条’”。像所有人一样，在投机年代，虽然数字阅读不断发展而商业情况愈发糟糕，但图书出版社和书店还是过度扩张，草率大意。而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裁员与倒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报刊是独立于出版社和书店，但又对两者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书籍传播媒介。同时发生的报纸和杂志倒闭潮简直让人觉得生无可恋，要往轻了说，那就是我们这些书人与纸媒产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所有的市民都应为失去一个对民主如此重要的必需品而大感震惊。然而，新闻业大危机所带来的严峻数字和社会经济危机与出版业较小的危机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它们常常异曲同工）。在这里，我只想强调全国书评的减少正在对我们文艺生活的所有方面产生危害。注意我说的是一切方面。书籍新闻和批评是老式图书出版业的根基所在，亦是作者的教育来源；网络上的书评大多也诙谐幽默，但却无法弥补我们的损失。
书籍世界的衰亡不会那么快显现出来，因为我们还有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依然在为书籍流派做出贡献；我们还有一些智勇双全的出版商，他们的商业运作依然顺畅；我们还有能够留住传统读者的愉悦与利益，以及让人惊讶的各种图书出版种类。更别提人们通常都会有的惰性了。欧洲出版商现在心情不错，因为今冬莱比锡和巴黎书展情况良好；四月份的伦敦书展在努力融入数字世界方面也产生了充满希望的苗头。在美国，吸血鬼青春小说一时洛阳纸贵，关于猫猫狗狗的回忆录同样如此；古典小说和蛋糕烹饪书仍有市场，而且数额还不小。名家名作依然占据着畅销榜（虽然排名比以前下降了）。每个礼拜黄页上都会报告上百本书已被数十间出版社签约，有时价钱简直高得可笑。
放纵的扩张依然存在。就像那些庞大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一样，书业的过度扩张在几十年里已经削弱了我们的文化。傲慢和粗俗的讽刺剧在里根总统的管制解除时代几乎成为高尚的玩意儿，公平地讲，那时的图书出版公司（其中许多依然以二十五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乃至一百五十年前的创建者为名）人心惶惶，因为它们失去了一度可靠的基础，而里根削减图书馆预算和其他有助于发展美国战后文艺和图书教育的经费的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恐慌。
那时人们都在撤出有着小图书馆的乡镇，以及有着大书店的都会；他们都跑到了郊区和富人远郊区，那儿书店少，读者分散而难以聚拢。我们还未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但终于还是意识到了向社交真空区域——用我们学会的词语来说，那些非正式的空间——狂热扩张的恶果。
与此同时，华尔街和主流媒体——美国无线电公司、海湾西部公司、贝塔斯曼、皮尔森、麦斯威尔、纽豪斯、默多克——开始向困境中的出版业逼近。这种丑恶发展所引致的可怕后果通常是痛苦的，但我们必须了解图书出版业已经拥有或应该拥有的有助其突围的特质。比如，公司应尽可能盈利性地产销最多的书籍，注重纸质和印刷，控制成本，使用技巧，敏锐细致地了解潜在读者群的需要，最终出版在印数、价格和发行日期方面都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书籍。谁都不能确保会以上三者兼得，但起码应能清空库存或迅速再版意料之外的畅销书；至于价格和发行日期，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衡量出版商素质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能否正确预测这三个因素。
不过，最主要的评价标识还是出版商如何运用公司资源做出选择；一开始他的员工如何编辑和宣传图书，建立读者群和做基础工作；如何完成编辑、校对和法律事务；如何设计排版和控制产品质量；如何吸引读者购买那些一不小心就会淹没于吵闹、琐碎和冷漠世界中的书籍。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活动构成了出版商一直存在的主要理由，而且影响了数以千计大小书籍的主要内容、篇幅甚至品质和主旨，影响了才华横溢或乏善可陈，流芳百世或泯然众人的作家作品。
