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的主人公陶秉坤是一位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他是勇敢的土地开垦者、勤劳的土地耕耘者、执着的土地守卫者。作品同时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与世事、与政治、与时势、与社会变迁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作品是一部非常具有可读性、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关键词：陶少鸿；《大地芬芳》；主人公陶秉坤形象；百年农村变迁；艺术感染力
陶少鸿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是一部对中国农民、对农民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关系进行深层文化解读的成功之作、厚重之作。这部作品非常成功地塑造出了陶秉坤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近百年来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发展、变化的形象史；作品同时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上演的种种活剧，逼真地叙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史。因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可读，而且耐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农民、土地、农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深层认识农民与土地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史、风情史。
一
《大地芬芳》主人公陶秉坤是一位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是一位既血肉生动、个性鲜明，又具历史深度、文化意蕴的立体的农民形象。陶秉坤同时是是勇敢的土地开垦者、勤劳的土地耕耘者、执着的土地守卫者。
陶秉坤是勇敢的土地开垦者。陶秉坤开垦土地的勇敢，既表现在他不怕艰难，也表现在他始终不渝，矢志不移。陶秉坤刚成家时，遭算计被伯父陶立德夺占了父亲留下的好田丁字丘、晒簟丘。陶秉坤在心里说：“对作田人来讲，没有比田地更要紧的，这是挖了他的命根呵！”对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提。于是，陶秉坤和新婚妻子黄幺姑走上牛角冲的荒山开垦土地。作品中这样描写道：面对土地，陶秉坤“站成个骑马的姿势，将锄头冲太阳高高地举起，双臂暗暗一使劲，狠狠地挖将下去。嚓！锄尖深深地锲进土里，那一刹那，真是说不出的痛快淋漓！握锄的手随即一抬一提再往后一拉，一大块泥土便翻卷过来。浓烈而芳香的泥土气息顿时扑满胸怀，令他兴奋，令他陶醉。”陶秉坤“热血沸腾，雄性十足地将锄头高举，恍惚之间，他觉得锄头并不是身外之物，而是长在他身上的有生命力的器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把坚挺的意志和生命的热望深深地锲入泥土。”当芒种过去夏至就要到来之时，牛角冲面目一新，陶秉坤垦覆的荒地上栽上了红薯秧，薯秧很快长出了新芽，在阳光和雨露的催促下，嫩绿的薯藤满地乱爬。开垦旱地成功后，陶秉坤又开始了艰难地建造水田。整整一个冬天，陶秉坤把堂兄堂弟在牌桌上赌掉的那些日子都拿来开田。田当中那块顽冥不化的岩石耗费了他不少功夫。腊月二十四，一丘大约三分大小的新田基本造成，陶秉坤根据新田的形状将它命名为扮桶丘。作品后文还写到，一到冬闲时节，陶秉坤就在牛角冲开挖新田，年年不懈。他人单力小，连干了几年，也只开出不到一分田。陶秉坤九十多岁时，还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躲到山上开荒，作品中写道：“这里叫羊耳朵，是个与邻大队接界，谁也不管的地方。一座耸立的山嘴和一片葳蕤的丛林隐蔽着一小块荒土。他挖了一锄，捏一把土在手心。土黑油油的很松软，喷发着沁人心脾的泥香”。“只要好天气，陶秉坤都到羊耳朵里去开荒，每天挖一点，积少成多，到腊月里，就开垦出了一块两分面积大小的好土。对于一个九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奇迹。”
