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周末，伴随着公共汽车驶过摄政街的隆隆声，人们挤进苹果商店，掏出积蓄，激动地买入新款手机。如果他们看一眼脚下的路，也许将感觉到来自远古的震颤。路面由灰色砂岩铺就而成，一道道刻痕历历在目，那是一条大河的波澜涟漪，它曾流经奔宁山脉，以及无数沼泽、植被、高山和开阔的泛滥平原。这些遗迹可追溯到三亿年前。
它们的形成年代是石炭地质时期，在地面上，两栖动物在树蕨类植物和杉叶藻之间移动，哺乳动物和恐龙尚未横空出世。这条不知名的河流一路裹挟着微小的岩石颗粒，随着水流的冲刷，岩石颗粒沉积在河床上，长年累月，经过挤压和粘连的过程，形成一种被称为约克石的砂岩，这就是伦敦传统的铺路材料。当你停下脚步凝视砂岩时，无异于向那个先于人类存在已久的亘古世界匆匆一瞥。
相对而言，城市或街道地质学则要年轻得多。20世纪70年代在伦敦大学学院，地质学家埃里克·罗宾逊博士开始探索一种想法，即地质学课程不应仅限于遥远的实地考察，而要通过我们城市的建筑和街道来传道授业。英国人可能不会经常去往挪威，但他们可以在当地主要街道的店铺门前找到抛光的挪威歪碱正长岩。它是火成岩，岩浆熔化、冷却后的产物，极其美丽，是一种带有蓝色闪光的深绿色长石晶体。今年四月我去滑铁卢车站，与露丝·西多尔聊了聊。以前她与罗宾逊一起工作，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当时她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板块构造学博士学位。那个时期，只有罗宾逊一个人认为，认真研究构成城市的建筑材料有助于挖掘城市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为学生和市民出版了一系列伦敦周边的地质漫步丛书。
西多尔说，“伦敦的石头来自世界各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和大多数地方，人们倾向于就地取材，建造城镇和城市。在伦敦则绝无可能，因为这座城市耸立在一片天然盆地之中，白垩基底向西北延伸至奇尔特恩丘陵，向南延伸至北部丘陵。当地人曾经烧制砖瓦，但城中的粘土和城基的白垩都太软，难以成为令人满意的建筑石料。西多尔同意带我做一次从滑铁卢到圣保罗的新式地质漫步。在我们喝咖啡的拜奴歌咖啡馆，她取出相机，对着台面拍照：“大理石，”她说，“一种变质岩，可能来自意大利卡拉拉。”变质岩是三类岩石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火成岩和沉积岩，变质岩与二者皆有联系，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火成岩和沉积岩经过加热、加压后可生成变质岩。
在我们周围，阳光强烈地照射着车站的白色墙壁和高耸的凯旋门。滑铁卢车站是1900-1922年间建造的，使用了伦敦经典的建筑材料：来自多赛特郡的石灰石，也叫波特兰石，那是一种可上溯到1.45亿年前的沉积岩，形成地点位于一处浅浅的侏罗纪海洋底部，当时多塞特郡的气候与现今的巴巴多斯好有一比。西多尔向我展示了这种岩石看似光滑的表面，实际上它是由数以百万计的鲕石（因潮汐作用形成的微小碳酸钙球体）和外表破损的砂砾组成的，灰色蚝壳碎片清晰可见。它先是从海上运抵伦敦，1619年被建筑师伊尼戈·琼斯所采用，后来又被克里斯托弗·雷恩和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广泛用于教堂的建设，伦敦大学学院、白厅、大英博物馆和许多其他建筑都使用了这种石材。它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在于原料易于采集，供应充足，对天气变化有很强的适应性，在贸易中它被称为易切砂岩，因为人们可以从任何方向对它进行切割。
我们一边走，西多尔一边拍照、做笔记，她正在与地质学家协会合作，编制一本伦敦石头目录，同时，还在网上发布一系列地缘漫步资料，并作个人收集之用。当我们在一座办公楼前停下、抓拍几张花岗岩照片时，两名少年盯着我们看。“要想这样做，”西多尔说，“你必须厚着脸皮，别怕成为公众眼中的十足怪胎。”
她以前的工作属于地质考古领域，研究希腊和罗马建筑用石的地质情况。现在，她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学生福利处主任，这个职务让她可以探索自己所迷恋的城市地质学，而不受地质系的限制，因为埃里克·罗宾逊提出的方法（也就是将地质学置于人类框架和时间围度内）依然难以适用于英国学术界当下正在研究的主题。