长久以来，出版商和作家通力合作，在字眼、句子、章节、字体、插图、纸张、尺寸、装订、封面设计之间苦苦作战。在每个时代，最后的成品都会对当时的文艺界产生独一无二的影响。依据笛卡尔的出版理念，方法论的版式变得异乎寻常地小；出版商帕玛卡尔特修道院想尽快发行书籍，而且希望篇幅能短一点，司汤达同意了——所以其小说的结尾匆忙而短小（完美主义专家巴尔扎克注意到了这个瑕疵）；萧伯纳坚持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他说“我至死都要用卡斯隆铝制活字”。卡斯隆活字也是本·富兰克林《独立宣言》中所使用的字体）；埃蒙德·威尔逊则坚持一种特殊的尺寸；约翰·厄普代克对书本外表的方方面面都有要求。如果说图书已经死亡，那就意味着这些关于选择、修正、校订和封面选择的共同文化都已经消亡，而与此相连的手艺也已经消逝。如果要探讨图书的未来，就不得不探讨这些文化和手艺何以传承。
随着80年代大出版商的力量越来越巩固，我痛心地发现，许多一度以风格独特、品味不凡而闻名的优秀公司犯了一些愚蠢而难以挽回的错误。随着他们为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性能投入越来越多的钱，用并不纯熟的方法在书中掺进一些不好的因素，他们的根基正一点点被腐蚀。自由出版社的创建人耶利米·卡普兰曾是严肃社会科学读物的杰出独立出版人，我请教过他事情为何会如此糟糕。他认为，除了贪婪以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商人从来学不会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因为他们总能找到替罪羊。”他说，“他们只会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但出版商不能这样做。”他笑道。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多么运筹帷幄，畅销书都是无法预先设定的，而其中必要的技巧却已经消失了。“因为这行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所以出版商什么也没办法学到！什么也学不到！”资深从业者（如果这行真的有的话）罗杰·施特劳斯也明白这种偶然性：赞扬一本出版策略优秀的好书时，他说，“噢，瞎猫撞上了死老鼠！”是的，这类事情很多都是运气使然。
曾几何时，出版商认为，那些畅销书的盈利可以用于出版和销售那些不那么好卖的书。他们出于文化自豪感、对文学的尊重、政治信念、竞争热情或奇怪的激情而出版这些非畅销书。而他们所倚重的，就是一度无处不在的独立图书零售商网络，这些零售商也同样关心那些作品。他们一手推出新鲜出炉的“新书推荐”，一手为“经典书目”留出空间，这些经典书目虽然销量不大，但对读者有长盛不衰的吸引力（这就是书商能从中谋取巨大利润的“长尾理论”）。美国70年代成立的最好的独立书店——如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鲍威尔书店；丹弗的破万卷书店；密西西比州牛津的方塘书店；休斯顿的布莱兹书店；西雅图的艾略特海湾书店以及其他名声斐然的书店——之所以繁荣昌盛，就是因为他们一边在书架上摆上为学生、书虫和狂热分子准备的大部头，另一边又依着读者的口味、兴趣甚至渴望引进新书（而且他们并不显得居高临下，只有那些低层次的书商才显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大谈读者的品味如何低，趣味又如何狭隘）。作者将这些销售结构视为当然，当然他们可能压根没想过这些事情。在美国商业发展中，书籍销售和出版这些小营生与他们的事业相互适应；编辑、推销员、书商和读者中关于书的言语病毒一般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群读者传染到另一群读者，从一场对话传染到下一场对话——他们都得益于地方或国家的书评，宣传得当的作家和大量的阅读。
读书，并且与它们讨价还价。
大卫·史华兹是美国密尔沃基州一家优秀书店的前主人，这家书店是他的父亲亨利·W·史华兹1927年创办的——2004年大卫去世，书店也于春天时分结业。他曾给我读过老人家回忆录中的一段，说的是大萧条时期，史华兹先生请求艾尔弗雷德·科诺夫增加贷款额度，让他可以购入科诺夫的秋季书单，任何自尊的书商都得有这些书籍。科诺夫先生拒绝了。这也无可厚非。即便时至今日，书店在90到120天之内也要付清账单，而印刷厂、排字工人和造纸厂则要求在28日内付清款项，这让出版商终日捉襟见肘，于是印刷厂成了这行里的大庄家（1938年，因为印刷厂不愿因再给大出版商帕斯卡·科维奇贷款，他只好关张大吉，带着斯坦贝克《长谷》的校稿和《愤怒的葡萄》的手稿投奔维京出版社。维京在一年内就出版了这两本书。）史华兹先生谈及当时也被追款的科诺夫先生那股油盐不进的劲儿时，说“铁石心肠和出色的文学品味真是可以共存的。”
科诺夫和他的同僚之所以这样冷酷计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企业能挨过萧条的年代。实际上直到最近出版商才开始重新审视当时的预算、价格和打折模式。比如说，你可能认为在和1939年相比，如今纸张或印刷的成本价跟书价已经不成正比。而随着作者通过电脑提交文稿，打字排字的成本是否已经从编辑成本中扣除了？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时，出版商不承认作家已经为它们省下了一大笔制造成本，拒绝提高他们的版税比例，声称收入的增加是由于书价降低使得销量提高。这种算式迄今未变——虽然90年代大量涌入书业的工商管理学硕士们可能将它弄得更漂亮一点。打个比方，在出版商为一本售价20美元的书投入的10美元里，价格的10%到15%会分给作者，剩下的7.5美元就要用于支付固定成本（编码、打样、校稿、印刷预备等等）、各个不同的纸张、印刷和装订成本、销售和市场成本、日常开支。如果一切顺利，可能会收到4%到5%的利润。难怪他们那么渴望畅销书，畅销书所带来的收入能用于扩充人员或提升工资，或扩大书目——或增加利润。
