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老实说，这些年我们招聘的时候发现，学生素质确实在下降。大家习惯性地都会抱怨说，中国的老师素质不高教得不好BLABLA……教师节刚过，网上报纸上爆的负面料，多数跟老师向学生索要礼物有关。内忧外患，中国的师生关系大概已经快赶上医患关系了。但是你读了邓安庆的文章，又能说什么呢？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有好老师，学生也得能欣赏啊。
一时兴起，去母校的贴吧逛，铺天盖地是对学校老师的控诉、唾骂和声讨，有说老师之中有好色之徒，把系里的美眉骚扰个遍；有说某老师上课烂透，还让学生不及格，是个人类的垃圾；有说班上四个学生给某老师送了礼，当时老师笑嘻嘻的收下，结果期末考试还是给了他们个不及格... ...众声喧哗之中，突然看到有人恨恨地说了句：“没见过如此变态的胡万山！”离开母校已经有些年，这个才发不久的帖子应该是他现在的学生所发，可见胡老师一如既往的背负骂名。因为这样的话，当日在校时已不知听到多少同学说过了。
学生评价好老师的标准是，这个老师脾气好，上课不点名，可以从从容容地迟到、翘课、趴在桌子上睡懒觉，最关键的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要划范围，越详细越好，最好把考试题目透露出来更好了。至于你讲什么，怎么讲，就无所谓了。这是学生心目中最想要的老师。我们学的是师范专业，学校要培养的是中学语文教师。教育学因此也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个老教师，一看好和蔼，班上众生松了一口气，看来这门课不用挂科了。于是课堂上玩手机的玩手机，看闲书的看闲书，包夜辛苦的同志美美地趴桌上睡大觉。谁也没有注意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多了一个人。老教师讲了半节课后，把手伸向后面，“这个学期的课程，我就交给这位胡老师来上。”大家纷纷往后看，果然看到了一个陌生人，他站起来，大家看了一个大大的头，眯眯小眼睛，矮矮瘦瘦的个子，跟那个动画片《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中的儿子神似，这... ...这是老师？看起来就像个高中生似的。
他上台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胡万山。众生中有人冒出了一句——“胡汉山”，大家在偷笑。介绍完自己，他劈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这个问题人人都知道，答案也都是人人都不知道。他的目光从前扫到后，又从左扫到右。没有人回答，教室陷入难堪的沉默。“没关系，大家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向来是班上发言的积极分子，这样有挑战的问题，更是勾起我莫名的兴奋感。我感觉到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催促我起来回答，他们已经习惯了我高高举起的手。只要我起来回答了，他们就能从这种不安中解脱出来。等了半晌，他终于等到了我的举手。我认为是先有鸡，才有了蛋。原因是物种起源，从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从爬行动物到飞行动物，那时候还没有动物会生蛋，鸡的祖先原鸡也是不会生蛋的，后来才慢慢进化到会生蛋的鸡。他点头微笑，说我说的有道理，然后又反问我，如果让你从先有蛋后有鸡来论证，你怎么想？我一下子噎住了。他让我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每日课程沉闷乏味，突然来了这样有意思的话题，尽管没有想透，可是分外的有意思。偷眼去看同学，好些人都无聊的打呵欠，勤奋的女生笔停在本子上，不知道怎么记笔记。
从鸡与蛋孰先孰后的话题，他引申到教育的话题上。“教育是什么？”又是劈头一个大问题，有同学按教科书上的观点来回答。他微笑着听完，然后反问：“你自己怎么理解的？”教室又是一片沉默。我后面的一个女生骂了一句，“烦不烦啊，还不开始上课。”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答。他在黑板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说到皮亚杰、赫尔巴特、菲斯泰乐奇，又从概念、范畴说到为法国的孔多塞、德国的费希特，美国的杰斐逊。开始我还能跟着他的思路走，到后来那陌生的一连串术语和汹涌而来的外国名字，仿佛是坚硬的砖头劈头盖脸的打过来。后面的女生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他把我们当博士生了。”
“教育是重要的，你们作为未来的中学教师，面对千千百百的学生，更应该好好反思教育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好教育？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可以看到是沉闷乏味的教学方式和落后陈腐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学会去‘激活’... ...”在众生已会周公去，唯等下课铃声起的寂静中，他依旧激情饱满的说。我喜欢这样的老师，这是一个“不安全”的老师（老师照本宣科，学生乖乖做笔记，好生安全的日子）。我对教育学了无兴趣，可是这种思维激活的感觉岂不是太妙不过？
