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代表作《摩登时代》讲述了一个蓝领工人的荒诞故事：没日没夜的重复性劳动令夏尔洛患上“职业病”——看到任何类似形状的东西都会下意识地去扭，大街上一位裙子上带有六角形纽扣的女人就惨遭其毒手。自然界的日出日落已经与夏尔洛们毫无关系，他们的身体不再由自己支配，而是与机器的运作牢牢捆绑在一起。
即便是现在，身体和工作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危险关系”。
一种病态的“政治正确”
在《无尽工作》（Work Without End）一书中，学者本杰明·哈尼卡（Benjamin K. Hunnicutt）认为20世纪初期消费主义的兴起、价值观和文化的转变让美国人开始将工作视为一种“英勇化”的体现：“如果你努力工作，那你所有的罪恶都可以被原谅。工作产生了新的道德高地，人们已经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努力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如果有人穷得饿肚子，那实在为你感到抱歉。”
与此类似，现在的中国仍是一个正在上升的经济体，人们仍然将努力工作视为某种“信仰”。亚洲研究学者杰夫·金士顿（Jeff Kingston）这样认为，而且相比英美国家的企业，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企业显然更加信奉组织中个人的“完全奉献”。
在一篇名为《爬行报告：如何迷失在后厂村路》的文章中，作者将北京后厂村路定义为“像下市政管道般发挥着运输功能……它运输的不是流水，而是一群一群的劳动力”。道路南边，在汇集了包括百度、腾讯、网易、滴滴等300家互联网公司和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关村产业园里，“员工们要么待在建筑怪物里吃饭、办公，要么就下班坐车回家。一位园区的上班族说，自己就像深圳女工，‘我的同事说此地像古拉格（前苏联专管劳改营的部门），这有些夸张，不过想想也挺对，白天拉过来干活，晚上拉回去’。”
效率、贪婪和野心并存的后厂村路，可谓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微观缩影。用体力与脑力换取KPI——后者往往是下载量、点击率、转化率等冰冷无情的数字呈现，牺牲休息和休闲时间的疲劳加班更已是业界常态。2016年10月，年仅44岁的春雨医生CEO张锐突发心梗去世的消息，再一次将互联网从业者的健康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研究报告》称，只有2.22%的互联网从业者没有出现明显的健康变化，但受眼疾、颈椎病、困倦或身体素质下降困扰的却接近或超过了被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
虽然从科学的观点看，疾病是一种必然现象，但这个时代对“狼性”的公开鼓励，不知是否算得上从业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诱因之一。无论是华为创业时的“床垫文化”、百度几年前的“淘汰小资”，还是巨人网络去年的“赶走兔子”，无一不体现了企业趋利避害的本能：那些视工作是人生一部分而非全部、追求生活舒适、人缘好但不出业绩、霸占岗位资源和机会的员工就应该被驱逐，那些能够把床垫卷在铁柜下，累了席地而卧、醒来继续工作的进攻型人才被重用。一位前亚马逊人力资源总监形容这家公司有着“刻意为之的达尔文主义”文化，这也让它变成了“一家令员工憎恨的伟大公司”。
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免费或便宜三餐、舒适的工作环境、完善的娱乐休闲设施等，大有将员工长期“圈养”在公司的意味。夏尔洛工厂里的自动喂饭机太残酷且魔幻了，但抛开形式，现在许多所谓的“福利”相反是精于算计的结果——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刺激工作产出的地方。
在这样的组织中生存，个体压力可想而知。曼彻斯特大学组织心理学教授凯利·库伯（Cary Cooper）认为正是激烈的竞争和裁员压力导致了“出勤主义”的盛行。与旷工者相反，“出勤主义者”往往早出晚归，在公司里展示存在感。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一点不假：研究身体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身体是“未完成的实体”，不仅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并且会被烙上社会阶级的标记。举例而言，工人阶级及其身体之间存在的便是工具关系：为了生存，身体便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而现如今，虽然不用从事机械性的体力劳动，但透支身体的工作方式已是许多白领的习惯做法——身体的工具性没有消失，目标是加薪、晋升或不被裁员，在 “客户至上”“永不满足”主义盛行时，加班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政治正确”。“就像运动员比腿上谁的伤疤多，我们比谁睡得最少。”一位硅谷程序员如是说。此时，疾病，这种在现代医学看来大部分源于人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现象，便大有可乘之机。
技术革命是“骗局”一桩？
通向成功的上升通路看似单一，社会中人却各有各的焦虑。英国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尔默（Michael Marmot）就发现，工作压力似乎集中在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90后”创业者、空空狐CEO余小丹在一天晚上于家中工作时，痫症发作突然昏厥。而几个月前，她就已经出现了体重骤减、脸色苍白、严重头痛等症状。据她形容，“去医院的频繁程度就像零件轮番报废的机器人，好多次都是拿了药就从医院直接去工作地点”。除了创业者，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也无法幸免。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CEO往往深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和心脏病的困扰。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和对失业的恐惧，是人们长时间工作的主要原因。前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高级研究院保罗·格雷格（Paul Gregg）认为，赚钱的机会变得更多了，但从社会层级中摔下来的后果也更严重了，而且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人们拼命工作就是确保他们不被踢出‘赢家’的那一列。”
