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一个叫做雪村的东北痞子形象，被纳入了国家的最高屏幕。雪村的表情和言语是高度痞子化的，但他却被组合进了国家话语的言说系统，从那里为近十亿民众表演“小品”，以便把预设的集体娱乐狂欢推向农历新年的高潮。这种利用痞子话语表述国家幸福语义的手法，标志着“反讽”对国家话语的戏剧性渗透，它迫使我们思考反讽在转型意识形态中的非凡意义。
1、话语的正谕体系
正谕话语，其完整的文本形态被称之为“正典”，起源于古老的祭司话语和宗教经典。它代表柏拉图式的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概念，同时也代表着坚固的二值逻辑体系。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核心，正谕话语首先要求语义的单纯性与唯一性（没有歧义）；其次是能指层和所指层的完全同一，不允许在它们之间之间发生错位与疏隔；第三，正谕的语法要求叙事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向度，此外再无其他中心；第四，它请求着表情严肃的政治-道德书写风格。这四项基本原则使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威权主义行政话语（公文）的所有表征：严厉、专断、透明、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如此等等——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
这样的语例在毛泽东选集中俯拾皆是。这种正典式的话语模式，几乎支配了文学和艺术的传统书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正谕话语的现代起源。这是由胡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精心打造的话语范式，它一直支配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言说和书写。1985年是一个分界线，标志着此前正谕话语的绝对统治。在文化领域，这几乎成了威权主义文艺的话语标志。毛夫人江青的“样板戏”，在象征和明喻的导引下展开红色叙事，宣叙威权主义的革命教义，成为正谕话语最坚定的样板之一。此外，人民日报和“红头文件”等等，都可被视作中国正谕话语在威权时代的行政范式。毫无疑问，正谕的语法就是国家主义的专利，它是权力的唯一表述方式，向人民要求着始终不渝的服从。
由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和王安忆等人在八十年代掀起的文学“道德理想主义”思潮，是正谕话语在文学领域的一种扩展。他们在作品中探讨着下列“严肃”问题：形而上学，生活伦理、灵魂得救、民族之根、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是主流文学的精神向度和叙事原则，在它的背后，主流叙事的权力得到了必要的重申。
中国的学术话语一方面来源于国家主义话语，另一方面又承袭了希腊式的经院主义思维。学术话语被钉在古典经院主义话语的十字架上，从那里眺望着世界的本质，企图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样，说出绝对理性和科学真理。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学院学术都把所谓“学理”作为学术沉思的平台，并且拒绝一切语义的歧义、疏离和分裂。这是学院理性的标准化作业的需要，毫无疑问，它在实施精确化操作的同时也丧失了话语的弹性与活力。
在正谕话语体系中走得最远的似乎是北岛，他率先在诗歌中运用了“反论”（Paradox）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方式起源于正典《圣经》（“凡保全生命者将失去生命，凡为我失去生命者将保住生命”），而在北岛的笔下转换成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句式。但北岛并不能就此摆脱毛语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反论式话语正是毛泽东最精擅的武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与北岛的句式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点。在话语（而非精神）的层面上，北岛以及他所代表的“朦胧诗群”不是毛语的离异者，而是它最好的继承和转述者。
与正谕话语相对的是就反讽话语。它成为阅读和写作的主体并且置于象征之上，意味着柏拉图的诸如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性概念的终结，它解放了被象征所压抑的他者，并把主体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反讽(Irony)是对国家主义话语的解构和终结。在语言学的层面上观察反讽，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它与寓言的差异。反讽以双重含义为特征，在某层面上的叙事却表达了另一层面的语义，与预期的有所违逆。
正是反讽造成了话语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语句在被言说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意义的他者。这他者就是本始语句的敌人，解构其原初语义，并把它推向阐释的深渊。这与象征截然不同，象征是分层的，却没有发生破裂，它们互相阐释和响应，并且显示了鲜明的主从关系，其中一个是中心，而另一个是它忠实的附庸。
