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让我再说一次，筹措资金应靠企业自身，它从未令我们失望。有一次，当人们认为我们陷于资金紧缺困境，我们用事实证明了，从企业内部筹得资金，远胜于向外部贷款。
1920年12月，全国所有企业皆陷于萎顿。许多汽车生产厂关门大吉，而其中不少都是完全由银行家控制的。一时流言四起，据说所有工业企业的财务状况都很糟糕。当不断有报道称，福特汽车公司不仅急需钱，还筹款无门，我立马便成了关注的焦点。
其实，各种关于公司的谣言，我早习以为常——如今我都懒得去澄清了。但这次的报道与往日都不同，描写得详尽细致，煞有介事。按它们的说法，我不再对借款抱有成见，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我在华尔街求爷爷告奶奶地四处借款。还不止这些，谣言还说我四处碰壁，很快就会破产，被迫退出汽车业。
我们的确面临问题，这倒不假。1919年，为了对福特公司全权控股，我们借了7000万美元的现金。这笔钱还有3300万要还。而我们应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已到期和快到期的一起，总共有1800万。此外，我们仍计划像往年一样，向员工们分发年终红利，其总额也有700万。也就是说，由1921年1月1日至4月18日，我们总共有5800万美元要支付;而我们的银行存款只有2000万美元。
公众似乎对福特的资产负债表都略有耳闻，他们好像也认定了，不靠借款，我们是没法筹得那剩下的3800万。因为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是不向华尔街贷款，短期内是很难筹到的。可实际上，我们的财务状况良好。除了2年前借了7000万美元，我们没有任何抵押的产权，也没有商业债务，向银行贷款并不是什么难事——其实对银行来说，还算得上一笔很不错的业务。
不过我发现，总有谣言声称，既然我们需要筹得资金，说明我们离破产也不远了。于是我开始怀疑，尽管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针对我们的谣言，但它们可能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后来我们得知，那些关于我们面临棘手财务状况的报道，都出自一个大腹便便的金融版编辑之手，他供职于《巴特尔克里克报》(Battle Creek，地名，位于美国密歇根州)。这样，之前的怀疑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然而，我并不打算澄清这些谣言。因为我们已拟定财务计划，但其中并不包括贷款这一项。
尤其得强调的是，最糟的贷款时机，莫过于当银行业的人都知道你缺钱的时候。在上一章我已概述了我们的财务原则。于是，我们便遵照这些原则，计划对公司进行彻底的整顿。
让我们稍事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1920年年初，开始有迹象表明，发迹于战时的过热投机企业再难以发展下去。一些在战争中壮大起来、却没有真正存在理由的企业纷纷倒闭。人们的购买力渐渐放缓。尽管福特的销售仍保持平稳，我们深知，它迟早会受牵连。
我开始认真考虑降价事宜，但各处的生产成本几乎已失去了控制。这厢工人们领着高工资，那厢，完成的工作却是越来越少。而想让原材料供应商正视现实，脚踏实地，则更是难上加难。很明显，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却鲜有人对此加以注意。
从6月份开始，我们的销售业绩逐渐下滑，一直到9月，每月都呈递减状态。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商品价格以适应公众的购买力;不仅如此，我们采取的措施要够彻底，以向公众证明，这次我们是下了决心实实在在地降价，而不是虚张声势。于是在9月，我们将房车的售价由575美元降到440美元。
这一价格远低于成本价，因为那时生产所用的仍是高价购入的材料。降价立即轰动一时，针对我们的批评声也随之四起。有人批评我们的这一举动扰乱了市场，而这正是我们的用意所在。我们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将市场价格由人为的过高水平拉至应有的水平。我坚信，如果在那时，或更早之前，生产商和经销商都能大幅降价，并对自身进行彻底整顿，经济萧条现象就不会延续这么长时间。