随着老式技巧的消逝，商业出版社正在丢失他们的勇气和文化气魄。这是个众所周知的悲剧。比起编辑，投资者更信任市场人员；文学实验不再受欢迎，虽然在流行作家身上下赌注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书商们都把赌注下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出版社变得越来越相像，为了同一批名作家竞相出价。幸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小的出版社和独立出版商依然激情十足地保持着他们的探索性的、充满生气的工作，大学出版社则继续，甚至加强了科学和人文领域创新书籍的出版；他们成为了学者的栖身之地，这些学者在数十年前会被哈柏、科诺夫或麦克米伦出版社慧眼识出——比如威廉·詹姆斯、凯恩斯、凡勃伦、顾尔德、阿伦特、斯勒辛格、霍夫斯达特、福柯和其他数不尽的英才。如今的商业出版社只会紧紧抓住已经著作等身的著名教授或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却不再自己发掘有为作者了。
兼并了出版社的公司就像今天硅谷的一代一样，认为图书版权是包含了许多文化标志的一种贵价“商品”，这种文化标志可供共同开发——最好由他们的媒体王国帮帮忙。出版商对此毫不介意，因为长久以来他们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初版所带来的利润，还有一些出版附带权利——畅销的平装版和读者俱乐部版；国外版权、电影和电视版权、杂志或报纸的长篇连载。新企业的安排似乎增加了这些让出版商获利颇丰的机会。投资者发现出版的利润率小得不可思议并坚持要求15%的投资回报率，这看似不近人情，却也是契合实际的。至于他们对书籍本身缺乏信心而且对作者和读者一无所知这些问题似乎也无关痛痒，表面看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一个明智的商人应该清楚知道在利润低微的行业，要挣到钱，就必须紧密联系供应者和需求者——在书籍这行，这两者指的就是作者和读者。只有这样你才能盈利或起码不致亏本。
另一个鲜为人质的危险在于对日常粗俗言行的扭曲。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由政客或名人写成或关于他们的投机书籍——它们也算得上是历经几个世纪不倒的常青树了。我们也知道有搭售图书的电影和电视剧（这分别开始于30年代和60年代，代表作品来自斯坦贝克和高尔斯华绥。）数以千万计的新读者囫囵吞下热映电影或电视剧的原著。这一行既非暴利，亦不致经营惨淡，只算中游水平罢了。不过在90年代，随着负责人开始留意好莱坞并将电视和网络视为无往不利之武器，书业走到了它的转折点：许多畅销书一夜倒颓，而衍生自网络或电视的垃圾书则风生水起，其中不乏那些由一群人写成的类似书的货色，比如电视里那些著名将军们、厨子们、学术超男们、棒球手们、真人秀选手们和名宠们弄出来的东西。这些粗俗的玩意儿到处都是，吸引大量的资金和注意力，完全挤占了正经作品的生存空间和资金。小罗伯特·吉鲁不屑地把这些东西称作“只算有点书样子，就叫它们‘俗’吧。”然而它们却像野草一样侵蚀了原先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花园，掐断了正经作品的生命线。
这些暴利垃圾的蔓延对许多不为人知或知之者甚少的文艺作家而言自然是异常难堪的。他们的才华也许本应为他们赢得更大的名声，而且他们也需要或想要赚上一笔。他们权倾一时的代理商成功地使版税预付款与书籍最终盈利估价完全脱钩，并念念不忘告诉他们，如果诺普夫、诺顿或莫罗没办法赚回那些预付款，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做出版工作，而不是因为预付款高得离谱。这话的确挺鼓舞人心的，因为作家总不相信自己，而且总是忘记贤人的警语：不可相信那些从你身上赚钱的人所说的恭维话。另外，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的作品质量随着预付款的增加而下降了。几乎没有作家因为听从贪婪出版商“取悦大众”的建议而获得由自信带来的自由。薇拉·凯瑟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觉得预付款不道德而拒收的好作家，D·H·劳伦斯也不是唯一一个觉得预付款有损尊严的作家。那些书商出来混，还是要还的。
