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以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佛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对“现代化”的失望，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封建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从而形成了以“反现代性”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反封”与“反资”并举，因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认为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1）冯乃超把“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2）30年代，周扬在其《论〈雷雨〉和〈日出〉》中，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他看周萍，看出的是“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3）40年代初，当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现状”时，显然充分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4）50、60年代，他又将清除这些“毒草”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是因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导致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至此，左翼文学思潮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当代文学的“规范”和渗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在这里，他把“现代性”与“西方性”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富永健一是从“东亚文化”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他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不认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却承认“现代化”的内部是存在着“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西方标准”的。（5）但是，阿维内里警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深表怀疑。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非欧洲社会”的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6）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50、60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程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映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程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7）“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化”之所以构成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分裂性”的主题，实际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阶段后，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困惑。它在世界性的左翼文学现象中，实际也具有不可否认的普遍的意义。值得追问的是问题是：既然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为什么却把“反现代性”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系列价值目的之上？并把它确定为当代文学的审美理想？左翼文学思潮究其根源，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直接产物，既然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什么却把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市民革命（消费性、娱乐性）、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化）等等，冠以资产阶级“腐朽性”、“小资情绪”等含有歧视性和等级性的命名呢？显然，以此思路观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战歌”与“颂歌”显然不只代表着它基本的审美特征，战歌/颂歌还深刻蕴涵着某种“断裂”的“不谐调”的声音。在这里，“批判理论”恰恰反映了批判者对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焦虑与虚妄，它构成了对并非“莺歌燕舞”的文学现实的一种巧妙的遮蔽。
二、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及其表现
左翼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发展为当代文学的思想主脉，有其复杂原因。但是，“传播者”兼“实践者”的社会身份所导致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为人们的研究，着实提供了一个不失“合理”的逻辑。为便于说明问题，特别列出下面表格：
姓名
出生时间
籍贯
社会出身
学历与经历
郭沫若
1892年
四川乐山县
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
留学日本，1923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创造社主要发起人。回国后没有正式职业，以文艺创作为生。1926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9年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
成仿吾
1897年
湖南新化
留学日本，1921年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业为军械制造。创造社主要成员。职业一直不固定。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任陕北公学校长。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大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
田汉
1898年
湖南长沙
农民家庭
留学日本，1922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创造社主要发起人。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解放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
钱杏邨
1900年
安徽芜湖
20年代在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就读。太阳社发起人。没有正式职业，以文艺批评为生。1930年参加“左联”。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
李初梨
1900年
四川江津
留学日本，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后期创造社骨干。没有固定职业。1930年参加“左联”。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
茅盾
1896年
浙江桐乡
中等商人家庭
北大预科肄业。1916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长期任普通职员。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之一。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及批评。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蒋光慈
1901年
安徽霍丘
小商人家庭
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发起太阳社。无正当职业，以文艺创作为生。
胡风
1902年
湖北蕲春
农民家庭
1925年进北大预科，次年进清华大学英文系，均未完成学业。1931年留学日本，入庆应大学英文系，两年后因从事普罗活动被驱逐回国。一直没有固定职业，主要编刊物和从事文艺批评。1954年，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难。
瞿秋白
1899年
江苏武进
破落家庭
1917年入北平俄文专修馆。1931年起，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苏区受到排挤，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
冯雪峰
1907年
浙江义乌
农民家庭
1921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一度在北大旁听。1930年，受命筹备“左联”。无正式职业，以批评、翻译活动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被划为“右派分子”。
周扬
1908年
湖南益阳
地主家庭
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辍学回国，参加“左联”。无正当职业，以文艺批评、翻译为生。抗战开始后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艺副院长。建国后，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光年
1913年
湖北光化
1932年，入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1939年去延安。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
邵荃麟
1906年
浙江慈溪
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无正式职业，长期从事左翼文艺活动。1953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赵树理
1906年
山西沁水
农民家庭
