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洞察“最坏打算思维”的谬误性，但一旦联系到具体事例，我们很可能发现，盲目、盲从、盲动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你有没有听说“最坏打算思维”？这是一种颇为常见的风险分析与应对思路，就是将所有可能带来极可怕后果的低概率事件，统统视为完全确定的事件，由此来做出规避型的决策。仅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很容易洞察“最坏打算思维”的谬误性，但一旦联系到具体事例，我们很可能发现，盲目、盲从、盲动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全球每年都会发生多起空难，特别是那些造成较多人员伤亡的空难，将在一段时期内对区域性航空市场的上座率造成毁灭性打击。人们会将媒体、网络传播的飞机失事图片，与自己的出行选择联系起来，尽可能避免短期内选择乘坐飞机。一直要等到空难发生时间较久以后，航空市场的上座率才会慢慢恢复。
人们的这种选择，就是“最坏打算思维”的体现。飞机的失事率、事故遇难人数，都远远低于汽车出行，甚至下河游泳溺亡的机率和人数；因而不妨说乘坐飞机出行，是最为安全的。非但如此，人们并非因为一起或几起空难，就再也不选择航空出行，所抗拒的其实只是在空难发生后一段时间内坐飞机，这显然也体现了极大的盲目性。
基于“最坏打算思维”而作出错误选择的个例还有很多。比如，如今不少年轻父母因为听闻儿童侵害事件的新闻报道，担心陌生人对自家孩子也会做出不轨举动，因而采取了隔绝孩子社会联系的方式，不给孩子“做错事”的自由和为人所害的可能。但这样一来，因为缺乏社会交往的训练，许多孩子变得孤僻，长大后也很难融入校园和社区。再如，年轻父母总是倾向于将孩子的伤病估量的严重一些，因而造成了对药物的滥用。
波兰心理学家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1945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模糊难忍度”，指的是人们对待模糊的容忍态度，并由此形成了一项测试。测试证明，在遇到新颖性、不确定性问题时倾向于形成悲观判断，将事情看得过于分明、非黑即白的人，具有较差的风险分析与应对能力。
全球著名的风险专家迪伦·埃文斯在其所著的《风险思维：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一书中就将“模糊难忍度”概念，发展为“最坏打算思维”，翔实的描述了身处风险社会的人们因不具有基本的风险思维、“风险商”（相对“智商”、“情商”的一个概念），而面临的选择困境。
风险思维、风险商可以定义为准确估算概率的能力。我们现实生活中每一天都要做出许多方面的评估和决策，需要衡量相关方面的风险。风险思维的高低，就在于估算的准确性，有些人在风险和选择面前显得过度自信，也有好些人则表现为信心不足。
提高风险思维能力，首先需要懂得量化风险，用数字结果来表述所估算的概率，而不要用“可能”、“也许”、“不可能”、“很可能”、“很有能力”、“水平很高”等模糊的表述来干扰自己的判断。
风险思维的形成和提升，还有赖于对错觉的自我意识。
《风险思维：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书中梳理了心理学界最近几十年来对错觉的研究成果，包括：
经验法则，亦称“便利法则”，指的是人习惯于参照过去的经验，来进行概率估计，也可能因为恐惧或期待而扭曲自己的记忆，进而让估计、决策出现严重偏差；
选择性失明，亦称“证实偏见”，即只挑选有利于自己预期的信息，而忽略不利于证明预期的证据；
事后偏见，亦称“事后诸葛亮”，人们在选择出错后，用“其实我就知道该选择另一个选项”的理由来安慰自己，形成自我能力强大的错误认知；
读心术错觉，许多人都高估自己识破谎言、读懂暗示的水平，也高估他人读懂自己心迹的能力；从众心理。
美国布什政府任内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发表了一通备受诟病的言论，“有已知的已知，有些事情我们清楚我们知道。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未知的未知，即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番言论发表的背景是，拉姆斯菲尔德被媒体记者要求解释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消息来源准确性。
尽管拉氏的言论本身仅仅是为了敷衍记者，但单就言论文本来看，却可以说非常精炼的道出了风险思维所不可或缺的认知原则——如果懂得将信息、事物，按照“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未知”四个象限给予分类、分析，设法让后3个选择尽可能转化为“已知的已知”，就将极大提升对风险的认知和把控。
书名：《风险思维：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译者：石晓燕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6月第一版
风险思维是一种专门用来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它与智商无关，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未能发现它，因为只有在像美国天气预报人员、职业赌徒和对冲基金经理这样完全不同的、专业性很强的人群中才能找到它。这本书说明了风险商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