在南岸的皇家节日音乐厅外，我们看到了本次漫游中最古老的岩石：比勒陀利亚的玻黑辉长岩，已有20亿年历史了，位于1985年建造的纳尔逊·曼德拉巨型半身像的底座。在大厅里，游客们往来穿梭，横幅广告上印着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合唱团的演出场景，而我们则在注视着来自德比郡的化石石灰岩地砖。这是一种奇异的紫色石材，上面遍布各种浅色图形：圆形、长方形，这边看起来有点像音叉，那里看起来像蚕蛹，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让我不禁想起哈勃太空望远镜在太空中拍摄的图像。事实上，它们是海百合的化石遗迹，那是一种石炭纪时代的生物，生长于5000万年前，比恐龙出现得还早。“这是海百合灰岩的最好实例，”西多尔说，“我已经看过了世界所有地方。”当皇家节日音乐厅的喧嚣散尽后，你还可以在邦德街的爱马仕门店看到更多。
穿过黑衣修士桥时我们谈到，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看到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宣讲视频，写信给五角大楼说，他认出背景里的岩石表面，非常清楚地知道视频是在哪里拍摄的。地质学家往往术业有专攻。有一次在实地考察伦敦附近的白垩采石场时，我问组织者，他最喜欢什么岩石？大家都沉默了，最终其中一人转过身来，用令人不舒服的语气说，我竟然向英国最重要的白垩专家询问他最喜欢什么岩石！
我决定冒险向西多尔提出同样问题。“花岗岩，”她说，“它们有点儿像冰淇淋：配方基本相同，但世界各地口味各异。”
花岗岩是另一种火成岩，主要成分是长石、石英和云母，颜色范围从燕麦色（例如建造滑铁卢车站基座的康沃尔花岗岩）到暗红色，再到光亮的橙红色（例如来自阿伯丁郡的彼得赫德花岗岩，黑衣修士桥北端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就是用它制成的）。打磨抛光后，花岗岩看上去相当可人，酷似20世纪70年代食谱中的花色肉冻。
我们停下来，观看一条满载游客的小船沿泰晤士河隆隆而下。“关于花岗岩，你知道还有另一桩了不起的事吗？”西多尔说，“陆地的成因就基于此。”大约40亿年前，在浮力的作用下花岗岩升起，形成了大陆地壳，也就是欧洲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英国，花岗岩被用作路边石。
19世纪，由于财富的不断增长和铁路的发展，花岗岩和其他材料可以更轻而易举地从英国各地运到伦敦，如今，石料往往来自更远的地方。在我们漫步途中，看过的石头分别来自康沃尔郡、多塞特郡、阿伯丁郡、苏格兰高地、意大利、希腊、挪威、瑞典、中国、南非和澳大利亚。自从罗马人将大理石运抵伦敦以来，某些特殊的石头便一直从海外远道而来。（要想看到很好的实例，不妨学学我们，去喝点儿酒，因为黑弗莱尔酒吧富有新艺术风格的内部，就是用绿色、紫色和赭色大理石装饰而成的。）但在今天，日常使用的更多建筑材料（如花岗岩路边石）来自遥远他乡。正如泰德·尼尔德在新书《地下世界》中所论述的，由于低廉的油价和国外劳动力（所需成本要将体面的工作环境计算在内）的缘故，如今英国公司已不再从阿伯丁郡采购石材，代之以中国或印度的花岗岩。这种事令尼尔德和西多尔相当头痛。
部分原因跟保留建筑物或地区的特色有关：印度花岗岩与康沃尔花岗岩大不一样。更紧迫的是，这牵涉到环境问题。我们采购建筑材料的地点越远，燃烧的化石燃料越多。绝大多数科学家都会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更复杂的是，英国许多岩石的现存区域已被划为国家公园，不能轻易开采。这种情况演变成一种悖论：景观之美可在短期内得以保存，其代价是，该景观未来将无法以现有形式留存于世。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地质学会听过一场演讲，该学会前会长布莱恩·洛弗尔谈到5500万年前的一次气候事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地质学家从岩石研究中发现，大量碳被释放到大气中，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上升。“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造成大批哺乳动物灭绝，”西多尔告诉我。“此后，哺乳动物的进化不得不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气候变暖对我们哺乳动物十分不利。是的，地球将重新调整，其他东西会出现，但不会是我们，这种想法让人觉得不妙。”
