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劳动力的优化利用和实现工作满足感是值得不断探索的话题。
两年前，门登一个德国小镇的公务员在退休当日给他的同事的离别邮件中说道14年来他没有做成任何事。他写道：“自1998年以来，我虽然出现在这里可心从来不在这儿。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退休——离别赠言”。这封邮件被泄露到了德国的威斯特法伦地区，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条全球新闻。公众的职业道德受到了伤害，不久，门登的市长哀悼这一事件，说道“他感到一股愤怒之情。”
门登当局发布新闻称为这个员工从来不告诉他的上司他的无所事事而感到遗憾。这位前职员在德国一家并不出名的报纸的采访中给出回应称他的邮件被误解了，在过去的14年里，他从来没有回避工作，而是随着他所在的部门的扩大，他的工作被简单地移交给其他人。他说道：“就我个人而言从没在工作中遇到过挫折，而且我本可以在今天写这封电子邮件。我一直以来在提供服务，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要就不是我的问题。”
这位德国官僚的故事引出了一些时下的偷懒问题。拥有一份工作是否一定要做事情？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和为什么使得工作失去了它的本质。同时，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减少员工的偷懒？或者在我们所处的这种体制下问这样的问题是否合适？在和40个完全的懒汉交谈后，我想我试图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大部分社会学家偏向于认为工作中的人却没有工作任务是一种如果无法忽略也是微小的现象。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指向普遍的工作强度加大。越来越多的感到精疲力竭，其他的紧张综合症也困扰着我们。然而，更加详细的调查报道称每个人每天在工作时间内花在私人事情上的时间在1.5到3个小时之间。
通过测量特定网站的客流量，观察发现：在世纪之交，花在色情网站的70%的美国网络流量是在工作时间，同时60%的网上购物发生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不仅美国在观察这种有时被称作“神游”的现象，还有包括新加坡、德国和芬兰在内的其他国家（大多数在工作时间进行调查）。
即使声称一直以来在自己能力的极点工作的员工比例正在缓慢上升，但是大部分员工依旧不受影响。写人类不堪重负的部分的书和文章数以千计，可为什么写这个对立面的文章和书如此之少？
仅有的写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书籍都是懒人们自己写的。法国作家科琳娜·迈尔在《日安懒虫》杂志中以一种专业超然性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她宣称社会科学很不幸地无法理解办公室工作的机制，这一做法表明她已经打开了书（而这最终使她失去了工作）。
“数百万的人在商界工作，但这个世界是不透明的。那是因为大多数谈论这个的人都不在这个领域工作。我指的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根本不懂。”迈尔在法国电力公司做公务员已经好些年了，他认为工作越来越沦为“虚伪”，在办公室，“图像比产品更重要，诱惑力比生产力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假装服从和虚假的承诺变成了工作的核心，偏离这些行为就会导致尴尬。就如她的回忆的一般，“有一天，在动员大会期间，我鼓起勇气说出了我工作的唯一理由是把脚放到桌子上。当时会场陷入死寂整整15秒钟，并且每个人看起来都很不舒服。即使表示“工作”的法语单词，从语源上来讲，源自一种施展酷刑的工具。无论是什么情况，这都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你工作是因为你喜欢这份工作。
形象与物质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反复在漫画呆伯特中出现的主题。 作者斯科特·亚当斯的灵感来自于他不断的工作。一次又一次，亚当斯不仅质疑工作和合理性之间的联系，还有工作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 他说：“工作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你宁愿没有做的事。”“生产力是另一回事。”
在呆伯特漫画集的前言《你假装在这一部分增加价值》中，公开了他在美国国安银行和太平洋贝尔公司16年雇员生活的印象：如果我必须用一个词来描述这16年来我的企业工作，那就应该是“一直在假装增加价值”。职业发展的关键是出现一些有用的即使与此相反的真凭实据。如果在今天你真的为你的公司创造了价值，那么你的事业可能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正的工作是为那些打算待在那的底层的人准备的。
其他办公室职员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大卫·鲍乔弗在《活死人》一书中懊悔地写道：“图像超过现实、困惑超过清晰、政纲超过表现的优势。”斯蒂文·麦凯维特在《城市懒虫》中醒悟：“商业和通讯专家”，沮丧地说：“在这个世界所说的代表了一切，这不再关于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看起来什么样。”
模仿、粉饰、失去的意义、行话、游戏、办公室政治、危机、无聊、绝望和不真实的感觉，所有这些在工作寿命这一流行话题中经常反复出现。然而当这些只出现在流行文化中时，危险便出现了，我们开始把它们视为我们可能会很好地应用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而非普遍的工作的隐喻或者夸大。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些不严肃的关于工作寿命的话题，会发生什么事呢？