死守着高价只会耽误调整时机，结果谁都卖不出高价。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能承受短期利益的损失，我们不仅能使国家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和谐一致，还能走出无事可做的萧条期。死守高价只会令损失更大;死守高价者需为自己的高价股票支付股息，同时由于产品售价不合理，又损失了潜在利润。
失业现象使不少工人再无工资可领，导致销售商与消费者日趋对立。也有不少人提议，将巨额信贷移交欧洲，这样，欧洲还蒙在鼓里，我们却已经把高价股票处理掉了——当然，原话说得没这么直白。我想很多人是真心相信，就算不指望能收回本金或股息，只要将这巨额信贷推给欧洲，美国企业总归能从中获益。
的确，如果这些借贷由美国银行掌控，那些高价股票持有者很有可能清理掉手中持有的份额，并从中获利。然而银行拥有这样多冻结信贷，不像个银行样子，反倒更像是座大冰窖。只要还有一丝获利的希望，便死守着高价，我想这也的确属于人之常情，只是，要想好好经营企业，像这样是行不通的。
由于降价，我们的销量猛增，但很快又有所回落。因为凭我们一己之力，仍难完全迁就全国的低购买力，使得普通人都买得起。全国零售价普遍没有降至最低。公众对所有价格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决定，再进行一轮降价，并将每月产量维持在10万辆。当时我们的销量并未达到这一数额，但我们想在关闭工厂前尽可能将原材料都制为成品。
我们清楚，为了盘存与整顿，必须关闭工厂。我们希望下次开工时，能将价格降得更低，并备有成品存货以供市场需求。然后，便开始以低价购入材料，投入生产。我们下决心降低价格。
12月我们闭厂整顿，本打算2周后重新开工;但发现要做的事太多，将近6周后才开工。一待我们闭厂，有关福特公司财务状况的流言蜚语又渐渐多起来。我知道不少人希望我们向外贷款——一旦我们借了款，我们就得在生产经营原则上作出让步。我们没有也不想向谁借款。倒是有人想借给我们钱。
一家纽约银行派人上门拜访，并提出了一项财务计划。依据该计划，银行会贷给我们一大笔款，但同时银行也会派一名代表出任我公司的财务主管，负责公司财务。我肯定银行也是出于好意，然而我们无意借款。不过当时，我们的确缺名财务主管，这一点银行对我们的观察倒是准确的。我让我的儿子埃德塞尔(Edsel)兼任公司财务主管及总裁。这样，财务主管空缺的问题得以解决，那再也没有什么是银行能为我们做的了。
于是，我们开始彻底整顿。战时我们不得不生产各种军需物资，暂时放弃了只生产一件主要产品的原则。我们因此新增了许多部门，行政人员也增多了，而分散生产带来的浪费现象也日渐增多。军用物资的生产都很赶，从而产生了大量浪费。我们开始将所有无益于汽车生产的东西清理掉。
预算中唯一需要立即支付的，便是发给工人们总额达700万美元的红利。红利发放完全是我们自愿的。虽然没有规定非发不可，但我们仍想在新年的第一天发给大家。我们用手中的现金支付了红利。
我们总共有35家分厂遍布全国，均为组装厂，但其中22家也可以自主生产零部件。当时它们都停止了零部件的生产，不过仍继续组装汽车。在我们闭厂时，底特律的工厂几乎已没什么汽车存货。我们将所有的零部件都运往分厂。到了1月份，底特律的经销商甚至不得不去芝加哥和哥伦布(Columbus)取车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
各分厂根据经销商一年的定额，配给他们足够销售一个月的汽车数量。经销商也卯足了劲拼销售。1月下旬，我们召集了约1万名以工头、副工头、助理工头为主的生产骨干，开始恢复高地公园工厂的生产。同时，我们收回了国外的账，并将之前生产的军需产品卖掉。
这样，恢复全面生产的一切准备已然就绪。我们逐渐恢复生产，且保持盈利。通过对公司的彻底整顿，我们将造成高物价低回报的浪费现象一扫而光。同时我们也把所有没用的东西低价处理掉。整顿前，每辆车每天需要雇15名工人，整顿后则只需要9名。
这并不意味着其余的6个人就此失业;他们只是停止之前那种没有产出的状态。我们处理物品及精简人员，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原则：所有人与事物，都必须有利于生产，否则没有留下的必要。
我们将行政人员精简至一半，并在车间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岗位。他们大多接受了新工作。我们废除了一切对生产没有直接帮助的订货与其他数据的记录。之前我们保存了成堆数据记录，只因为研究它们还挺有意思。但光靠数据可造不了车——所以它们被统统废除了。
我们撤掉了60%的内线电话。本来，公司里也只有少数人需要电话。以前每个工头负责5名工人，现在增至20人。其他工头则调去负责机器操作。