“一位地质学家被蒙上眼睛，进到一座崭新的小镇，虽然对这里一无所知，但只有看看建筑物上所用的建材，他就能够了解当地的地质信息，”矿物学家、岩相学家弗朗西斯·罗多里科如是说。我在《实用勘探》杂志的一篇文章里碰巧看到了这句话，伦敦和罗多里科镇两地的建筑材料对比也让我大开眼界。是的，伦敦拥有传统的建筑石料，但一位闲坐在南岸的地质学家可能很难解释皇家节日音乐厅所展示的本地地质状况。与露丝·西多尔一同漫步后不久，我前往意大利，见到了此文的作者文森佐·莫拉教授，他是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地球科学系的系主任。
那不勒斯城建在斜坡之上，从海港向上延伸到绿色的山头。高楼林立，昏暗狭窄的街道蜿蜒其间，洗好的衣裳挂在窗口，滑板车的嗡嗡声随处可闻，小巷尽头赫然呈现出一方阳光明媚、尘土飞扬的广场。教堂的外墙稀松平常，内部则全部由大理石镶嵌而成，散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夺目光芒。这所大学始建于1224年，校友中包括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整座学院占据着一系列坐落在市中心、历史悠久的恢弘建筑，还包括美丽的皇家矿物博物馆，成排的玻璃门木柜里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5万个标本。
我在莫拉那间白墙面、高屋顶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本人。他在一只外观疙疙瘩瘩的灰色烟灰缸里掐灭了香烟：“熔岩制成的，”他说，“取自埃特纳火山。”他的一些同事赶到，到处寻找咖啡机，在成堆的书籍间出出进进。有人提到罗多里科的名言，所有地质学家开始谈起颜色。就地取材建造的城镇往往有着鲜明的配色方案。罗马是白色和红色——白色是石灰华（石灰石的一种形式），红色是红砖。佛罗伦萨是白色（大理石）、灰色（彼得拉小威，砂岩）和绿色（蛇纹石），那不勒斯是土灰色和沙黄色——维苏威火山的熔岩、皮佩尔诺和那不勒斯的黄凝灰岩。
伦敦的传统石材很大程度上是在水下形成的（例如波特兰石、约克石），那不勒斯的石头则来自火中。它们是岩浆岩，即火山岩的前身。那不勒斯人像之前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生活在火山活动统治的版图上。这是一个富饶的国度，但变化莫测。在矿物学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它在1944年最后一次爆发。在博物馆西部，也就是莫拉及其同事阿莱西奥·兰杰拉教授生活的地方，是一片地势平坦、人口密集的区域，到处是火山口、温泉和喷气孔，名叫坎比佛莱格瑞，也被称为“愤怒之地”。“大概比维苏威更危险，”兰杰拉乐呵呵地解释说，“因为喷发不会只发生在一个地点。”他和莫拉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那不勒斯中学。两人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兰杰拉的房子位于可能遭受火山活动侵袭的红点地区。后来，兰杰拉谈到意大利需要更多专业地质学家。“因为我们有山体滑坡，我们有地震，我们有水灾，我们有火山——你正在寻觅的一切，在这里都能找到！”
火山喷发在地表释放出岩浆。岩浆以火热的粘稠状液体或熔岩的形式，从排气孔或裂隙中流出，温度可达700-1,200摄氏度。这期间可能伴随着爆炸性爆发，喷射出固体岩石颗粒，从微小的火山灰碎片到大块岩石全部都有。当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爆发时，庞贝城被掩埋在刘米厚的灼热火山灰中，大部分居民丧生。与莫拉和兰杰拉步行穿过那不勒斯城中心，我一直在思考，人们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使所有这些火焰和硫磺变得如此驯服。庞贝古城一日游能让你看到那些掩埋在灰烬中、大大有名的尸体演员，但在矿物学博物馆，却能见到一系列用后来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浇筑成型的纪念图章，趣味盎然，而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居民们则走过维苏威火山熔岩制成的、坑坑洼洼的暗灰色石板上，如常地过活。