激活，是他的核心概念，他从人类学、文化学一直延伸到教育学，我知道他对于这个概念他有深沉的思索和严密的论证。我只恨自己无知，不能登堂窥奥。对于学术，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在其中我能到得到一种思维的快乐。当日晚上，我就去他的住所找他聊天。一个小窄间，一半用来做盥洗室和卫生间，另外一半放了一张床，凌乱的放着棉被和衣服。房间里阴沉灰暗。可是他一笑，感觉整个空间都给点亮了。他的笑是完全袒露的，眼睛里都有一种光泽。房间里最多的是书，壁柜上，整整齐齐的放着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一票子西方哲学大家的全集，床头又码着蒙台梭利的书。我们各自随便歪在椅子上闲聊，我告诉他同学对于什么是教育毫不关心，对于参与教育改革更是漠然，你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只想把这份课程混过去就可以了，你在课堂要求大家阅读教育学名著，写读书笔记，他们在底下吵翻了锅，骂你什么的都有。他听罢，完全不像我想象地那样颓然，反而兴奋的坐起来，“好，就要这样！他们不管反感也好，骂也好，说明他们有反应。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啊！下面我会让他们分组，每十个学生为一组，每一组负责一个课题，然后让他们就这些课题借书、查资料、互相讨论，另外还可以就相反的命题，让他们在课堂辩论，这样的话，他们的思维就可以打开... ...”我停了半晌，“你太理想主义了。”
他把他的计划在课堂上一公开，询问大家是什么意见，平日里沉寂的课堂一下子轰的炸开。班上不多的男生都仿佛看透世事的摇头苦笑，女生分外彪悍，愤怒的声音、咒骂的声音、质疑的声音，沸沸腾腾。当胡老师说这些要跟学分和期末考试的评分挂钩时，有女生把书桌子上狠狠的一甩。可是当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又不说。他说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那就这样执行了。我坐在同学中间，紧张得要命。好担心女生一齐冲上去把老师给撕了。接下来上课，教室古怪的寂静，那种矛盾紧绷到将断欲断的悬。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如一张小纸片扔向沉默的汪洋大海，没有任何回应。我担心老师怎么讲下去，我只能做我能做的。我回应他的问题，一次次举手。有一次问了问题，仍然只有我举手，他眼睛扫了扫教室，略微迟疑了会，只好又叫我起来。那次他讲心理学，当我从反叛集体沉默的惴惴不安中解脱出来，跟他互动，一种思辨的乐趣油然而生。他讲得真好，思维非常清晰，从认知心理学到格式塔心理学，在在体现了他知识的融会贯通。这样好的课，在以往的课堂中哪里能寻到？
他不强制点名，去的人越来越少。他把自己的书库借给我们用，很多同学借了书回去，就去上网复制粘贴一篇文字交差了事，没有人会认真的读完一部教育学名著。我告诉他这些，他淡淡一笑，不说什么，可我能感觉他的沮丧感。他买来光盘，把这些书拿去扫描刻录，然后分给各个小组。班上有几个男生开始对这位老师有好感。晚上，我带这些同学去他的住所。我们谈论起自己在中学的经历，谈论自己所感受到的教育种种问题。他坐在一边，认真的倾听，然后和我们讨论。女生依然跟他很僵，他专门请这些女生去饭馆吃饭。很多女生很坚决的拒绝了。
我觉得他很像鲁迅所描述的铁屋子里的人，大家在黑暗中安恬昏睡，你偏要开窗透光，锐声呐喊，一身的不合时宜。他不屑与什么领导打好关系，也不愿意为了评职称去掏钱在核心期刊发论文。每天泡图书馆，查资料，给学生刻录书籍光盘，去中学做试点。我尽管对于教育学无甚兴趣，可是也被他感染，联合几个男生帮他一起来做事情。他在武汉大学学的建筑专业，发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又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研究生，在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之时，又去报考北大的博士研究生。我告诉他上课的第一天特意穿着西服去，在讲台上他侃侃而谈，讲台下的学生在笑他衣服没有翻过来。生活中，他就像个小孩子似的，衣服总是乱糟糟的，房间也是东一沓书，西一摞书，找个下脚的地儿都难。我笑他三十出头，要赶紧娶个老婆给他好好收拾一下。
学生对付老师最狠的一招是年末评议，只要有学生给教师评个差，那这个教师评职称、发奖金都会成问题。女生打听到他只是一个助教，本职应该是跟着老教师学习的，结果他却上了讲台。评议时，没有胡老师，他还不在评比名单上，只有老教师。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老教师站在台上，望了我们好久，“我从教三十年来，年年都是优秀教师，今年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差。胡老师来我们学校，我欣赏他的教育理念，并全力支持他来实践这种理念。这么多年，我自己在教学中碰到很多困惑，胡老师和我都在探索，希望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我想同学们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 ...算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教室一阵微微的欢呼声，女生相互相视而笑。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老师在照本宣科，学生不费脑力的做笔记。而胡老师从我们教室消失了。
下课后，我走到胡老师的住所。房间未开灯，待适应阴暗的光线后，我才看见胡老师躺在床上，身子胡乱盖了床被子。他很累，也很憔悴。想起每回在路上碰到他，都能看到他带着年轻富有弹性的脚步，手上夹着讲义，而衣服又忘了把衣领翻好的好笑样子，心里一阵凄然。我没有叫他，悄悄走出门，外面依然是大学校园熙熙攘攘的生活。而我觉得分外孤独。
离开母校已经多年，而我也没有做成老师。偶尔电话给胡老师，他都好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多少中学开始他的试点工作。我就感慨：“你还是这么理想主义呀！”那些个晚上，我们在那小房间里，就着一些书、一些理念、一些观点相互辩驳，相互探讨的日子又在心底温暖地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