我们将企业管理费由平均每辆车146美元降至93美元。当你认识到，这对超过4000辆的日产量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便会明白，不是通过过分节省，也不是通过减薪，而是通过减少浪费，我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价格。最重要的是，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我们减少了所需要的资金数。
而在提高资金周转率方面扮演最重要角色的，莫过于我们买下的底特律-托莱多-艾恩顿铁路(Detroit, Toledo, & Ironton Railroad)。铁路在我们的经济规划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面我会专门拿一章出来对此进行探讨。
在稍做试验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货运服务，将生产周期由22天降至14天。这就是说，原材料从采购、制造到作为成品交付经销商手中，所用时间(大致上)比之前减少33%。
我们备有价值约6000万美元的库存以保证生产不会发生停滞。缩短1/3的时间，意味着我们只需备4000万美元的库存，或是每年节省下120万美元的利息。再算上成品库存，我们又节省了约800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能节省2800万美元的资金，以及这笔钱的利息。
1920年1月1日，我们还只有2000万美元。到了4月1日，我们已有8730万美元。或者说，除去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我们还有2730万的余额。这些都是靠挖掘企业自身资源筹得的资金!
以下为这笔钱的出处：
1.已有的现金(1月)⋯⋯2000万美元
2.处理库存换来的现金(1月1日至4月1日)⋯⋯2470万美元
3.加速商品流通产生的利润⋯⋯2800万美元
4.收回国外货款⋯⋯300万美元
5.出售之前所产的军需用品⋯⋯370万美元
6.出售“自由公债”*⋯⋯790万美元
总 计⋯⋯8730万美元
* Liberty Bond一战时期美国出售的一种公债——译者注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自夸我们所取得的傲人成果，而是为了指出，企业可以不通过贷款，而通过在自身发掘资源来筹得资金。同时，我也希望能引发人们思考：我们是否应该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借贷?这样是否让银行家不劳而获，过得太安逸了?
我们本可以贷到4000万美元——只要我们愿意，还可以贷到更多。假使我们贷了款，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会因此调整得更好以发展企业么?还是说每况愈下?要是贷了款，我们就会觉得没必要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假使我们以6%的利息借到钱——其实算上佣金及其他我们要付的比这还多，光利息一项，以年产50万辆计算，每辆车就要增加4美元的成本。
即使有更好的生产方法，我们也无法享受新方法带来的利润，还会被负债压得喘不过起来。到那时，每辆车的成本大概要多上100美元;因此顾客群缩小，我们不得不减产;我们雇用的员工数也随之减少。简言之，我们便没法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应该注意到，针对企业问题，金融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总是借钱，而不是改善生产方法;他们没提议安排一位工程师进厂，倒是要安排位财务主管。
这就是让银行家掌控企业的弊端所在：他们的出发点总是钱。他们认为工厂生产的是钱，而不是商品;他们只想确保利益，而不是生产效率;他们不能理解，企业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不进则退;降价在他们看来，就意味着白白放弃利润，而不是对企业的重建。
以上内容选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超级产品的本质》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