在一处安静的庭院中，几座名人半身塑像伫立在棕榈树和翠绿色植被之间，我们停下来审视一片被称为皮佩尔诺的灰色风化岩石。莫拉说，“这是地中海最大一次火山喷发的产物，距今20万年。”
3.9万年前在坎比佛莱格瑞地区，发生了坎帕尼亚熔结凝灰岩超级火山爆发。在它旁边，庞贝城、甚至喀拉喀托火山的破坏规模堪称小巫见大巫。这片区域的面积与比利时国土相差无几，被快速流动的极热火山灰、飞溅岩石和房子般大小的白热圆石的混合物所覆盖。“火山喷发的物质最远飞到了俄罗斯，”莫拉说。这场爆发创造了皮佩尔诺岩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是由浅灰色火山灰和扁平的黑色火山渣（也就是从火山喷出的玄武岩熔岩）共同挤压而成的。因为材质坚硬笨重，偶尔会用在建筑表面，赋予新耶稣教堂一种拒人千里、固若金汤的威严，但是，更常见的用途是制成大门和纹饰。有时候，由于石材切割的角度关系，皮佩尔诺岩石会产生出黑色小火苗在建筑物表面摇曳不定的效果。
在通往大学北侧的街道上，我们通过了一处罗马风格的城墙，装饰有钻石图案，用料包括粉红色砖块、黄色石头，以及从希腊挖掘的砂土色岩石。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建造，往往使用相同石材：那不勒斯黄凝灰岩。与南非辉长岩相比，凝灰岩是一种年轻的岩石，形成年代距今仅有1.5万年。像皮佩尔诺岩石一样，它在此地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由火山灰压缩而成，但它源自后来一次规模更小的火山喷发。凝灰岩也更软、更轻、更易切割，可谓一种良好的建筑用石，如果不受风化侵蚀，通常会有一层黄色灰泥覆盖与石材本身的沙土色相呼应。如果这层灰泥消失的话，凝灰岩便会呈现出海绵状外观，布满了貌似气泡的微孔。在圣多梅尼科教堂广场，我用手指轻轻滑过一块裸露的岩石，它像沙堡的城墙一样破碎了。除了宏伟的教堂、宫殿和人流如织的广场，你还会注意到断裂的砖石、涂鸦墙、暂时停工亟待修复的小教堂。兰杰拉说，“保护那不勒斯的最重要问题是找钱。”
红酒制造商谈论风土，也就是影响当地葡萄质量的土壤、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露丝·西多尔认为，石材也受风土影响，这似乎与那不勒斯的建筑相吻合。伦敦建筑商从外地运来石料，那不勒斯人则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他们只需向下挖，取走城市底下的凝灰岩，将它们堆到地面，建成房屋、商店和公共建筑便大功告成。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片庞大的地下网络，约有2,000座溶洞，成为深深隐藏在凝灰岩中的第二座城市。后来，这些地下空间被派上诸多用途，例如充当水箱和垃圾场。
莫拉带着我去见他以前的学生赞布罗塔·米宁，后者目前正在开发一条部分被废弃的复杂通道——博尔博奈卡长廊。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城里一处废旧车场，但米尼已经将其改造成一座梦幻般的博物馆、艺术品、音乐厅和冒险乐园，向公众开放。当我们穿过隧道时，废弃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和快要散架的韦士柏摩托车在黑暗隐现，一切都被涂上一层细粉，仿佛是从巴拉德的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现代社会消亡时的一幕。“2005年政府派我到这里调查这些洞穴，”米宁说，“我爱上了它，就像爱上了一个女人。”他指着一块地方，二战期间，那不勒斯人曾在那里躲避盟军的空袭。“我想拯救它们、保存历史。”
在《实用勘探》杂志的文章中，莫拉和兰杰拉写到，他们为那不勒斯黄凝灰岩等传统性本地建材的使用量下降而感到忧虑。这种故事以前也有耳闻。如果要保护那不勒斯周围的景观，那不勒斯附近的采石活动必须停止。莫拉和兰杰拉赞成有限地采掘本地区的石料，方法是采用侵入性更小的现代技术，为景观修复和建设重要建筑结构提供材料。在伦敦，西多尔曾为来自中国的石材忧心忡忡。在米拉利亚广场附近，兰杰拉指着一排外观崭新的灰色圆柱。“熔岩，但不是本地的，”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的。”
