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是峰哥尊敬的几位作家之一。他写过《交锋》、《联想风云》等等。2007年查出癌症晚期。但到今天还健康活着。这五年经历被写成了《重生手记》。
峰哥从几十万字中精选出9000字。都是血与汗中修炼出的智慧。花十分钟读完吧。你可能跟我一样心存感激。
（1）
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
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
这些方法在医生们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的治疗，而我却对它们寄托着生的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死亡。
（2）
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所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检查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十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也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
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11年，这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更糟糕。换一种方式来设想这种情况，就可以说，癌症患者们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后可以长期生存。
而在中国的癌症患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死去。
用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做参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国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有30万－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长些。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3）
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我们的最大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成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也就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就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又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然而他们的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4）
去看一位权威医生时，我注意到我的病情是“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
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被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
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的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
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5）
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
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她详细叙述了那次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9张脑部胶片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
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6）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的“主任”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
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
“你相信谁呢？”晓东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晓东再问。
“不！”我说。
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的治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获得了尊重。她可能会因为无力解决一个问题而茫然无奈，但她决不会因为自以为是而导致一个错误结论。
还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这件事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行医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得多。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
节。
（7）
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盲目顺从别人的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做出决定。
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频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周大夫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服了。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
（8）
很多病友问我，怎么才能让自己平心静气？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自己乐观豁达一点？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
昨晚重读《消失的地平线》，有句话让我忽有所悟。那也是我生病初期做过的事。摘录于此给病友分享：“所有到这里的人首先要回顾自己来此之前的生活……这是达到清心寡欲境界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我们在一起听相声，说笑话，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或者来个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节无限夸张，把一切坏的迹象倒过来解释，以此造成种种愉快的景象。
（9）
我发现，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愈恶化。
我为此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
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
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
（10）
这些年来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禄、灯红酒绿簇拥着，很难想象咫尺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从容恬静、无物无我的清凉世界。
总是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放慢下来，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
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放下七情六欲，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
“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难处。病人有病人的难处，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难处。只有一种人没难处……”他望着我，停下，故意卖个关子，然后突然爆发处一阵大笑，“就是不拿难处当难处的人啊！”
（11）
癌症患者初期最容易犯的错误。
――恐惧，以至惊慌失措。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想死。”等等等等。
复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来自希望和信心，而非来自恐惧。
恐惧是伤害的力量。勇气是康复的力量。
――向病人隐瞒实情。
如果你的家庭充塞着神秘、诡异、压抑、躲躲闪闪的气氛。你就没有办法与患者开诚布公地讨论疾病和治疗，更不可能齐心协力对抗疾病。
――让家里充满悲伤和绝望的气氛。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是用金钱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乐的心情来救命。
――医生说什么信什么
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派恐怖气氛之后，医生会让你自己决定该做什么。他们会拿出一大堆文件来，让你签名，同意他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而且不会追究医生的责任。
――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
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这样想：“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病”、“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其实，过度治疗正是目前癌症治疗领域里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有无数证据证明，过度治疗会破坏人的基本的生理平衡，颠覆人体的免疫系统，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
有些药，用在这个人身上是良药，换一个人也许就是毒药。
（12）
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
请记住：
医生不等于医学。
医生＝医学＋人。
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须有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行。
――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
医生喜欢危言耸听，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或者叫做职业优越感。
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
――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
――利益的纠葛。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特效药”？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
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富潜力的摇钱树。
（13）
医生们总是告诫我，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
同样都是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同样是癌症，其性质也是千差万别，给不同的人身上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
因此，我经常猜测，一个医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错误。
可是现代医学却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类的概念，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
事情也许正相反，在医学体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统里里的胃、肝、胆、胰……。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又会看到无数的“科”，比如内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
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就这样，我们除了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别无他法。
最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战的意见。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如果医院能够避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最后，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
（14）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你有没有用激素？”
“没有！”
“有没有用消炎药？”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没有！”
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15）
在美国人那里，癌症患者通常都会有一个专门医生，有人叫做“私人医生”，有人叫做“家庭医生”，有人叫做“医疗顾问”，其性质和作用都是类似的。
这些医生通常并不直接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与任何医院、医生、治疗方案以及药物营销也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为病人汇集各种信息，推荐医院和医生，对来自医生的所有诊断和建议做出评判，然后帮助病人制定一个尽可能全面、详细和可以持续的治疗计划。
我从他的话中受到启发，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医生。
（16）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为“别听医生的”，那就错了。
我想说的是，对于医生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该听的，什么是不该听的。我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同时排除那些会诱使自己犯错误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准确地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
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17）
我给自己规定了10条原则：
1、不被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
2、尽可能仔细、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有没有新的不良感觉？老症状是更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通过医生的临床检查来验证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觉与医生的诊断加以对照。
3、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调查，对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做出评估，以确定医生的可信度。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也会有失败的病例。了解他的犯错误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样重要。
4、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特别慎重。
7、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更要慎重。
8、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保持警惕。
9、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冷静面对。
10、对那些名气很大但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切不可盲目追随。
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因之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18）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
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石木兰大夫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却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很多医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牵桥搭线，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他们关心你的来头，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响力。
在你叙述病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不是问你的病，而是问你的来历。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
可是眼前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点社会流行风气扫过的迹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禀性，更加叫我放心。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
（19）
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
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
“刘向阳。”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
我嘴上答应，脑袋里还在我那专家名单上飞快旋转。其中有一位，名气更大，又有很高职位。
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没想到她哼了一声：“别人我不评价。你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刘向阳。”
停了一会儿，她把眼睛从胶片上转过来，盯着我又说：“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这话不太好听，却与我的阅历不谋而合。于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
（20）
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我就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
这个宽肩圆脸、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却有着一副相当怪异的脾气，不通人情，不问世故，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
他的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然而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不是热情，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但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
等到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他之后，就进一步发现，他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操行和为人处事的本性，而不是夹着什么别的动机。
我在脑子里急速盘算这种局面：该不该请这个人个给我做手术呢？
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决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刘向阳！
（21）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遇到的医生真是不少。
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我的颅内病灶属于“恶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定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却执意“继续观察”不肯手术。
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最悲观的”判断，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
现在看来，那一次我做对了。可这一次，我还能不犯错误吗？
我对晓东说：“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
我一直很偏执地相信，决定一个医生是否可以信赖的首要因素，不是他的医术，而是他的医德，越是高水平的医生就越是如此。
举个例子。棋手的胜负，在九段之内者，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在那些进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来看去，最终决定胜负的就不是棋术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我一直认定，一个医术超常名气很大的医生，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否则，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犯错误的原因。
（22）
好医生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
1、不自吹自擂。
2、不贬低同行。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7、不模棱两可。
8、言之有据。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23）
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技术和药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能代替一切。
这是因为，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还是一份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
在所肺叶切除手术后，我是迫不及待地离开医院回到家里的，甚至没有等到拆去缝合伤口的那一排金属钉。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医院。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却不是个养病的地方。病房是个公共场所，不是私宅。医生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也不是亲人。
（24）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３至４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
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
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
据说当年蒋介石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化疗”也是这个逻辑。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赢弱不堪。
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瘤穿刺检验，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
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