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初“社会小说”在创作宗旨和形态上都是承继晚清“谴责小说”而来的，把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民初社会小说虽然没有晚清那么尖锐，但是它们其实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面和更加深入的人物内心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晚清“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改良社会的创作宗旨是从中国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文学观念糅合而成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虽然它也学习日本、西方，其观念的核心却是中国的。它为士大夫成为小说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据，使小说家得以向土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理想认同，使小说得以侧身于文学之林。因此，民初小说家虽然在社会实践上意识到“小说界革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向传统小说观念的游戏消闲复归，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阻止他们完全回到传统小说：一是他们大多是在“小说界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耳濡目染晚清小说的影响已经形成心理定势，难以完全割断。二是他们既以小说为职业，总要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他们没有确立艺术的本体价值，又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士大夫创作了传统小说却不敢署上真名，甚至不敢让人知道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们舍不得丢掉“小说界革命”确立的小说价值。民初小说家并未完全放弃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宗旨：李涵秋对其弟李镜安说：“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李定夷觉得“欲求移风易俗之道，惟在潜移默化之文，则编译新小说以救其弊，庸可缓耶”？ 就连公开宣称小说是“俳优下技”的徐枕亚，论起小说之益来，居然也举起“改良社会”的大旗：“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人心，得千百名师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说。” 在这些主张中，都明显打上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印记。有的小说刊物，也重复“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论述：“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戟刺。”“小说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潜移默化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荡输新机，一曰救说部之流弊也。” 这些现象本身便证明了“小说界革命”虽然早已进入低潮，但它在公众心目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小说家对现实的不满，公众期待揭露现实的小说，以及小说作为抨击强权，揭露黑幕工具的观念依然具有广泛影响，这一切组合起来便形成了某种环境，帮助抨击强权，批判显示，揭露黑幕的作品问世。何海鸣早在1912年10月便已忏悔：“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这种失望情绪发展尤甚，有的小说家感慨：“各国革命大抵流血，然往往获政治上改革之益。而吾国独不然，昙花一现，泡影幻成。” 小说家的这种失望情绪也注入到小说创作之中。包天笑创作的书信体小说《冥鸿》，便在小说中感叹：“回忆光复之初，将以荡移涤污，发扬清明，抑知不转瞬间，而秽汙更甚于昔。”“当日志烈之士介种族革命之说，今种族革命已遂矣，而所逾于清朝末季者几何耶？”最能显示出这种失望的还数李涵秋的《广陵潮》。《广陵潮》是一部百万字巨著，从1908年开始创作，直至1919年才全部完成。李涵秋的民初“第一小说名家”的地位，便是由《广陵潮》奠定的。《广陵潮》问世后，一时以“潮”命名的社会小说不断问世，可见影响之大。就连胡适，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于民初小说，也只是有保留地仅仅肯定了这一部小说。