想一下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最后一部小说《苍白之王》，里面描述了一个美国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死了，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保持那样谁也没有发现他死了。这可能会被当做一个精彩的讽刺，讽刺工作吸干了人们的活力以至于没人注意到你是死是活。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小说中的故事。
2004年，芬兰一个税务所的工作人员在检查纳税申报单时以同样的方式死了。尽管同层办公的其他人有将近100个，而且将近30个人和他一样在审计部门工作。他被发现死亡并不是因为有人感受到失去了他这个劳动力而是因为他的一位朋友路过这里想和他共进午餐。
怎么会没一个人发现呢？我和超过40个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花费在私人事情上的人（我称这种现象为“空白劳动力”）交流。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原来很简单：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很差劲。我们讨厌周一盼望周五。所有证据都指向星期一上午是心脏死亡的高峰期并非是一个巧合。
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根据去年盖洛普公司的报告，来自142个国家的13%的雇员表示他们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中。然而，两倍之多的人表示他们“积极地不参与其中”——他们被动，潜意识里对他们的组织有敌意。报告表示：尽管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地“拿着工资离开”。
拖延、逃避、懈怠和松弛都是为了逃避在雇佣劳动的框架内工作的方式。1911年，声名狼藉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的创始人，将逃避工作称作“使得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都受此折磨的最大罪恶。”他试图消除懈怠，在工时测定员和职工集体之间设定一个方针，一个永久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以此他们会在工业计件工作系统中活得更长。
对于泰勒而言，劳动过程的透明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每个操作的优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因为它利用对“懈怠”的“自然的”倾向从工人集体中汲取力量，并将其交付于管理，或者用泰勒的话说：科学。现在劳动过程利用新的方式变得不透明，泰勒曾经提及关于这个的“以怨报德”。
有件事可能会让泰勒感到吃惊，那就是懈怠并不永远是不满的产物，而是因为工作太少无法填补时间。（根据Salary.com的反复调查）。对工作中的懈怠而言，最常见的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做。服务行业提供一种新的类型的工作，在此类工作中出现故障，修复的时间很长，而且比装配线上的故障更难消除。
看顾着空空的花店的花商，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做完了所有工作的物流经理以及负责意一项并不流行的员工保险项目的银行职员，这些是与我交谈的员工中的几个例子，他们从来不积极追求减少工作。就像门登的公务员，他们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但是当工作量逐渐减少时，他们也从不说出来。
很多人会说，这些工作量不足的人应该跟他们的老板说，但是这并不一定总是有效。我曾经和瑞典的一个银行职员交谈，他说他每天的工作量只需15分钟便能完成。他请他的老板给他更多工作量，可这无济于事，然后他告诉他的老板他很懒惰。他每天就会有更多的工作了吗？几乎没有。我和他交流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为3个小时——这是法律所允许的工作日的最短工作时间。并且他的要求也只是让他多了15分钟的工作量。
人们普遍认为，总有很多工作留给那些想要做的人。但是这对吗？无论我们看向何方，技术正在取代人类劳动。自70年代以来，世界经合组织的国家生产力比以前翻了至少两倍。然而，没有任何的可视性的举措去减少工人在这一生产力已经提高的领域的工作时间。相反，民主党和共和党极力鼓吹“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创造就业的项目并没有完全失败，但是失业的事实仍然隐现。
还有，创造出来的工作往往缺乏可实现性。不由自主的懈怠可能首先被构想成是真正的幸福。“嘿，我不需要工作！”我的一个受访者回忆说。但是几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采访了一位档案管理员在工作中写成自己的硕士论文；一位地铁票收集员在他小小的摊位中进行作曲。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也可以在拿着工资的同时完成这些事，但是这很难达到。我们的经济造成了收入和工作保障的不均衡，同时我们也要承认，这种不均衡还体现在工作动力和物质基础中。
译者 Rl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