尽管反讽不是流氓主义者的发明，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武器，但它终究成了流氓话语以及一切叛逆话语的核心。思想在言说的瞬间发生了破裂，这就是反叛的开端，它如此细微，令人难以察觉，却又酝酿着一场强大的精神动乱，它显示了语义能量转移和扩大的非凡效应。正如控制论创始者维纳所说，伦敦花园里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它的翅膀，不久就会在纽约上空形成猛烈的风暴。
语义的动乱
语义的焦虑就此产生了。歧义大量涌现，像迅速增殖的泡沫，簇拥在那些主导性语句的四周。任何正谕式的诠释都无法消除这场阐释学灾难。这种歧义是正谕式读解反讽式书写（言说）之间的差异形成的。八十年代开始的焦虑，在九十年代引发了更广阔的反响。正谕和反讽形成两大话语体系，它们的对峙与并存导致了持续的话语动乱。
对鲁迅的读解所产生的分歧就是这种动乱的后果之一。早期的鲁迅是反讽的，他的《狂人日记》无疑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反讽文本的代表。《阿Q正传》也是如此，这个“Q”字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反讽，它以嘲笑的姿态对“0”（零）的语义进行了抵抗。但从《野草》开始，鲁迅却走向了象征主义，而象征是正谕话语体系的标志。鲁迅的晚年的书写甚至放弃了象征，只剩下讽刺性的正谕，他的“遗嘱”是完全是正谕式写作的结果，这使遗嘱丧失了反讽的力量，而沦为一个纯粹的仇恨政治学的模本。
正是这种语义变乱导致了习惯于正谕式书写和阅读的学术界（包括媒体）的严重混乱，阅读与批评的尺度突然消失了，批评家变得惊慌失措起来。但他们还是故作镇定地坚守着正谕话语的立场，并坚持在正谕语法的光照下查验文本的语义，以确定它们的真伪和对错。歧义是可耻的。
不仅如此，它还导致了政治语义学领域的恐慌。国家主义突然丧失了辨认的指标，令职能管理部门对作品的政治判定发生了严重困难。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的很长一个时期，诗歌始终被视作最可疑的文本，它的书写者大都遭到了严密关注。但朦胧诗、尤其是后朦胧诗的出现，令这种诗歌的语义研判发生了技术障碍。韩东的《大雁塔》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作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街转眼不见了也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在这首诗歌中，出现了关于英雄的含蓄反讽。这是针对北岛式的新英雄主义的一种最初的背离。“英雄”的母题遭到了解构：英雄的成长不过是高塔爬行的结果。英雄的语义是反讽的，它背后的所指不是“英雄”的崇高品质，而是那些崇拜高塔的游客的庸常举止。大雁塔作为“精神性高度”的隐喻遭到了含蓄的嘲弄。诗歌的结尾是诗人的自我叙事：“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瞻仰英雄的政治行为，悄然转换成一次普通旅游及其日常经验。
那些在国家主义话语摇篮中成长起来的思想管理者，对充满歧义、多义和反讽的诗句感到巨大的困扰。他们经常拿着一个诗人的作品去询问另一个诗人：这是什么意思？但这种咨询通常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就连被问者也无法用国家主义话语做出阐释。所有的释读都只能在内心进行，因为后者的歧义和反讽的方向可能是无限的，并且完全逾越了口水的界线。司法话语的确定性和诗歌话语的多义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迫使思想管理者放弃了从诗句中搜寻异端语义的努力。这种程序的修改拯救了诗人的前途。
所有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洗礼的人都会记得，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中国文坛盛行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命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长篇小说的标题蕴含着机智的反讽：它言说着“轻”，却又“重”得令人“不能承受”。这个著名的句子像标签一样被张贴在八十年代流氓诗歌的前额上，并且渗透到了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电视等各种样式之中。它企图对威权主义国家的知识份子的精神感受做出总体性描述。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种叙事比这反讽更有力地隐喻了时代的意识形态痛苦。昆德拉痛苦和中国痛苦被深切地缠绕到了一起，散发着混乱而又迷人的气息。
反讽的“新天地”及其中国建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讽的病毒已经四处扩散，侵入到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和学术等各个领域，从王朔的小说开始，经过周星驰电影和大话主义运动，最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的风暴，而它在九十年代末对现代建筑的入侵，是这种流氓话语征服最后一块文化孤岛的标志。