《广陵潮》从晚清写起，时间跨度数十年，它缺乏晚清“谴责小说”掊击时政时的那股慷慨激昂，锋芒毕露的锐气，但它又是从“谴责小说”发展而来的。作者的意图在于描绘一幅清末民初数十年历史的长卷，因而起初给小说命名为《过渡镜》，并且在小说中强调它的“镜子”作用。因此它的历史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晚清任何一部“谴责小说”更为丰富。在《广陵潮》中，我们看到种种画面；无赖顾阿三，不过是个卖大饼的，一旦入了天主教，竟敢强霸他人新妇，县官却无可奈何。县官毕升和绅士石茂椿官绅勾结，巧立各种苛捐杂税，盘剥百姓。市侩田焕夫妇，利用店主去世之机，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朝廷举办“新政”，衣租食税，逐渐增加，贪官污吏趁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但是《广陵潮》最为出色的，还是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辛亥革命对老百姓来说是隔膜的，当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武昌的许多市民害怕清军要来开战，一窝蜂地逃出城，造成城门口拥挤不堪，许多人被践踏而死的悲剧。革命党人的队伍严重不纯，既有富玉鸾那样的志士，又有马彪、宋兴等人的会党，还有饶二、饶三之类的无赖。清朝官吏刚刚逃走，民军尚未进城之际，扬州的土豪劣绅便已乘机成立了一个“民政署”，推举劣绅石茂椿做民政长，从署长到大厨师头儿的职位被他们瓜分得干干净净。更妙的是，革命军进城后，并不打击这些土豪劣绅，反而又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与民政署遥遥相对，和平共处，充分显示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
需要指出：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并没有动摇作者对“共和”的信念，作者在小说中描绘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扬州拥护的只有一心想升官发财的无赖廩生刘祖翼之流，而赞成张勋复辟的，又只有旗人的“宗社党”、腐儒何其甫和旧官吏程宗敬之类的遗老。老百姓是拥护“共和”的，当扬州人民听到张勋失败的消息，“莫不欣喜非常，大呼民国万岁”。”
正是出于对“民国”的珍惜，李涵秋在失望之余，便欲起来抗争。他借主角云麟之口，指责无赖田福恩贿选议员，预言民国若是照此下去，“不出五年，若不被他们那些官僚派推翻议院，破坏共和，甚至假造民意，倡言帝制，你那时候来剜我的眼睛”。他意识到“民国时代，自古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一般会在这民国闹出笑话儿来”。他要像“谴责小说”一样，将这种种笑话都写出来，以此为鉴，惊醒世人。
民初小说家对社会黑暗的抨击，有时还延伸到晚清所忽视的角落。张恨水在“五四”前夕发表的《小说迷魂游地府记》，通过“小说迷”魂游地府的经历影射现实，上至段祺瑞、徐树挣编练“参战军”的无法无天，下至晚清小说很少触及的出版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黑暗，—一揭诸笔端。杀人只要挂上“参战军”的招牌，“都不要紧”。“丰都图书馆”里公然张贴淫画，书肆中大量出售《男女行乐指南》，小说商“只要能卖钱时，你就把它浑家秘史做上，他也只当是黑幕书当有的”。地府中的出版界是“文明骗子”，学到了“东洋佬卖药的广告法子”，大报《神报》、《兴文报》（即《申报》、《新闻报》）“原是营业性质，算不得真正的舆论”，“小说商借着他大报披露，他就借着广告收费，两人目的一达，这里头大宽转就把看报人引上斜路去了”。他发现“这几年来，一班忤奴，被小说商弄坏了，若要再不整顿，龙蛇混杂，却扫了我小说界的名誉”。所以小说界头一项使命就是“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这意味着正直的作家们也发现了小说“商品化”带来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黄色小说泛滥的弊病，他们也想予以痛击，改变这种状况。
民初这类“掊击时政”的社会小说，是晚清“谴责小说”在新时期下的延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希望小说起到类似报纸的监督职能。这样，它们的着眼点势必集中在社会黑暗上，抨击的目标以丑恶现象为主，抨击时只求痛快淋漓，以“新闻化”的方式揭出现象，不求艺术塑造，深入开掘。发展到极端，便产生出完全脱离艺术，只是罗列丑闻，用写新闻方式写作的“黑幕小说”。“黑幕小说”只是小说的素材，完全没有艺术加工，与社会小说是两种类型，称不上文学，但是因为它同样能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因而得到小说界的欣赏，许多民初作家都创作过“黑幕小说”，或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他们在创作这类小说时，也很少把它们当作艺术来写。
1920年前后是社会小说发展的高潮，继《广陵潮》之后，先后出现了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等等，它们都是质量较高的社会小说，尤其是朱瘦菊的《歇浦潮》，为张爱玲所称赏。因此，在20年代初，社会小说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它们在政治性、揭露黑暗的尖锐性上或许不如谴责小说，但是它们依然继承了谴责小说对社会的批判，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有正面人物，很少有对事物的歌颂，作者大多怀着悲悯之情，或者怀着满腔的愤懣，甚或是绝望之情，揭露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歇浦潮》的开头就指出：“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复以来，便换了一番气象。表面上似乎进化，暗地里却更腐败。上至官绅、学界，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蒙着一副假面具，虚伪之习递演递进；更有一班淫娃荡妇、纨绔少年，都借着那文明自由的名词，施展它卑鄙龌龊的伎俩。廉耻道丧，风化沉沦。”揭露这种虚伪黑暗，就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这已经进入到人性的异化上。