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图书是一本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李家同的《大量阅读的重要性》，才出版不长时间的书，看起来比较合我的界口，加入待读，找时间读完，做笔记。
为什么要大量阅读？什么才是真正的阅读？大量阅读可培养哪些能力？应该为孩子选择哪些读物？
基础得靠阅读来奠定，大量阅读是基础教育的起点。“不能阅读”和所谓的文盲不同，它是指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却弄不清楚里面在说什么。我们的教育过于咬文嚼字地专注细节，这已和阅读本身无关，会扼杀孩子的阅读兴趣和想象能力。基础根基若没有打牢，更会往上延伸到高等教育，甚至危及整体社会和国家的竞争力。
本书源自李家同教授近年不断走访台湾各地的演讲，讲题即为“大量阅读的重要性”。在书中，作者深刻总结了“不能阅读”的危害和“大量阅读”的益处，并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最后，作者以浓郁的人道主义笔触，为缩短城乡阅读的差距，让所有的孩子共享阅读的乐趣而深情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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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永远都不会足够多——读李家同的《大量阅读的重要性》
徐如松
一口气读完了台湾李家同教授关于阅读的演讲录——《大量阅读的重要性》，这是李教授近年来不断走访各地的演讲实录。每次演讲的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冠名为“大量阅读的重要性”，足以说明李教授对奠定基础人文教育的重视、对弱势家庭子女的关怀，以及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关注。
至今，“精读”仍被国人奉为圭臬，其实是一个误区。这是因为，古代社会阅读只是王公贵族的特权，一般平民消费不起。二是古代社会文字的传播颇不容易，除非是最好的，才能刻印、书写和流传下来。21世纪的当下，思想活跃、传媒发达、科技先进，早与古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李教授竭力呼吁大家摒弃“精读考试用书，不读课外闲书”的功利思想，倡导“开卷有益、兴趣为先”的正确阅读观，让阅读成为“一件轻松而有趣的事情”。
“大量阅读是基础教育的起点”，这是李教授这本演讲录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与苏霍姆林斯基的经验不谋而合。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阅读是对学困生进行智育的重要手段。他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多阅读：正像敏感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不要靠补课，而要靠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这一点，在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脑力劳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教授认为，义务教育实施以来，所谓的“文盲”几乎绝迹了，但是“不能阅读”的学生却还有相当的比例。所谓“不能阅读”，是指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之后，却弄不清楚里面在说什么，这其实就是缺乏阅读能力。阅读其实和骑自行车一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练习之后才能学会。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在阅读中才能学会阅读，大量阅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反观当下的教育，尤其是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正盛行一种“文本细读”的热潮。教师在钻研课文时，不抠出一个“细节”、“亮点”来誓不罢休。如传统名篇《草船借箭》中描写诸葛亮的语言有十几处，但只有一处是“笑着说”。我们的课堂教学就专注于这个“笑”：诸葛亮为什么笑？他笑曹操什么？笑周瑜什么？笑鲁肃什么……这样的咬文嚼字、专注细节，不能说对提高学生的语感没有作用，但和阅读本身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了。
李教授赞同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提出的“文本诞生，作者已死”的主张，但他同时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所以体会和感受也不一样”，“在教孩子的时候，应该让他们自己去解释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不要硬性规定说，某个句子就一定是什么意思，某个故事就一定是在讲些什么，这反而限制了他们，让他们本来拥有的想象力都给压了下去。”
就拿诸葛亮的“笑”来说，让学生感悟出“曹操粗心大意、刚愎自用，周瑜心胸狭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其实与《语文课程标准》中倡导的“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并不是一回事情，甚至有“过度分析和远离文本的过度发挥”之嫌。这样的后果，就会让孩子失去阅读的兴趣，也会阻止其对整篇文章或整本书的理解。
对阅读的认知偏差，让孩子只想追求“标准答案”，就会扼杀他们的不同观点和想象力。基础如果没有打牢，更会往上延伸到高等教育，以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竞争力。由此说来，引导孩子大量阅读真是太重要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