陶秉坤是勤劳的土地耕耘者。由于陶秉坤与土地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厚感情，他总是以劳动为快乐，以耕耘土地为最大的享受，他的田种得最好，他的地也种得最好。陶秉坤是最勤劳的土地耕耘者，是最优秀的土地耕耘者，也是最快乐的土地耕耘者。作品中写道：“鸡叫三遍，陶秉坤爬起床，给土地亩燃三根香，叩一个头”，“就挑两担刚从山上挖回的红薯去溪里洗。朦胧之中，溪水冰凉，霜风砭骨，手脚被水冻得通红。他没有觉得难受”。“往往是他家铲薯米的声音响过一阵，石蛙奚上游和下游的人家才有寥落的呼应。”陶秉坤“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天到晚劲鼓鼓的，夜饭时喝一盅自酿的红薯酒，觉得日子有滋有味。”作品在多处地方写陶秉坤犁田，写得特别富有诗意和情趣，其中一处写道：“插秧季节临近，陶秉坤戴上斗笠，穿好蓑衣，扛好犁具，牵牛来到丁字丘。细蒙蒙的雨无声无息地飘洒，棕蓑衣的翅上挑起了许多亮晶晶的水珠。架好犁轭，陶秉坤右手扶犁，左手执鞭，浑厚的嗓门叫一声：‘嗨！’牛便四平八稳地往前走，柔软黑亮的泥坯从犁铧上错落有致地倒下来，在泥水里排成顺溜溜的一行，散发着扑鼻的泥香。”“世上万事万物，只有土地是好东西，皇帝佬儿也离不开它的养育，它是一切根基之所在呵！他贪婪地嗅着泥巴的气息，不时地扬一下鞭”。作品的另一处写陶秉坤犁田：“牛走得好轻快，犁如龙般游动，犁坯则似破竹撕篾般往一旁分出来，韵味儿十足。他跟着犁沟不紧不慢地走，恍惚之间，牛、犁、人已是三位一体，浑然不能分。他是那样得心应手，没有丝毫的劳累。犁到田头时，他像壮后生一样轻而易举地将沉重的犁搬起，调转方向。滑腻的泥巴从他的趾缝里迸出，好似一条条泥鳅溜走了，非常有趣。”从上面的描写可以看出，陶秉坤在辛勤地耕耘土地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痛苦和悲伤，他感受到的是轻松、快乐和享受。陶秉坤是勤劳的土地耕耘者，也是幸福的的土地耕耘者。陶秉坤活了一百多岁，最后他是坐在田里逝世的，作品中写道：“陶秉坤端坐在田里纹丝不动，宛如一尊石像”，“他的一双瞎眼仍大睁着，手里还死攥着两把泥土。”可以说，土地是陶秉坤的生活，也是他的生命，他和土地完全融为了一体。
陶秉坤是执着的土地守卫者。如同陶秉坤一辈子都在勤劳地耕耘土地一样，他一辈子同时都在为守卫土地而战。在守卫土地这方面，陶秉坤似乎是屡屡以失败而告终。他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从来没有屈服过。成家立业之初，丁字丘、晒簟丘遭算计被伯父陶立德夺占，是陶秉坤守卫土地的第一次失败。若干年后，在连续五天大雨后，遭遇大滑坡，陶立德的旱地从山坡上滑下来压住了陶秉坤松树坳的两亩田，陶秉坤的两亩田就此被陶立德借机占去，陶秉坤曾去县衙告状，结果当然是毫无作用，只得被迫放弃这两亩水田，这是陶秉坤守卫土地的又一次失败。陶秉坤想起在置田（守卫土地）上的种种不顺，忽然悟到，莫非是因为自己对土地菩萨有不恭之处？为显示自己他对土地菩萨的诚心，他在屋东头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土地庙，他在土地庙门上恭敬地写了一幅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土地菩萨当然不可能为陶秉坤守卫土地，陶秉坤把自己守卫土地的祈望寄托在土地菩萨身上不过是梦想而已。如果说，上面所述陶秉坤为守卫土地而战所面临的对手主要是个体的某些奸诈之人和自然灾害的话；那么，陶秉坤在他漫漫人生途程中守卫土地所面临的更多挑战则主要是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变故和影响。这后一方面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论析。
联系和综合起来看，可以说作为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的陶秉坤具有深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血肉生动的人物形象。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作为土地开垦者、耕耘者的陶秉坤，总是表现出激情、奋进，朝气、旺盛，在他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在他的生活里总是表现出诗情和画意；而作为土地守卫者的陶秉坤，则总是表现出无助、无奈，落寞、悲伤，在他面前总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在他的生活里总是表现出冷峻和萧瑟。陶秉坤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农民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陶秉坤是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
二
陶少鸿的《大地芬芳》在成功地塑造出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的同时，还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与世事、与政治、与时势、与社会变迁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因而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和反映了近百年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途程和历史，或者说是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史。