而且与后来新文学以阶级论贴标签不同，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下层社会，作者都看到了金钱社会带来的这种虚伪和异化。在艺术上，社会小说也有较大的发展。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具备了描写人物的能力，他们把它用在狭邪小说上，而很少用在社会小说上；民初的社会小说家则不同，在他们创作的社会小说中，社会小说与狭邪小说、言情小说已经出现了合流。狭邪小说、言情小说的描写技巧，也就进入了社会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心理，已经成为作家浓墨重彩的描写对象。《歇浦潮》是其中的代表作，对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的细腻，仅次于《海上花列传》。小说中叙述发生于现代城市的一个个骗局，比如钱如海设计的股票骗局，比起《海上花列传》更加具有现代性，更让人看到现代金钱社会商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弊病。至于那些以维护道统敛财的旧文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靠出卖同志生存的革命党，充分显示了在金钱和贪欲的吞噬下，人性的被扭曲已经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在小说的结构上，它们大都运用《海上花列传》所用的复杂的网状结构，运用“穿插藏闪”的手法，以表现现代都市复杂的环境和事物。
民初的小说家，对上海这样的现代型大都市大多采取批判诅咒的态度。晚清时像陈天华之类的作家，对上海的租界带着矛盾的心情，一面为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丧失主权而痛苦，一面又为有这样一块可以较为自由地攻击批判清朝政府的“飞地”而庆幸；而民初小说家笔下的上海，没有好印象，上海是罪恶的渊薮，对于善良的人来说，到处充满了陷阱。恽铁樵在《工人小史》中描述：“上海者，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彼都人士，狐裘皇皇，望之，几无一非神仙中人；然贫人流离琐尾而至此者，虽有伍大夫之箫，不许吹也。”将上海作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包天笑在《补过》中描绘了一位“本是个内地质朴的青年，一到都会之地，不免感染了这都会恶习，就踏入那堕落的径路去了”，“因此把自己一身的方向误了”。黄花奴在《扬花梦》中又进了一步：“沪地人烟既萃密，于是盗贼奸邪，藏形匿迹，胥以斯为安乐窝。光天化日之下，纵容若辈横行，一无顾忌，若好繁华场，随处皆为陷跳。居其地者，仍不留意，尚且堕入百丈深渊，为若辈罗网中物。远方客子，贸然来游，实无异若辈之随口肉馅，颠之倒之，为事更易之。文明云乎哉？繁华云乎哉？直万恶之数耳！”将上海指为流氓拆白党的天堂，善良百姓的地狱。由于上海得风气之先，上海的风气常常流向外地，上海的罪恶也常向外地辐射。这一时期中，乡下人到上海学上海风气，是“滑稽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吴双热的《学时髦》。写乡下人跟城里人学时髦，不是近视眼，偏要戴着一副钢丝眼镜，连眼都花了，回家连家中养的狗都不认识他。《广陵潮》中描写一位开放的“新女性”明玉珠，便是在上海学坏，由上海到扬州，后来成了类似“拆白党”的人物。《上海春秋》、《歇浦潮》、《人间地狱》等社会小说揭露现代都市更是不遗余力。小说家出于对人性纯朴的维护，愤于上海的黑暗，起而揭露这“冒险家的乐园”，黑色的“大染缸”。他们对都市商业化文明抱着强烈的批判情绪。在中国现代都市兴起之际，中国的作家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他们看到了现代城市对自然人性的扭曲，现代城市代表了贪欲，并且努力加以批判。这种批判要比沈从文早得多，也更加直接得多。从《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到20年代初的社会小说，最早代表了中国作家对现代都市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意识形态的揭露批判，尽管它们只是出于作家的良知，是不自觉的，并且有着许多矛盾之处；但是，
他们毕竟是后来新文学作家批判现代都市的先驱。
对民国的失望，引起知识分子的思考。晚清时对西方文明的迷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转为怀疑。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到上海，都受到“租界”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曾经大加赞美，但是他们到了民初，又纷纷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带头弘扬“国粹”，这种怀疑助长了民初“复古”思潮的泛滥，也促使民初小说家企图用“保守旧道德”的方式来拯救社会，拯救国家。
从维护自然的人性出发，民初小说家有时向往农村，将农村视为纯洁之地。他们企望通过弘扬农村的旧道德，来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蔚云在小说《征妇》篇后议论：“自新学输入，一般蹈袭皮毛者恒断章取义，好为无界限之自由。而固有之道德乃日就澌灭。”“不谓山村僻壤间竟有姑慈妇孝，一团挚爱，如陈化者，孤灯如豆中，一席痛苦，足令闻者酸鼻。”这些议论便表达了对农村的向往，它带着新旧文明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的内涵。在这种争斗中，民初小说家又是矛盾的。商业化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传统道德的解体，使得小说家深感痛苦。然而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下，他们不可能像封建士大夫那样，把礼教看得那么神圣，他们所接受的新思想帮助他们看出旧道德的许多弊病，而且从本质上说，他们大多以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不再遵从越古越好的古训。因此他们笔下的守旧派，往往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他们也不能认同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他们徘徊于旧礼教与新思想之间，价值观念处于改良主义的状态。
