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受害者”迫于身份或形势，无论服从或反击，心中的敌意都会生根，长期以来必然导致关系疏远或者冲突难以调和。
在阿伦·甘地回忆中，祖父圣雄甘地让儿时的他画一棵树，每天晚上，祖父会和孙子一起分析阿伦一天中的经历——所读、所看、所做。如果行为涉及使用武力，就把它归于暴力之树“身体的暴力”那一边，如果主要造成了精神伤害，就归到“隐蔽的暴力”一边。几个月后，阿伦·甘地房间的一面墙上就写满了各种“隐蔽的暴力”。
圣雄甘地曾以“非暴力不合作”而闻名，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果是建立在暴力压迫的基础上，双方必然也是心怀恐惧。著名的心理医生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语言中充斥着暴力的成分。这往往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误会滋生。
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和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如马歇尔引用鲁本·贝本梅尔（Ruth Bebermeyer）的一首诗中说：“听了你的话，我仿佛受了审判/无比委屈，又无从分辨/在离开前，我想问/那真的是你的意思吗？……”
通过分析，马歇尔列出了实现“非暴力沟通”的路径。
1、用观察代替评判
使用“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是用观察代替评判，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评判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和需要。以评判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得人们的愿望难以得到满足。另外，人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责责任，而人们却广泛的使用“不得不”、“你让我”这类短语，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你让我伤透了心。”等等。这种表述淡化了个人的自主性。
在沟通中强人所难，也是一种普遍的态度，而语气暗含着可能“惩罚”他人的信息，而“你应当”这个短语则体现了这一点。“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倾向于评判、比较、命令和指责，而非鼓励我们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
在马歇尔看来，异化的沟通方式来自“性恶论”，人越是习惯于评定是非，就越倾向于追随权威，来获得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一旦专注于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不再是奴隶。
人们行为的动因，大多数就是为了履行职责、获得回报、逃避惩罚或避免内疚和羞愧。这不但是滋生“暴力沟通”的土壤，也使我们感受不到情谊。因为心生抗拒和自我欠缺导致的沮丧，也难以真正快乐高效地处理事情。
当人们把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别人就倾向于听到批评并进行反驳。比如说“某人过去五场比赛，没有一个进球，而不是“某人是个烂前锋”。
2、学会表达感受
马歇尔看来，第二步我们则要学会表达感受。实际上，很多人都羞于表达感受，社会文化也不鼓励我们表达个人需要。人们习惯于表达想法，“我觉得我的丈夫像一堵墙”，这句话无非是想提醒丈夫多关心她，而在她丈夫听来，则是一种指摘，可能会因为感到委屈而退缩。当我们说：“我觉得”的时候，常常并不是在表达感受，而是表达想法。马歇尔建议我们建立表达感受的词汇表，使我们清楚地表达感受，从而使沟通更为顺畅。他强调，在表达感受的时候，“示弱”有助于解决冲突。
当人们听到不中听的话时，无非是四种感受：（1）觉得自己犯了错、（2）指责对方、（3）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要、（4）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批评暗含着期待，对他人的批评实际上间接表达了我们的尚未满足的愿望。“你从未理解我”，意思是说话者渴望得到理解。
在马歇尔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中，人们开始谈论需要，而不指责对方，他们就有可能找到方法来满足双方需要。同时，提出的需求越具体越明确，越好，最好询问一句，对方的理解是否会有歧义。
当然提出需要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区分请求和命令。一旦人们觉得受到了强迫，往往会不太情愿满足提出者的愿望。有意思的是，当人们以“请求”得到满足来考量沟通的有效性，这时“请求”往往就成了“命令”。而听者认为不答应，就会受到责罚，他们也会把请求当成命令。马歇尔强调，非暴力的沟通的目的不是改变别人来迎合我们，它的目的是在诚实和倾听的基础上和人产生联系。
而一个人真的学会倾听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不幸，产生的各种看似“善意”态度，往往会深深地伤害他人。
倾听使人们勇于面对自己的弱点，预防自己潜在的暴力，了解“不！”和沉默所反映的感受和需要。非暴力沟通最重要的应用，也许在于培养对自己的爱，避免自我惩罚，不再依赖羞愧、内疚、恼怒或沮丧的心理来寻求改变。
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并非一碗鸡汤，有着几十年“临床”实践的支持，他通过谈话调解过各类公司中各级管理者的冲突、黑帮之间的血腥仇杀，以及受联合国派遣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波黑等受到种族战争蹂躏的地区去化解人民之间的心理隔阂。当然在他著作中的案例，更多是人们日常遭遇来自家庭和工作中的沟通困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实际上与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教的某些实践不谋而合。他对感受的强调，与南传佛教中主张的对“受”的觉知相吻合，后者主张“受”即是“我”，截断因“受”产生的习惯性反应，就消解了烦恼的连锁效应。同时，“非暴力沟通”的立足点在于对自己和他人“忘记结果”的善意，马歇尔所说的爱，则是北传佛教中慈悲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