1925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失业后，曾一度流浪。做过小学教员。1937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任《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委、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
柳青
1916年
陕西吴堡
农民家庭
1934年入陕西西安中学。1938年去延安。1952——1966年在陕西长安县长期安家落户，任县委副书记。
郭小川
1919年
河北丰宁
教师家庭
抗战前夕，随父母逃亡北平。中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去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习。1954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后被撤职。
贺敬之
1924年
山东峄县
农民家庭
抗战爆发后，随所读中学流亡湖北、四川。1942年去延安。50年代初，在戏剧部门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8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
李准
1928年
河南洛阳
农民家庭
5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回乡务农。后来到河南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浩然
1932年
天津宝坻
农民家庭
50、60年代任农村基层干部。文革中，任北京市文联主要负责人。
姚文元
1931年
浙江诸暨
作家兼书商家庭
中学毕业。解放后，曾长期在上海卢湾区、《解放日报》任职。文革中发迹，在北京担任要职。
李希凡
50年代就读于山东大学。因“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受到毛泽东欣赏，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20——7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20、30年代的日本留学生，曾受到晚清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社会思潮极深的影响。归国后，他们与另一批由破败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青年汇合，通过上海这个新文化中心，把左翼激进思潮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一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和解放后培养的工农作者，他们人生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某种“同步性”，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左翼文学思潮的本土化走势和文化心理特征。
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播者大多来自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例如“中等地主兼商人”、“破落官绅”、“中、小商人”和“农民”等家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急剧动荡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这一“人生境况”对出自其中的左翼作家们性格气质的发展和思想定型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家道中落”，茅盾1916年不得不中断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业，入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位普通译员。田汉在长沙读师范时，他母亲在丧葬用品店扎过“喜花”，在织布厂当过“过纬纱、打锭子”的临时工，摆过茶摊子、杂货铺，“母亲这种挣扎自立、为儿子牺牲的精神，使懂事的田汉又感激又难过，给他心灵上的撞击是沉重的。”（8）因无家庭资助，钱杏邨、蒋光慈一直在经济拮据的状态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据周扬夫人回忆，30年代的“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9）选择左翼激进的文学立场，并不是出身寒微、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必然和唯一的选择，某些与他们经历相同而加入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青年，如沈从文、废名等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但这种人生“境遇”确实易于与抨击现代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在心灵的深层次上产生孤愤、失衡、扭曲、反抗的心理和社会情绪，与前者发生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该表提供的情况，还可以看出：
一、不仅社会职业、经济收入，而且作家的地域范围也有很大变化。在统计的21人中，除茅盾一人外，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钱杏邨、李初梨、茅盾、蒋光慈、胡风、冯雪峰、瞿秋白、周扬、邵荃麟基本都是回国后失业，临时在大学兼课，或在一些办办停停的刊物做编辑，写点文章，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生活经常处于窘迫和飘零之中；张光年、郭小川、贺敬之、柳青、赵树理、李准、浩然、姚文元、李希凡，有的开始文学创作时是流亡学生和青年，有的童年在贫寒中度过，有的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工作，考上了大学。20至4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受挫”进而因异族侵略产生“危机”的时期，缺乏宽裕、稳定的生活，紧张而冒险的经历，使之对社会、人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体验更进了一步，他们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逐步向着重实践而轻幻想，厚本土而薄西化，崇集体而忽视个体的倾向发展和倾斜。这种倾向，在解放后更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而走入了深沉和体制化。另外，入表作家的地域还表现出由现代化起步较早的沿海、长江流域，向传统、闭塞和落后的内地，例如从浙江、江苏、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向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转移的趋势，这与中国革命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由抛弃西方化而转向民族化的历史趋向和选择是一致的。而这种“转移”，正好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本土化”和“传统化”的变化。
二、这些出身社会中、下层，实际也从未真正有过“学院”和“书斋”体验的作家，对中上层社会抱的是敌视的态度。当时代激流涌来时，它便容易作出告别都市走向乡村、告别个性而选择大众、告别幻想而投身革命的抉择。郭沫若、成仿吾和茅盾曾有投身北伐革命的经历，其它30年代作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后来也都有过“参军”、“土改”的人生实践。在他们的作品中，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与“腐败堕落”、“风花雪月”和“资产阶级”等说法联系在一起，相反，下层的工农和士兵则成为被歌颂、赞美的对象。这也决定了，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解放后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后，仍然会按照此类社会情绪、思想模式来制订和执行符合这一标准的文艺政策与管理方式。
三、这批作家中，年轻的一代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资深的一代虽然留学日本，或上过大学，所学专业却是医学、工科、英语俄语、政治经济学等偏于“实用”的学科，这些学科不属于文、史、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这使他们在与社会实践结合时，往往采取一种“实用”、“直接”、“迅速”等急功近利的态度。也使他们不那么满足“边缘”，而向往和羡慕“中心”的文化地位，对文化“霸权”和语言“强势”情有独钟。比如，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曾指责鲁迅等人是所谓“封建”和“落伍”作家；在“第三种人”和“两个口号”争辩中，胡风、冯雪峰、周扬、瞿秋白等为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茅盾、周扬、邵荃麟等40、50年代参与过对胡风思想的严厉批判；李希凡50年代敢于向俞平伯等“反动学术权威”挑战，姚文元60年代则直接对周扬、邓拓、吴晗等身居“高位”的人士发难，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左翼文学表露出它鲜明的“反传统”性格；在它的反现代性中，又包含着消解传统秩序（上层社会、等级制）、人格修养、尊重学识和与传统文学“断裂”的现代性的人文特征。这使他们的文学实践，成为一种典型的“斗争”实践：斗争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斗争；但斗争又意味着人格的某种分裂，由人生的失败而怀疑自己原来的追求。田汉、钱杏邨、茅盾、周扬、胡风、冯雪峰等都是如此。左翼文学思潮的“斗争”哲学，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当中。
三、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
