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