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舒时，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经过令多数传统投资人惨淡收场的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重视另类投资话题。
和散户不同，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专业投资人更难以承受传统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性。在中国去杠杆的大环境之下，不论股票市场，还是固定收益市场，潜在的风险都在上升，因此，他们更多地开始关注另类投资组合。
在中国香港，另类投资者的背景更为多元化。有平时爱玩古玩的富豪阶层，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比如连香港金管局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投资另类市场。而笔者所处的金融机构，近两年谈论最多最活跃的话题也是另类投资。
另类投资将成为市场宠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另类投资其实已经深入人心。
这一投资类别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周围，只是很多人不自知罢了。国人谈及投资，通常指的都是股票或是债券，很多人并不把在此之外的投资工具纳入“投资”范畴。而所谓另类投资，其实指的是非正统的、股票及债券投资之外的所有品种。比如对冲基金、ETF、房地产基金项目，包括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和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创业）实业投资、众筹股权、数字货币，以及商品实物投资等等。
在中国内地，很多人其实已经接触过上述投资领域，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更是参与者甚众，只是大家没有把它当作“投资”来对待，而是被许多不明真相的媒体所“忽悠”，把房子人为地分为“自住房”和“投资房”。
又比如，内地的股权众筹和私募股权投资，近几年也是风生水起。但是笔者碰到不少做这行的朋友，并不把这种“投资”当作投资，而更多的是当作“创业”或是一种糊口的工作。
在香港，最盛行的另类投资是住宅物业、商铺、车位、红酒、艺术品、古币及邮票等。尽管也有人在心理上会把房子分为“自住”和“投资”，但大部分的地产中介或严肃的财经媒体都会提醒业主，买房实际上是投资行为，在决策时要把房子认为是“投资品”，而非刚需品。
从过往几年香港另类投资的回报表现来看，由于受到全球量化宽松的影响，有明显的升温。就香港房地产来看，即便它在2018年的狗年经历较大的调整，其全年回报仍然远远地把香港恒生指数甩在后面。
从狗年倒数第二周的香港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来看，大约在170.86点，与鸡年最后一周的168.60点相比，（不计最后一周变动）狗年全年楼价大约上升1.34%，而恒生指数在狗年最后一日收市与2018年鸡年最后一日收市相比，全年下跌了近10%。考虑到近期楼价出现调整，这个表现完全说明香港楼市的坚挺。如果看香港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CCLMass，则（不计最后一周变动）狗年全年升0.78%。
如果大家觉得上述结果可能是意外，不妨可以看看香港领展房地产信托基金（00823.HK）的过去几年的表现。不论是周线图，还是月线图，该基金的表现均完全可以胜过香港恒生指数，甚至在部分年代超过了腾讯控股（00700.HK）。
第三，传统市场的波幅令另类投资更有吸引力。
2018年香港股票和债券市场均频频爆雷，令投资者不堪其忧，而另类投资者凭借各自的优势项目，反而有可能跑赢传统市场。
在狗年结束的前一周，一个久未谋面的资管界朋友约了饭局。大家寒暄之后聊起市场，都很感慨2018年的行业惨淡。这位朋友身边的对冲基金经理大多以亏损收场。他比较走运，因为其所管理的股票基金在2018年面临投资人资金紧缺而提出赎回，令他提前清仓退出，反而无心插柳地避过了震荡。
自此之后，他更小心控制仓位。只保留极少量的股票持仓，而将资金投到海外的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该项目的回报率符合他们的要求，而且每半年派息一次，加上有换股权，因此整个2018年计算下来，还算得上是一个肥年。
不仅是海外房地产基金，海外股权项目投资也越来越成为专业投资人的热门话题。就笔者所接触的投资圈人士中，有的人忙着布局海外教育项目，有的则希望投向更多的医疗项目。比如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免疫疗法，就是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CAR-T法是一种使用由CARs改造的T细胞用以癌症治疗的免疫疗法，目前在医学界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2018年出现了两起重大的行业并购，令此类项目突然身价倍增，连带与之沾边的一些医疗股价格也水涨船高。而目前的细胞免疫疗法则范围更广，给投资人提供了不同的入场机会。