这类矛盾在《广陵潮》的人物塑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广陵潮》对顽固守旧的腐儒痛加贬斥，塑造了以何其甫为首的一批处在八股旧学笼罩之下的旧儒生，他们满口仁义道德，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追名逐利，贪财好色，闹出了不少笑话，何其甫成为全书中讽刺得最厉害的人物。作者揭露这帮旧儒生的堕落，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广陵潮》虽然也塑造了一位革命志士富玉鸾，描绘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出于救国救民的真切期望从事革命。当他接触到卢梭《民约论》等西方思想，便将家财分给乞丐和穷人，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在辛亥革命前回国策划起义，不幸被奸人告密，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痛斥清朝官吏，壮烈牺牲；可是又写到他要与自己的母亲讲平等，气死了母亲。于是在小说结尾时，富玉鸾被莫名其妙地评为“富而不仁”，作者在感情上，并不能接受这位蔑视礼法的革命英雄。即使对“革命”，他也不无微词，甚至表示：“大人物在上面革命，小百姓在下面受罪，这才不失我社会小说宗旨。”作者最为喜爱的人物，还是以自己为原型的云麟。此时，作者的思想处在半新半旧之间，不乏正义感却又不知出路在那里，应该怎么办？作者在理性上也知道依靠云麟这种书生，不可能“造出一个簇新的世界”，他认为“革命事业要出在下流社会人手里，酸秀才不中用的”。但是他又看出参加革命的下流社会成员怎样玷污了革命，异化了革命。结果，他的“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造出一个簇新的世界”的理想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在《广陵潮》中，他只能以消极的佛学来自我解脱。在“五四”后问世的《战地莺花录》中，他才把希望寄托在接受新学堂教育的学生身上。
与李涵秋相近的还有苏曼殊，他曾经是一位坚决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革命派与立宪党人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打算亲自去刺杀康有为，促进革命的成功。在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他曾经在小说中增加了一位英雄“里德”，一个人包打天下，主张自由民主。但是，在民初的黑暗社会中，他的自由民主理想并未得到实现，现实使他意识到，个人英雄主义不能包打天下。他创作了小说《焚剑记》，塑造了一位侠士独孤粲，虽然为友报了仇，但却无法保护两位女主角，无法改变现实的黑暗，终于无可奈何地焚烧了自己的宝剑。苏曼殊也找不到出路，只好以佛学来求得自我解脱。这几乎是民初小说家共同的倾向。而民初小说家的旧道德与新思想的矛盾，在“言情小说”中也表现得更为典型深刻。
民初小说家中也有人不甘心“保守旧道德”，提出新的价值观念。何海鸣便曾主张“一种学问曰‘我学’，万事以我为本位，以我为前提”，“我之对我，宜采自立主义，我之对人，宜采博爱主义也”，“因欲博爱而始谋自立，因能自立而后言博爱”，“盖既以我为本位，则我与人平等，自无阶级之分，而世界上仅有一个人字，人我皆平等，当又无尊卑之别”。他的主张还显得比较幼稚，表述也有不少毛病。但它是新型的资产阶级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的雏型。只是这种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在当时很少有人出来呼应，在小说创作上也没有明显的反映。它称得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它的完善与发生重大影响，都要在“五四”以后。
“五四”新文学问世后，往往肯定晚清的“谴责小说”，忽视了民初“社会小说”对晚清的继承，甚至把民初的社会小说看成是晚清的逆流，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公允。只要看看《广陵潮》、《歇浦潮》等作品，就不难发现：民初社会小说是继承晚清社会小说发展而来的，晚清的“谴责小说”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以前，就叫“社会小说”。民初社会小说虽然没有晚清那么尖锐，但是它们其实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面和更加深入的人物内心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李镜安《先兄涵秋事略》，传引自范烟桥《中国小说史》最近十五年之小说。
徐枕亚《答友书论小说之益》，《枕亚浪墨》。（此两条注释信息不全，应补充）
何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到10日。
沈东呐《民权素》序，《民权素》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