作品起笔不凡，把十八岁时的陶秉坤在犹豫片刻后，挺身而出毅然救下即将被沉潭的黄幺姑（黄幺姑此后便成为了陶秉坤的妻子）的情节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个精彩的开头不仅隆重地推出了作品的主人公，使全书的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正处在上世纪初期（清朝末年）的宗法制农业社会里。上世纪整个百年的中国农村变迁、农民命运、农业发展就是从这一起点开始的。此后，作品或祥或略、或显或隐地写到闹农会、国共合作、马日事变、挨户团反攻倒算、国民党清剿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等等，其中的重要人物陈秀英、水上飙、陶玉林等在农村长大后，投身造反和革命，一个个出生入死，命途多舛，时时让读者对这些人物牵挂和担忧。作品写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常德会战；写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一小股日本兵窜入青龙镇，在国民党驻军一个排落荒而逃的时候，是乡村知识分子陈梦园和日本兵斗智斗勇，与这一小股日本兵同归而尽，使同胞们免受遭殃。作品写到解放战争，写陶秉坤正在县城上中学的孙子（陶秉坤大儿子陶玉田的儿子）陶禄生参加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惨案；写金圆券贬值带来的灾难和由此引起的不断蔓延的民众愤怒情绪；写安华国民党县长蔡如廉在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起义，安华宣布解放，不久是湖南和平解放。上述种种生动的描写，在真实地表现和折射出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中国农村的风情变迁的同时；也写出了中国农民与社会变革无法脱离、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关于后一方面，我从陶秉坤的遭际、命运中看得很清楚，陶秉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热爱的是土地，他只想获得土地、耕耘土地、从土地中取得收获，也就是说他只想面对土地、面对大自然，他只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在事实上，他怎么也无法摆脱世事的纠葛，怎么也无法摆脱社会变革给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乃至裹挟，所以他也不情愿地参加了农会，后来又遭受挨户团的反攻倒算，他的后代更是完全超出了他的期望和掌控，或参加学潮、或参加革命、或参加国民党军队的等等都不乏其人，这就是说，他必须面对世事、面对社会，他必须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尽管他想回避却怎么也无法回避。
如果说，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就很难有“安静”的农村和“纯粹”的农民的话；那么可以说，到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村就更加“活跃”、中国的农民也更加“复杂”。1950年，农村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工作。陶秉坤在他所经历的第三个朝代开始之后，他由衷地感到天翻过来了，世道变好了。陶秉坤认为，这个世道将不再有恃强凌弱，而是凭本事吃饭。他希望世道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朴实可信：只要你肯下力气出汗，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你勤劳地耕耘它，它忠实地养活你；你活着，与他相依为命，死了又回到它的怀抱，与他融合为一体。陶秉坤的憧憬和期待是美好的，但社会现实则是严峻的。此时陶秉坤开始了买田置地，并终于买回了原本属于他的丁字丘、晒簟丘，“陶秉坤揣着田契字据走向泥香扑鼻的田畴。他兴奋得两眼发热，头重脚轻，好似踩在棉花包上”，他甚至在“长满野草的丁字丘里打了一个滚”。可陶秉坤高兴的劲头还未过足瘾，担任区长的孙子陶禄生就赶回家逼着他把田卖掉，因为陶禄生知道土地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陶秉坤虽然对孙子陶禄生怨恨不已，不久土地改革来临后他就懂得了孙子那样做的缘由。土改期间，买下陶秉坤田地的陶玉贤被划为地主成分，并在斗争大会上挨批斗。作品写道：斗争大会结束后，“陶秉坤埋头往家里走，感到陶玉贤两只眼睛还从背后怨愤地盯着他。显然，若不是从他手里买进了那些田，陶玉贤就不会划成地主，也不会遭受今天这份罪；换句话说，若不是陶禄生背着他将田卖掉，那今天跪在台上挨打的，就是他陶秉坤了。陶秉坤心里既后怕又负疚，同时也有一份庆幸。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面前，陶秉坤真正感到自己老了。”陶秉坤真正感到自己“老了”，实际意味着他开始感到与世事隔膜了，开始失去自信了。可以说，此后的陶秉坤就一直生活在与现实的隔膜、矛盾冲突中。互助组、合作化（陶秉坤甚至因带头闹退社而在斗争大会上挨斗争）时期是这样，人民公社“吃食堂”（陶秉坤对食堂是一百个不顺眼，他说“我怎么不急？人是公社的，可肚皮是自己的呢”）时期也是这样。而到“文革”时期，陶秉坤对现实的隔膜、反感、抵触愈益厉害，陶秉坤开始时是对孙子陶禄生说的意义“并不感兴趣”；造“大寨田”时，看到磨洋工的人很多，