另外，一个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透露，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洗礼”，许多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已经出现了较大的折让，他们2019年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展开“白武士”行动，收购出现明显折价的行业标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白武士”，美其名曰是“友情搭救”，直白地说便是“捞便宜货”，说句不好听的，则是“趁虚而入”。这位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已经相中不少的全球性资产，并且已经有超大型机构开始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想法。
另类投资的收益来源
尽管在中国，另类投资还没有成为大部分主流财经媒体的讨论话题，但是在国外，另类投资早已拥有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有鉴于另类投资正逐步成为香港和内地的主流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这种投资方式的特点和利弊。
众所周知，投资主要考虑两件事，一是回报，二是风险。对资产管理方来说，令人满意的投资是每支付一个单位的风险，其对应的回报要足够高，达到投资方的要求。而另类投资恰好在回报和风险这两方面都能满足大部分专业投资者的要求。
先说它的回报优点，以及它能创造“超额回报”的真实原因。
传统理论认为，当信息完全充分被市场所吸收，并且所有的投资人都能理性地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的时候，是不存在“超额回报”这一说法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有人追求投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类看似难懂又吃力不讨好的投资方式呢？
首先，另类投资可以通过“信息不对称”赚到“无效市场”的钱。
2013年诺奖得主尤金·法玛（Eugene Fama）以“有效市场”假说著名。这个理论大意是说，当一个市场是完全有效的时候，资产价格充分体现了该资产的所有信息，因此人们在这个市场里无法持续地赚取超额回报（即超过市场整体表现的回报），只有当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价格才会变动。
法玛的理论反过来解读，也就是当基金经理拥有不对称信息的时候，就有可能赚到无效市场的钱。而另类投资因为大多针对的并非是有效的市场，因此有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市场无效性”产生的超额回报。
另类投资产品大多是非公开上市交易的产品，比如对冲基金、股权私募基金、房地产基金、艺术品……这些产品均需要颇为专业的知识才能掌握它的运作，因此能运营好这类基金或是房地产投资项目的经营者本身就寥寥无几。另类投资者如果能拥有更多此类产品信息的“支配权”或“知情权”，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持续地赚取超过市场整体表现的回报。
比如，过去两年香港上市公司发行了不少的高息美元票据，有一些票据拥有转股功能。如果投资者不是非常熟悉这些上市公司的背景，抑或缺乏时间和精力去逐家了解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与业务经营状况，则赚不到这些高息收益和潜在权益增值空间。但是如果投资者对这些公司背景非常熟悉，则有机会赚取超额回报，如果再加上杠杆，则可以将收益进一步提升。
又比如，如果你认识一些优秀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管理机构，就有可能通过认购这些对冲基金而获益。如果你能进一步熟悉这些机构里的灵魂人物或是最主要的交易员，并了解他们的投资风格和过往业绩情况，那么你投资对冲基金的成功率就会提升更多。
遗憾的是，谁才是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这种信息外界很难获悉，而且那些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也未必愿意向外界充分展现自己。
笔者认识几位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发现他们在公共场合所表述的策略或是对市场的分析，跟他们私下交流时所透露的实际持仓和策略常常相左。
这算不算误导大众？用他们的话来说并非误导。
原因之一是同样的市场形势分析，对于以散户为主的公众和以“长短仓”均可操作的对冲基金来说，其应该采用的策略本来就应该是有所不同。他们在公众场合所进行的策略介绍，当然默认就只是针对散户而言。