现在呢？在注资了一堆全国性商业垃圾之后，在模仿大印度公司的运作却从来没有与之匹配的书籍销售技巧之后，出版商危危欲坠了，连锁书店奄奄一息了。反正，美国零售业现已一片荒颓。书籍注定要在网络上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吗？
这一前景比实体书店所要面临的危机还教人胆寒。一入网络深似海，而我们能遵循的航道是商业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却是不适合我们的。如今这只赚钱怪物早已不是互联网创始人所声称的那个纯粹而开放的伊甸园了——这对习惯了把商标穿在身上而且对公司标语横行肆虐熟视无睹的美国人而言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思想、政治或艺术的真实生活而言，互联网却显得很可怕。在这个反乌托邦领域，人们几乎不可能留意到新书，除非这些书就是生长于互联网的。诚然，你可以轻易为你那“独一无二”的书找到合适的读者和特定的群体，但文化修养将何去何从？你的书会被怎样阅读？你要如何写出——比如在十年以后——新的东西？你怎么判断这本书好不好？它会以怎样的方式为众人所知？你写的东西会是一本书吗？
我像众人一样深受搜索引擎所带来的丰富资源之益，我也像众人一样非常习惯寻找“商品”的快捷和便利。对这一切我毫无意见。但在网上读书和阅读纸书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我不是在纸质书籍中浸淫了那么久，这两种方式带来的后果差异性还会更大。假如我在电脑上做作业，在文档和微博的环绕中成长，我不仅会产生不同的聆听和阅读习惯，还会产生不同的思考和自我表达方式。老师和写作导师们说学生的注意力习惯和表达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实在是不足为奇的。一切都不足为奇。我们早就知道新旧技术会影响我们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问，（一旦我们在书写和销售书籍方面已经有了可靠的收入渠道）书还可以有其他形式和其他销售方式吗？Scribd、Kindle和Sony阅读器或其他电子设备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创造力，怎么样的阅读——或什么样的读者？我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写作？
以那些成日出入亚马逊、谷歌的小子和丫头以及他们对免费书籍“目录”的渴求为扩大商业财富的上佳源头，实在是天大的讽刺。那些构建了当今时代电子商业和未来文档世界的天才数学家和工程师们乳臭未干，财大气粗，却胸无点墨，而且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读书。愚钝如我，对谷歌的谢尔盖·布林的发现甚感讶异：“书里有的信息简直不可思议。在我搜索的时候发现，能在网上找到的早就在书本上出现了。”他偷换了概念，认为书籍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检索系统”，显然，他只承认信息是书籍能提供的唯一一个文化记号。他的公司有一个惊人的说法，认为书业人士应该退位让贤于他们廉价的网络帝国，可见他和他的同事们无知到了什么程度。
但这些网络新生代对这点完全不在乎。对布林这样的亿万富翁而言，提供无限量的书籍“目录”并从中赚取广告费不过是一种赚钱的新方法而已，而这也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东西。他们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无知，也展现了自己对财富的吝啬。亚马逊的“往下看”计划要求出版商提供免费的电子版书籍，搭配上眼花缭乱的宣传和封面包装，宣称这样出版商的销售额就会提高。可是你怎么证实或证伪这一点呢？（出版商也许很同意亚马逊的观点，因为多年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作者说的。）出版商曾状告谷歌图书侵犯版权，如今它们已经达成（尚未签订的）和解协议。这一协议等于赋予了谷歌名副其实的垄断权，也等于进一步剥削作者。我们这些出版商似乎忘了，谷歌和亚马逊的利润率三倍甚至五倍于我们，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好好看过自己和作者们签过的合同。
这是一个迷局，教人困惑且变幻无穷，没有人能知道书籍和读者如何才能幸免于难。新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并削弱了这两者。我并不信任书籍贸易。我们应对此保持警惕。三个世纪之前，约翰·洛克认为我们不应当将阅读自由建筑在影响力日大的商业基础上。“我以为书是有害的，”他在1704年写道，“而且影响了所有与书有关的贸易……它们带着一些非常堕落和残忍的东西。印刷商、装订商、销售商和其他从中牟利的人有着古怪且肮脏的头脑，里面只装着他们那一套生意经，容不下社会之善，也容不下联结人类的普世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