由于如此，当代文学在其发展中，又体现出一种双重性格，和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正面与反面，审美与反审美。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选择和本质特征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直接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10）在这里，周扬使用了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民族国家”和“执政党的文艺政策”。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成为现代文学基本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考察它历史走向的一条思想线索。1901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提出的“文学救国”的观点，周氏兄弟在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和之后现代文学的扬弃与发展，无一显示出几代作家对这一富国强民的现代化目标的顽强追索。在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地位的30、40年代，它的文学目标尽管与前者有所不同，但仍然处在这一历史趋势之中。1949年后，随着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它的文学理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9年，周扬就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学习政策，“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必须与学习马列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结合起来。（11）在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基本的一个母题和矛盾：既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那么受梁启超、周氏兄弟文学观影响的现代文学，很自然就应该变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认同而为对领导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执政党的文艺政策的认同；“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于是，人们就会这样理解：在新社会，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地位所左右，对这个阶级基本政策的态度，便被视为对该阶级的态度。于是，晚清和“五四”所确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思想目标，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消解”。鲁迅在投身文艺之始，曾思考过三个相关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可以说，鲁迅提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重要侧面：个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个人的现代化即精神的觉醒，国家的现代化就缺少根本的基础和前提；而国家的现代化，又是每个个人的现代化获得充分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是要求个人与集体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磨合、协调并符合理性地发展，不是强求“个人”对“政策”的绝对服从，更不是以牺牲和压抑个人来确保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既然不能全面地理解和包容“两个现代化”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那么，
就只会造成它们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加剧当代文学内部的冲突和矛盾。这是当代文学发展中政治运动频繁发生，时而“纠左”时而“反右”和忽冷忽热的主要社会根源之一。
对当代文学的“释义”，其基本根据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真理性”的完整解释。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2）“新”与“旧”的甄别，实际已包含了审美的体验，所以，当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中国革命历史选择的正确性，这段论述已不单单是一个“政治范畴”，它还是一个“审美范畴”。作为对中国革命的形象演义和历史叙事，当代文学本来就负有使之美学化的特殊任务。比如，在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中，人们经常可以读到诸如“史诗般的”、“革命历史画卷”、“民族气魄”、“民族色彩”、“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纪念碑”、“血与火的考验”、“英勇斗争”、“雪山草地”、“井岗山的烽火”、“朝霞”、“红日”、“延安窑洞的灯光”、“暴风雨般”、“可歌可泣”等等经过审美化处理的政治性修辞。正如周扬强调的那样：“文艺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过去是大得多了。作家、艺术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利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服务于这个伟大的时代。”（13）因此，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被确定为：一、用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学形象，替代旧的“腐朽没落”的文学形象，以实现批判旧文化和封建主义“糟粕”的目的；二、使文学作品发挥“震撼人心”、“形象生动”的审美作用，成为一部“影响”、“规范”人民群众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教科书”。
但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当代文学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审美的。毛泽东指出：“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根据这个判断，他反对“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而主张“无产阶级人性”。而这一充满政治含义的“人性”观，又被浓缩到“爱无产阶级”这个狭窄范围，在50、60年代的文艺理论中，则被具体确定为“爱祖国”、“爱党”和“爱人民”的“三爱”。至于什么是文学的审美，毛泽东早就认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因此，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才是“艺术标准”的观点，（14）建国后便成为指导当代文学发展的权威意见。既然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也即“政治标准”在审美的判断上具有优先权、否决权，那么，真正独立的文学审美现象其实是难以存在的。人们发现，在50——70年代文学中，尽管作家对突破“人性”和“审美”问题的禁区在不同阶段做过顽强努力，但最终都因更严厉批判的压抑而夭折。例如，1951年有些作家因为探索进城后“革命者”心态的变化，而招致了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指责；1958年，在批判巴人、钱谷融“人性论”之后，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完全违背人性，也扭曲了基本文学审美原则的大跃进民歌；1962年，邵荃麟、赵树理等人坚持的写“中间人物论”再次受到压制，随后，“阶级斗争”便上升为文学创作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由此，所谓“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指导方针，因为在当代文学实践中的失败而变成一个现代的“超级神话”，它使左翼文学的某些理论陷入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非常尴尬的境地。
正像政治目的驱策下的“内容和形式”不能真正“统一”一样，当代文学的双重性格在本质上实际也是矛盾的、分裂的。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卓越的诗词创作与文艺论述在审美观的对立上，也表现在以周扬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的文艺修养与文艺观的分裂上。这种矛盾不断激化和自我冲突的特征，可以用于对左翼文学思潮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文化性格和审美倾向的广泛考察：信奉“矛盾——统一”的思想原则，使当代文学在特定时代充满了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想象与现实的剥离，则使当代作家陷入到虽然被认为表现了“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又不是真实的“生活”的二难境地；激进的文化要求可能孕育的，恰恰是陈旧、封闭与落后的社会内容，等等。在今天，难以超越自己时代的“矛盾与分裂”，也许是我们观察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历史深度的切入点。
2000?8?30
注释：
（1）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二卷1期，1928年8月。
（2）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3）《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01、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引自《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12、119、1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6）（以色列）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引自《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23页。
（7）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1951年4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副刊；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四卷5期，1951年6月20日。
（8）董健：《田汉传》第6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
（9）《忆周扬》第5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0）（1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转引自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20、2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
（13）《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7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