原因之二是即便他们和散户面临相同的市场判断，由于其持仓不同、投资组合的成本不同、以及可利用的杠杆及衍生品工具不同，他们和散户的策略也是大相径庭。比如，在2016年的脱欧投票前夕，有对冲基金公开表示，英国脱欧概率不大，但这种判断并不妨碍它们为出现“意外”进行准备。因此一方面轻仓上阵，另一方面则采用了加杠杆的双向期权策略，结果斩获颇丰——很显然，几乎没有散户可以采用这种策略，也没有相应的融资资源可以支持散户从事这种交易。
原因之三是这些人原本也就没有对公众披露真实想法的义务。某些策略是他们赖以赚钱的法宝，如果太多人运用，则很快会失效，更严重的会被“市场狙击手”（某些专门盯住大型机构的持仓进行反向操作，如“逼空”是“做空”从中谋利的人）盯上而惹祸上身。
如果能找到那些真正的优秀宏观对冲基金，就有可能享受到他们的经营业绩。但找不到优秀的宏观对冲基金也不用担心，散户也有自己的办法持续赚取超额回报——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
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为例，香港一位很资深的地产中介林小姐曾经介绍，如果有真正的好房源，香港中介人一定是先打电话通知本区的资深投资客。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对这一区的房子烂熟于心，连结构图都能背下来，而且这些投资客通常有很好的资金准备，只要告诉他放盘的物业位置和价格，他们马上就能决定是否要下单，下单后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拖延交割时间。”她说。
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有一业主因为儿子做生意破产，打算以低于市价20%的价格放盘某物业。业主找了不少中介，都没有成功出售。找到林小姐时，她打电话给一个资深投资人，结果对方接完电话后就马上下单签约。
林小姐解释，很多自住客判断是金融海啸来了以后，房价会继续下跌，因此不敢贸然接手。但是这个资深投资客非常了解这一区域的房子内在价值。放盘的这套房子无论是方位、楼层、朝向和结构都极佳，正常年份里，即便是出价比市场均价高出20%都不一定能吸引业主放盘，现在居然有业主愿意比市场均价低20%出售，是难得的机遇。据悉，这个投资客得手后，将原来的大房子分拆成多个套房，结果令租金收益率翻倍。而他已经通过这种方法持有几十套该区的物业。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对金融投资者来说，分散投资却是金融中唯一的“免费午餐”。
分散投资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类投资实际上为投资人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篮子”。因此如果你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加入一个另类投资产品，基本上可以实现降低你整体投资组合风险的目标。
在香港，见过的类似的组合有不少。比如有人同时投资香港股票市场和澳大利亚房地产基金；有人同时投资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另外也投资了石油期货和货币及利率互换合约。
众多另类投资品中，分散效果最佳、也可能是最典型的莫过于全球宏观的投资策略，它可以使投资组合在不同的市场、产品、时间窗、投资策略和技巧上实现充分的分散化。通常大型的全球宏观经理人会密切关注利率、股票、现金、商品和房地产。不管是现货、实物商品、期货还是衍生品，抑或是直接投资，都可能被他们纳入组合之内。
他们不会给自己投资的工具设限（对于每种工具所占的权重设限还是很有必要的），也因此他们有机会捕捉任何市场里的任何一种工具的无效性。
投资不同的产品和不同时间窗的产品这些都好理解。如何理解要在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投资策略及技巧上进行分散化呢？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如果可投资的国家翻倍，找到互不相关的投资机会的概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里的“互不相关”正是分散化的内在要求。当组合里的投资项目的回报率高于平均水平，而这些项目之间又相互独立，互不依赖也互不干扰时，这样的组合是最令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兴奋不已的。
这也是为什么众多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均十分重视市场配置的原因。事实上，即便是散户投资，正确的做法也应该是先在全球市场进行资产配置，然后再研究每个市场里的具体投资细节。
再说综合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技巧。正常情况下，价值投资者不会钟意技术分析或是以事件为驱动的投资策略或是技巧。如果一个自称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告诉别人他近期采用技术图形来选股，一定会被外界指责为是“风格漂移者”。
但是全球宏观基金的当家人不同，业界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有多少宏观对冲基金管理人，就有多少种宏观投资的策略和交易方法。这主要指的是这些当家人需要在不同投资类别中灵活转变，寻找最佳的组合点。他们的团队里也往往会有不同投资风格和技巧的操盘手、分析师和团队，大家可以分享各自的视角和观点。