这几年硅谷缔造的创业神话更是将“成功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貌不扬、不善社交的“码农”完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身家过亿，他们创业的出发点好像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热情的关切，将对身份和金钱的欲望隐藏在一个个看似无懈可击、充满人文关怀的伟大商业故事里。现在的人们愿意以健康为代价超负荷地付出，事实上正是接受了这样一种集体想象：此时与之前的任何时候都不一样，互联网和新技术赋予了每个人一次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能够快速地进入精英阶层、对自己的人生实现完全的控制并获得安全感。
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实现价值，还能够加快效率、减少摩擦、杜绝浪费，那我们是否就要对之顶礼膜拜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相较于农民，先前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不仅更加丰富，遭遇饥饿和疾病的情况还更少，“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这是小麦而非人类的胜利，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和操控，使后者不得不违背自己身体构造，身患腰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累得半死也要照顾这种并不好伺候的作物。
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一万年后，不管是坐在传统格子间还是在最流行的开放空间里办公，人类都如同被计算机和互联网“驯化”的高等生物，不仅难有户外活动的机会，还会面临腰椎疾病、颈椎疾病、心肺功能降低、肌肉萎缩、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腕管综合征和肥胖等疾病问题——究竟是我们在利用技术提高生产，还是技术在控制我们？更何况，移动化的办公软件更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不知不觉延长了工作时间。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社交化移动办公软件市场累计注册用户8300万人，企业用户已经达到600万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技术实现的自动化都比人力更胜一筹。在一次内部分享中，刘强东曾说，现在京东全职加兼职的100多万名员工，完全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创新加快，工作岗位却更少，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Erik Brynjolfsson）的话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悖论。”
现代生活中的苦修路径
身体越是疲惫，维持富有精力的身体状态就越成为新中产阶级，或者是向往精致生活的人标榜的价值观。他们意识到，身体不仅是工作的本钱，还拥有社交属性，是一种需要细心维护的资产。于是带来了对健康有机的饮食结构，看似回归原始、尊重身体生物性的生活方式的大力崇拜。当然，这些通常离不开商业社会对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引导。
现在各类健康管理软件已经能够将身体各项指标进行简单的符号化，可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确监督和严苛控制；还能够满足身体的社交功能：跑步的公里数、消耗的卡路里、最新的健身器械和服饰、热量极低的蔬菜沙拉和蛋白质代餐以及高难健身动作，都成为现代白领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社交货币”，在朋友圈宣告自己对体形、时间和精力管理的胜利。
但也不乏矫枉过正。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说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的文章中，作者将长跑称为一种“现代生活中的苦修路径”，人们从以肢体痛苦为代价获得的多巴胺，来体会喜悦和宛如新生的感受，以改造身体的方式反思工作至上的生活方式。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比赛，正是这种新宗教的弥撒仪式。而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跑步是弥补了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成为他们生活中颇具意义的一件事。而数月前的一次马拉松现场，“还差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的横幅简单粗暴地道出许多跑友的内在动机。
但中国的马拉松比赛显然已经太多了：数据显示，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多达306场，我国每年参加马拉松的人数超过100万人。《2015中国跑者调查报告》称，在马拉松消费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了70%，从事IT、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占比较高；年收入5万~15万群体约占50%；收入15万以上的约占20%。而就在去年12月10日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场，有两名参赛选手倒地，意外猝死，而在近三年的14起猝死案例中，大部分是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运动，现代人都好像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中间地带；而无论身体还是大脑，都存在着生理极限。“如果我们无视100多年来对人类工作效率的研究，把人当做匹配着有缺陷的电池的机器人一样去管理，我们就浪费了人的才能，牺牲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企业家兼作家的玛格丽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