“看得很恼火”，要他参加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他回答说“你们开会，关我屁事”；后来还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躲到山上开荒，以致被民兵押回并挨打。
如何看待作为典型的农民形象的陶秉坤与世事、与现实的隔膜、反感、抵触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抗争，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陶秉坤们太过固执、死板，还是我们社会对待农民、农业、农村的政策太过脱离实际？在农村“吃食堂”饿死人以后，陶秉坤对当干部的孙子陶禄生说；“我们作田人，一不稀罕穿金戴银，二不眼红山珍海味，有碗饭活命就行。本来各种各的田种得好好的，你们硬要收了田去搞什么鬼公社，百十号男女老幼到一口锅里吃饭，结果呢，搞成这个样子，大家都当饿死鬼！还说人民公社是金桥，泥巴桥、短命桥！”陶秉坤还说：“管他这主义那主义，有饱饭吃就是好主义！”陶秉坤的话是朴实的、简单的、常识性的，但这朴实的、简单的、常识性的话却是真话，是真理；“有饱饭吃就是好主义”可以看作是陶秉坤的“哲学”， 陶秉坤的“哲学”可以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笔者认为，过去的极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违背常识，就是不讲真话。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陶少鸿的独立思考和陶少鸿作品的深刻之处。
陶秉坤活了一百多岁，他生命的晚期已是生活在到处都在搞开发的时期。陶秉坤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听到了轰鸣的机器声，当他得知原来这是在平整土地搞开发、包括他的丁字丘也被征收了被平整以后，他的额头青筋暴起，责问道：“哪天征的？把我的田征了也不问我一声？那田毁了就没得了啊你们这些败家子！”陶秉坤于是拄着竹拐棍来到田边，气恨难消，一个踉跄，跌坐在田里，再也没有起来。由这里的描写可以看出，陶秉坤是为守卫自己的土地而逝。如何看待陶秉坤的这种行为，作家对“开发者”和“守卫者”似乎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不过笔者认为，陶秉坤的行为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改革开放、搞开发当然是好事；但只顾开发、过度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可忽视啊。
三
《大地芬芳》是一部颇为耐人寻味、引人思索的厚重之作，也是一部非常具有可读性、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部作品的艺术探索、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数十个有着鲜明性格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陈秀英（于亚男）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她在领导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期间，英勇顽强，足智多谋；遭受左倾路线的残酷迫害，仍不改初衷。解放以后不久，她因历史问题再次遭受误解，被撤销县委副书记，长期遭受歧视、直至被投入劳改农场，但她始终没有怨言、没有失望，她一直寄希望于党组织，总是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真相大白。陈秀英性格的坚忍不拔，她对信念和信仰的执着，真可谓感天动地。陈秀英最后的结局是因神经失常而死。作品这样描写陈秀英的悲惨结局，丝毫也无损于她作为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相反这样的描写正显示出共产党人也是“人”而不是“神”，这样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陈秀英形象是真实的、鲜活的、血肉生动的。其他，如游击队负责人水上飙的勇武、机智和不怕牺牲的性格，先为游击队副队长、后成为国民党军官的陶玉林两次作出带有被迫性的反水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无奈和直爽的性格，中共湘中特委给游击队派来的党代表周布尔的极左、狭隘、自负而残暴的性格，正直知识分子陈梦园的渊博、儒雅和大义凛然从容舍生赴死的性格，软弱知识分子蔡如廉的投机、胆小、怕事而又讲义气的性格，农会积极分子铜锁既有流氓无赖相、又具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某种性格，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品的心理描写多处很为精彩。