比如在当年索罗斯创办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量子基金”中，众所周知，吉姆·罗杰斯是重要的基本面研究大师，其基本分析能力无与伦比，而索罗斯本人则是以交易见长。索罗斯家族基金的前首席投资官贝森特（Scott Bessent）曾介绍，当年团队组合极佳，罗杰斯深思熟虑而索罗斯擅长利用各种消息并用于交易。
但事实上，当年索罗斯的团队里还有其他多位干将。例如德拉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被世人称为“真正最牛的对冲基金经理”，他能在股票、债券、货币及衍生品交易中随意切换，并创下了30年平均年回报30%的业绩，远远跑赢索罗斯本人的记录。而另一位基金经理尼克则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拥有灵敏的直觉，且擅长寻找两三个主题，然后可以坚持好几年直至取得高回报。
全球宏观基金的当家人需要非常综合的能力，能在价值分析、催化剂因素分析以及技术分析中穿插自如，并且要综合评估、归纳出上述不同团队的建议，再转化为可执行的操作步骤。
毋庸置疑，比较全面的“当家人”不好找。即便在香港，同时拥有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市场、不同投资策略及技巧经验的人也并不多见。但这类基金经理所管理的产品，通常都能为投资者提供较好的分散效果。
第三，优秀的另类投资专家可以从“纠错”中赚钱。
中国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即各行各业都有最优秀的人才。在另类投资领域，就汇集了许多不同行业的专家，他们用各自领域的经验来赚钱——这种钱，往往是通过给市场“纠错”赚来的。
比如一个房地产REITS，如果规模足够大，完全可以聘请全行业最精锐的地产项目专家。他们精于寻找潜在项目，也擅长成熟项目的经营管理，甚至熟悉相关领域的法律问题，这样才可以在行业里寻找被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
又比如，全球宏观对冲基金里可能有大量的数理化博士和计算机博士，懂得如何用电脑来处理已有的信息系统，从市场上纷繁复杂的价格体系中寻找短暂出现的漏洞，然后马上发出交易指令——这就是国内挺时髦的量化投资，其实在国外早已是非常成熟的投资体系。在海外，有的量化投资团队为了追求哪怕只有零点零几秒的时间优势，甚至会把交易办公室搬到与数据中心最接近的大楼。在中国的“云计算”还主要是用于电商的年代，美国的对冲基金已经用云功能对天量的金融数据进行快速的定价计算，赚取跨市场的证券交易差价。
在香港，经常有对冲基金扮演“狙击手”，通过给市场“纠错”赚大钱。窝轮市场就常常会出现这种案例。
窝轮即内地所说的“认股权证”，这里的“股”是指正股，即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内地不同的是，香港交易所挂牌交易的窝轮是由券商发行的，而不是由上市公司发行。在交割的时候，发行商和投资人是用现金交割，而不是用背后的正股交割，因此窝轮实际上是一种“创设权证”。
券商发行窝轮之后，就要负起维持流通量的责任。所谓维持流通量，即需要在市场上同时提供一个买价和卖价。在有交易对手以“买价”卖出窝轮时，该券商要买下对方在这个价格上沽出的所有窝轮；而当有交易对手愿意在券商提出的“卖价”位置买入窝轮时，券商就必须按对方提出的数量卖足够的窝轮给对方。
正常情况下，券商会根据正股资产的波动和基本面情况，计算一个窝轮的理论价值，然后再根据这个内在价值，结合市场情况、投资者可能需要支付的费用以及自身的成本，提供一个双向的报价（即同时提供买价和卖价）。
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因素，或计价出错或是市场气氛较差，导致会出现券商的窝轮报价偏离理论值，甚至有可能出现异常情况。比如当正股发生重大波动时，券商的交易员应该及时发现问题，赶紧调整自己的买卖报价——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以秒来计算的，但也有券商的交易员可能疏于防范，抑或是抱有侥幸心理，没有去调整价格——这时就给所谓的市场“狙击手”可乘之机。
最常见的莫过于券商报出的卖出价偏低，狙击手会大量采购，直至价格被调整到接近理性位置。有执行过“狙击”行动的对冲基金透露，通常这种机会不会超过数秒钟，但扣除交易费用，他们往往能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由于金融云计算的运用，这种价格纠错功能早已可以通过电脑执行，因此这类对冲基金的成本很低。
另类投资的风险
说完了另类投资的收益情况，同样也不能忽略它的风险。
第一、产品可能很复杂，令估值存在主观因素。
另类投资市场毕竟并不完善，因此衍生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这类投资产品的估值和价格实现机制可能存在主观因素。
举个常见的例子。在香港，窝轮和牛熊证（牛熊证本质上是一种反映相关资产表现的期权，主要也是由券商发行）就可以称得上是散户最经常接触的另类投资产品。
上述两种产品的发行人均须对已发的窝轮和牛熊证履行维持流通量的责任。
