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活动相比，1月18日显得波澜不惊。中国人似乎已经忘记，正是在10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多条要求，妄图通过史称《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变成事实上的日本保护国。
日本的这些秘密要求史称《二十一条》，共包括五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主导地位。第三部分承认日本在中国中部工业中心的特殊利益。第四部分禁止中国将更多的沿海地区和岛屿让与或租借给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最令人愤慨的是第五部分。这个部分要求中国聘用日本顾问，试图藉此掌握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际控制权。这些要求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冲击，类似于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这些臭名昭著的要求提出之际，正是东亚霸权易主之时。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中惨败，地区霸权首次从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后来，日本又在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巩固了日本在南满和朝鲜半岛的地位，这使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进一步膨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迎来了共和时代，但中国依然弱小，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而且，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面临着各地军阀的威胁。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创造了进一步侵占中国的良机。由于这场大战是在欧洲进行，因此日本觉得其他列强不会有兴趣反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出于这些原因，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认为，在战争威胁的帮助下发出最后通牒会促使中国接受所有要求。
日本十分清楚，这些要求会引发负面反应，于是要求中国保密，并威胁说，如果走漏风声，就会采取“激烈措施”。在中国民众的印象中，袁世凯是个卖国贼，但历史档案却显示，袁世凯及其高级僚属努力抗争，希望最大程度降低《二十一条》对中国主权的伤害。
在收到日本的要求后不久，袁世凯命令中国的高级外交官绝对不能同意第五部分的要求。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试图尽量拖延谈判进程。从2月2日到4月17日，中日共进行了25轮谈判。袁世凯不顾日本的威胁，让他的政治顾问向《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后来这位记者在2月12日进行了公开报道。
在寻求国际支持的过程中，袁世凯还采取了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他希望，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明显威胁的欧洲和美国会约束日本的侵略举动。虽然美国延续其在中国的低风险战略，但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警告称，美国不会承认对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犯。正如伯特伦·莱诺克斯·帕特南·威尔（Bertram Lenox Putnam Weale）在《来自太平洋的一则欠审慎的记事》（An Indiscreet Chronicle from the Pacific）中所写，日本在斟酌5月6日采取的最后举措时，确实担心英国和美国可能出手干预。另外，袁世凯还通过争取日本政界元老的支持来从内部影响日本政坛。日本政府在起草那些要求之前没有征询政界元老们的意见，这使他们非常生气。当谈判在4月底演变成不可避免的危机时，松方正义等老一辈政治家的公开反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迫使日本政府在5月7日提交给中国的最后通牒中放弃了第五部分的要求。
不出所料，不想与日本开战的袁世凯在5月9日接受了最后通牒。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署了经过修订的条约。由于取消了最令人愤慨的条款，新条约只是让日本获得了他们已经在中国拥有的东西。袁世凯（他的绥靖政策使他作为国家领袖的声誉遭到进一步削弱）把接受这个条约视作“奇耻大辱”，并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二十一条》极大地点燃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视情绪，在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处理中，至今都能深深感受到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时过境迁，这次权力的钟摆正摆向中国一方。考虑到目前正在上演的东亚领土纠纷，一个世纪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像中国这种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应该如何行事，小国可以在权力的游戏中如何运用手段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译 于波 校 李其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