土改中陶秉坤没有分到半分田土，作品这样描写陶秉坤的心理活动：“但他还是很高兴，只要自己原有的田地不少一分半厘，他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队收走了他所有的旧文契，给他颁发了土地证，上面盖了人民政府的红色印章，作品写道：“这等于说，政府也承认了他对现有田地的拥有权，他心里踏实了”。“他跟那些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内心充满喜悦。”“他认为土地改革美中不足的是不该把土地分给像陶秉贵那样的懒汉和败家子。”这里对陶秉坤的心理描写真切、细腻而又简洁。作品另一处地方描写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担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陶玉林正驻守云南，这天傍晚陶玉林接到了翌日越过边界向缅甸撤退的命令。作品接下去写道：“向来办事果断利索的陶玉林被这道命令弄得踌躇起来。他在飘泊着晚霞的河边踱着步，异国吹来风把他的头发撩得跟他的心绪一样凌乱不堪。他久久地眺望着北边的天空和大地，一种早已忘却的情怀油然而生。长庚星跳出天幕时，他毅然回到营部，将他的几位连长叫到帐篷里来。”作品在这里几乎没有一句直接写陶玉林的心理活动，只是着力于写陶玉林所处的独特环境和他独特的动作、表情，但陶玉林心灵里的掀起的巨大波澜我们完全感受到了，这样他毅然作出“投奔解放军”的决断也是令人信服的。为给黄幺姑报仇而杀了族长的年轻时的水上飙躲到深山里后，作品这样写水上飙的心理：“每日看着相同的景象，无声流动的云，亘古屹立的山，默不作声的树，水上飙觉得日子真是悠长又悠长，与原来风急浪高的驾排生涯有着天壤之别。他时常感到岁月已经凝固，就像一张搁浅了的木排一样。”这是用抒情的笔调写水上飙心灵的寂寞，真切感人，很能让读者感同身受。
作品的细节描写也是很成功的。国民党商会会长蔡如廉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水上飙偶然相遇的紧张情节全由细节表现出来：
那日，小淹镇逢场，水上飙扮成山民模样，提了一张狐狸皮，蹲在摊贩最密集的地方。中共湖南省委派一名姓王的同志从水路来青龙山，向湘中特委传达有关精神，水上飙专门来此迎接。凑巧蔡如廉萌发了逛场的兴趣，挤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路看过来。水上飙瞟见他，把斗笠压低，遮住自己的脸。本来蔡如廉已从他面前过去了，偏偏那张狐狸皮又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蹲下身子将狐狸皮摸捏一阵，问：“这皮子多少钱？”水上飙见躲不过去了，便先发制人，猛一抬头，盯着蔡如廉：“这要看你识不识货啰！”蔡如廉见斗笠下亮出的竟是水上飙的脸，顿时张口结舌。水上飙右手插进怀里，攥紧了暗藏的手枪，一语双关地：“老板，认出这张皮子来了吧？”蔡如廉镇定一下，连连点头：“认出来了。不过我只是随便问问，我对皮毛生意没兴趣，你莫误会！”水上飙说：“那你莫多嘴多舌，耽误了我的生意莫怪我不客气！”蔡如廉忙说：“好、好，我就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在上述看似平静的细节描写和对话描写中，我们阅读时仿佛有某种惊心动魄之感，这就是作品出色细节描写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作品另一处写解放初陶禄生回家给祖父陶秉坤做工作，要祖父将买进的田赶快卖掉。工作未能做通，陶禄生只好偷出田契安排哥哥福生暗中去卖田，此时的陶秉坤还不知情。作品写道：陶秉坤从火灰里扒出一个煨红薯，轻轻捏捏，见已熟软，便拍拍灰，往陶禄生面前一递，似乎祖孙间并无半点芥蒂。陶禄生双手接过红薯，立即烫得一哆嗦，红薯掉回火塘里。陶秉坤歉意地道：“哦，我忘了，你手上没有茧的。”说着拿一根筷子往那个红薯里一戳，然后举起重新递给陶禄生。这段描写中，在十分温馨的家庭场景里，实际上蕴蓄着不小的尖锐矛盾冲突，这样的细节描写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
此外，作品在关于游击战争的描写、关于地下工作的描写、关于放排的描写、关于劳改农场的描写、关于造“大寨田”的描写等等方面，都写得真实而又生动，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这些成功的描写，除显示出作家具有杰出的艺术功力外，还说明作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和生活积累准备工作。作家这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创作追求，在今天这个普遍浮躁的社会里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2012年8月12日稿毕于岳阳市南湖畔
作者简介：余三定（1956-），男，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