正常情况下，所有的窝轮和牛熊证，都有一个理论上的内在价值，发行商会根据这个内在价值，结合市场情况和投资者可能需要支付的费用，提供一个双向的报价（即同时提供买价和卖价）。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因素，券商的报价有可能出现异常情况。比如在对应的资产价格下跌时，认沽证正常情况下应该价格上升，但现实中却有可能出现发行人报价下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了认沽窝轮的投资者就面临极大的风险。因为投资者这时候本来应该是赚钱的，只是由于券商的错误，却无法卖出窝轮（因为券商报价错误地偏低了）。
另一个例子是当年香港的“迷你债券”。尽管被冠名为“债券”，其本质却不是债券，而是以信贷违约掉期（CDS）为目标的金融衍生工具，属于高风险金融投资产品。早在迷债流行至香港前夕，一些外资行的职员也向一些香港的对冲基金推销过此类产品。有一家宏观对冲基金的当家人说，自己曾经让研究员很认真地看过一份厚厚的迷债产品销售说明书，发现问题很严重。
他的这位研究员是从美国高校聘请的金融计量学博士，花了近一周时间才看完厚厚的产品定价介绍。经过计算，发现发行商的估值模型存在大量的错误，而且该产品利用了多层复杂的嵌套模型，这意味着，如果其中有一个步骤计算错误，后续的计算结果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类似的产品只有实力雄厚的对冲基金才有实力去“纠错”，普通人根本无法投资。因此在买卖另类投资产品的时候，对背后的管理团队进行深入调研考察，是绝对有必要的。
第二、另类投资极有可能会面临流动性问题。
除ETF、房地产REITS、贵金属、农产品、原油等主流投资产品外，大部分另类投资品种未必有完善的市场，流通性较差。流动性差的产品，往往意味着回报波动也会较大，因此投资人也要自行判断，是否愿意承受这样的波动性。
以在香港上市的预托证券为例，由于其成交量普遍处于极低水平，即使名义上资产有所增值，投资者也可能需要以较大的折让才能卖出，最后可能反而得不偿失。
如果是房地产项目、艺术品和收藏品、一般股权私募基金等，退出周期都会相当长，通常都是以年为计算单位，这对于对资金流动性要求比较高的投资者来说，就会形成比较大的风险。
例如近几年兴起的柬埔寨及缅甸房地产基金投资，以超高的回报率吸引了不少海外另类投资者的目光。这类基金通常投资柬埔寨及缅甸等国的优质商业地段，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房产产权，也拥有相关的法律手续。但是通常从拿地、建设、到销售楼花，回款时间普遍要三至四年，甚至更久。在这段时间内，投资人买入的基金每年要支付管理费给基金经理，但却并不会有什么收益或派息，只有在退出时，才能一次性收回成本和利润（假设有的话）。而如果一旦这些国家发生动荡或是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针对外国人实施重税，或是规定不准外国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等），则投资人的投资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第三、另类投资市场普遍缺少有效监管。
从全球来看，直到2009年，G20领袖才开始承诺改革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在香港，直到2013年左右，立法会才二读《2013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在香港设立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
然而，金融机构对另类投资产品的监管很多仍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需大力改善。比如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股权私募基金以及各类型的私募投资机构，其法人本质只是对应注册地的公司机构，只需要符合注册地（比如开曼群岛）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但这些注册地往往采取较弱的金融监管措施。
当这些机构在各个发达国家市场投资和融资时，他们可以通过聘请“代理人”——比如在香港聘请一家持有4、9号牌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融资和投资活动，从而把基金自身的法律风险作了切割。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是另类投资者，所投资的对冲基金能按章办事，保障投资人的利益，那么对对冲基金的投资人来说，这种投资风险还是可控的。
但是对于另类投资工具所涉及的市场来说，缺少有效监管有可能会引致一些潜在的法律问题。
举例来说，近几年发展迅速的数字货币，一度是另类投资市场的宠儿。尽管在2018年比特币的价格出现了重大的调整，但是相比它诞生之初，其价格仍然有非常大的涨幅，因此仍然在吸引一众买家入场。甚至连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将比特币期货（BTC）纳入正式交易范畴。