离开那不勒斯前，我走回圣多米尼克教堂广场，路过一座小教堂，墙上长着粉红色花朵，已经攀得比附近的钟楼还高。在广场上，学生们穿着厚重的靴子、带着金属环，坐在铺路石上聊天、抽烟。经过几代行人的摩擦，熔岩表面像玻璃一样铮明瓦亮。多少代？多少年？自从滑铁卢车站的石灰岩或曼德拉雕像底座的辉长岩形成以来，还要度过多少年？我的大脑罢工了。我甚至无法理解3.9万年，真的不能。凭借区区80年的寿命，我们怎么了解三亿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地质学家所说的深时概念（指的是地质年代）是指地球形成之初，大约距今46亿年前。如果我们用24小时来做个比喻，把一整天时间作为深时，那么，陆生植物要到晚上9:30才会生长出来，恐龙的现身时间是下午10:40。在午夜前两分钟，我们的祖先与原始人种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照这样想下去，很容易让人大脑脱线。面对浩瀚的世界、渺小的人类、无情瓦解的砖石建筑，麻木一点似乎也说得过去。
在那不勒斯，坐在广场上的咖啡厅外面，我翻看着自己做的笔记。“是罗多里科首先谈到了地质学和建筑石料之间的关系，”莫拉的一位同事说。“如今在那不勒斯这儿，我们正在建筑师和工程师之间构筑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试图解决被保护性建筑的腐烂问题，”慢慢地，我感觉到有人穿着白色工作服，三三两两进到广场。他们聚集在中心地带，展开手绘横幅，有人拿来出一台摄像机。我走过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女士解释说，2013年欧盟已拨付了一大笔款项，用于那不勒斯历史中心的修复。（后来我了解到是7500万欧元。）这些人大部分是失业的艺术和建筑修复专家，希望引起公众对该项目的关注。他们十分兴奋，但很焦急，到处有人抱怨工期延迟、官僚无能，也许还有弊端传闻。“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这位女士指着周围说。
我与露丝·西多尔的漫步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告一段落。在我们之上，教堂外观由波特兰石构成，通体洁白宁静，闻名遐迩。大教堂台阶的正面铺着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内部嵌板是红色和灰色的瑞典石灰华。如果你蹲下身来研究一下石灰华，就能认出幽灵般的白色斑纹，类似断裂的圆锥体。这是奥陶纪时代的巨型鹦鹉螺，一种类似鱿鱼的海洋生物。
从古至今，只有极少一部分生命才能变为化石，而在这些化石中，又有极小一部分可以呈现在人类面前。不为人知的几率实在太高了。某个生物死亡时，躯体要完好无损。要有一次特殊性事件，例如猛烈的风暴雨，将它掩盖在足够深的地层中。沉积下来的岩石不能因地球深处的压力被挤压和改变，否则，化石将遭到破坏。这种沉积物必须形成某种特定的岩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才能被开采出来。于是我想，这块经过4.4亿年的沧桑巨变而幸存下来的岩石，静静地躺在一堆同伴中间，在17世纪的瑞典被某个人选中，运到了伦敦，变成了新教堂的一级台阶，这个过程是多么奇妙、多么匪夷所思啊！它可能见证过1806年纳尔逊的葬礼和1965年丘吉尔的追悼仪式，还亲历过1981年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礼，以及2012年的“占领”抗议活动。
在哈代的小说《一双蓝眼睛》中，亨利·奈特被困在悬崖边，面对一块三叶虫化石。 “眼睛，死气沉沉，变成了石头，现在正盯着他......一瞬间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曾经鲜活的形象，一个需要被拯救的躯体，正如此刻的他。”从地质学的角度思考，意味着深入探索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浩瀚无垠的地质年代。化石带给人们的震撼则截然不同，那是更小的、个人的感受：一个生物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我们自己，有着亟待被拯救的身体。
当我们在午后的阳光研究巨型鹦鹉螺时，游客们纷纷涌上台阶合影拍照。我想起奈特凝视三叶虫的情景。“时间像折扇一样合起来。他看见自己站在岁月的尽头，同时面对着开端，以及中间的数百年。”
译者：斯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