然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究竟是不是一种投资产品？究竟购买了数字货币的投资人究竟应该算“投资”行为还是买卖合约行为？应该受到投资法律的保障还是交易合同法的保障？再往深一些，这些数字货币是否可以算得上是“资产”类别？进行此类投资行动是否应该持牌，从而受到证监会规管？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迄今各国仍然未有定论。
既然没有定论，也就意味着这里还有相当的讨论空间。对于另类投资者来说，如果胆大一点来看，就可能是机会；如果从谨慎一些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风险。
除了上述监管问题，另类投资的门槛通常都不低（比如在香港，一般对冲基金只针对百万美元以上的个人专业投资者开放），加上通常有较高的手续费或是认购费，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需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
结语：和自己真实对话，才能无往而不利
如果要给另类投资下个总结性的结论，我觉得它是一种能提供更多空间实践投资理念，能够分散投资风险，让投资者在同等风险下争取更高回报的理想投资工具。
另类投资完全解放了我们在传统投资下的固有思维，它告诉我们，投资其实可以追求绝对回报，也可以做到保本。相比传统投资只能通过买入并期待资产升值然后才可获利离场，另类投资可以实现在跌市中（通过做空）获利，甚至在缺乏方向感的趋势中照样能利用期权策略去获利。如果我们愿意承受风险，甚至还可以利用“杠杆”数倍地放大这种投资回报。
由于另类投资有自己的独特投资风险特性，其中一些产品与市场回报毫无关联，投资者可将之组合成不同的买卖策略，可因应不同市况获取盈利。又因为它通常与股票市场无关，它可以提升投资组合的多元化，有助于缓解波动性。部分另类投资甚至可以提供传统投资所不具备的税收优惠。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内地富裕阶级开始把资产向香港市场配置。从香港房地产、股票、债券、对冲基金、创办实体公司，一直到各类保险理财产品等不一而论。
有趣的是，有不少早已财务自由的朋友，会咨询应该买哪些港股做投资比较好。这些朋友在内地的身家都不菲，不少是靠做实业和国际贸易起家。
因此我常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既然在内地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为什么还想着要把资金转去买香港的股票呢？对方往往回答说，做实业太累，炒股票更容易一些。但是A股这几年又太难操作了，想来香港碰碰运气。
这种回答有些令人不知如何接话。正常来说，一个人应该选择最有优势资源的方向进行投资。如果把实业看作投资，又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源，就应该把这个“投资”继续下去。
如果把港股当作兴趣，不妨可以去炒炒。但是如果是当作资产配置手段，建议这些朋友还是认真考虑一下。
做资产配置是一个专门的投资范畴，而且，港股也并不比A股更容易操作。
内地的朋友如果想把眼光投向海外，进行全球资产布局，倒是应该考虑一下各式的另类投资。初涉国际市场的投资者，往往对海外交易品种的特点和相关法规还不熟悉，本着不熟不做的原则，建议应该去交给更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或是基金经理去打理。
鉴于另类投资具备不小的风险（上文已述），在作出投资决策前，投资者应该和自己认真对话一次，听从内心的理性安排：究竟资产的配置是出于什么目的？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回报目标？又愿意承受多大的风险与成本？如果这些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对应的投资产品去进行配置。
这里想起一个故事。几年前，笔者在一家对冲基金供职。由于基金的业绩非常出色，吸引了一些内地的投资人过来香港投资。其中有一名投资人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自称做国际贸易，是一名商人。
但是他明显对开曼基金很熟悉，问到了我们对冲基金的架构、法律框架、投资决策过程、风险控制、交易、研究、风控团队情况以及股东背景等颇为细致的问题。在深入了解了上述问题后，这位投资人投了数百万美元购买了基金份额。在后来的交流中，这位投资人又不断向我们咨询对市场的看法和投资策略。我们的“当家人”都很耐心地进行了回答。
一直到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当家人”才从另外的渠道获悉，原来这名“贸易商”本身是一名内地的私募基金经理。他同时投资了许多只在香港运作的开曼对冲基金。通过投资这些对冲基金，他获得了和不同风格的对冲基金“当家人”的交流机会，不仅了解到同行如何经营一只对冲基金，也了解到同行们在不同的市场阶段如何进行策略性的布置。
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否获得了他想要的信息，但是这位内地基金经理的做法无疑是非常聪明的，当你想在不熟悉的市场进行投资，又不知道哪些是较优秀的投资经理人时，这也不失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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