建筑反讽最“通俗”的例子就是那些高楼集群。都市化竞赛的结果只能是高楼竞赛，而如同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样，在庞大的高楼底下行走，人的微渺性便遭到了强化。数百米高的建筑物和低矮的人群构成了犀利的反讽：这些巨大的人工建筑表面上是为了夸耀人的创造力的，其实却趋向于颠覆人的尊严。建筑的这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反讽性，使它成了人的隐秘敌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把这种景观称之为“异化”。“反讽”就是“异化”在建筑语汇上的某种显现，这种对人本主义的水泥物反讽，起初闪烁在哥特式建筑的金属尖顶上，仿佛是一个焦虑的呼告和祷辞，而后则转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标志。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顶部，聚集着城市贫民的仇恨。它像针尖一样划过了上帝俯瞰大地的脸，令它感到了轻微的痛楚。
位于上海黄陂南路和淮海路的上海“新天地”则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事例，这个旧城改造的样本，成功地完成了对上海旧贫民区的移置和改写。为了寻求逼真的效果，它甚至精密复原了石库门建筑的外形，并小心翼翼移移植了石头上的青苔和野草。这种“纪实性”叙事来自一群香港富商的资本创意。它企图衔接旧上海的文脉，并藉此营造富人消费休闲的飞地。但“新天地”的建筑功能从一开始就被蓄意篡改了，它由一个贫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其中包括各种高档的画廊、礼品店、咖啡馆、酒吧和餐馆。这是建筑话语在视觉和功能上的双重反讽：用香港富人的消费天堂，反讽了上海贫民区的艰辛历史。
作为贫民住宅的建筑代表，石库门隐含着一个语义转换的漫长过程。石库门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黑色大门。它是整个建筑物立面的重力中心，与高墙的青砖浑然一体，凝重、端庄、在古拙之中混合着乡村财主的陈旧趣味。当这种建筑样式20年代在上海现身时，一度是那些富裕移民热衷购买的新家园。但自从抗战爆发和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它便因位于租界而逐渐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小市民和难民的混居点。到了60～80年代，基于上海民居建设的基本终止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石库门的大门已经颓败，它无法阻止房客的急剧增长，以致最终沦为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它的过度逼仄的空间，成为滋养市民小气的中心摇篮。其他贫民住宅样式，还应当包括南市区的晚清老屋和更为贫贱的逃荒者的棚户建筑。
但它们都未能形成石库门那样的空间规模。
几乎所有在“新天地”里行走的上海人的心情都是和游客截然不同的。越过那些青砖甬道、石板路面和紧闭的黑色大门，记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篡改。人们不仅在现实中遭到放逐、而且还被人从记忆的家园里驱赶到了异乡。这其实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话语强权的结果，它对旧城民居建筑的资本叙事，制造了一个有关新世界的消费主义神话，但它不属于城市贫民，而是属于游客，也即那些外来的“文化异己份子”。后者的嬉笑回荡在用贫民历史构筑的布景里。
“新天地”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反讽。它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连接成一个整体，仿佛就是后者在空间上的一种戏剧性延展。但参观者还是会发现，在严肃的共产主义史迹和情欲化的资本主义商铺之间，出现了一种尖锐的语义对抗。是的，“新天地”创造了多重反讽的范例，这种反讽甚至显示在“新天地”的命名上：它和“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了古怪的语词反讽，以显示建筑语义的“一国两制”。
然而，反讽并非晚期资本主义的建筑专利。我们看到，早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就已出现了与“门”有关的最大的反讽性建筑――天安门。这是与巴黎的凯旋门截然相反的建筑，它是不能穿越的，它不过是墙垣的变形而已，但它却拥有着一个“门”的外在语义。“门”要表达的语义，正是它自身的反面。这就是“门”的反讽。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了自己的功能。天安门其实就是一个冻结在建筑物里的宣言，它把对“门”的政治释义推广成了威权主义的基础。
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变迁，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筑哲学发生了剧变。门的故事被不断改写，拼贴、歧义和反讽正在成为都市建筑叙事的内在逻辑。我已经说过，上海衡山路的酒吧群落也是文化反讽的例证。它的建筑及装饰风格的高度欧化，与它内部播放的音乐（邓丽君歌曲）和电视节目（功夫片）形成了可笑的反讽。或者说，它的“硬体”遭到了“软体”的颠覆。没有什么比这种语法混乱的自我叙事更能显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特点了。在我看来，反讽不仅是后现代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刻画着西方符号资本支配下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性：混乱而有生气，充满了意外的话语效果，仿佛是一些层出不穷和令人发笑的喜剧。
反讽并非“现代性”和“后殖民时代”的独有产物。东方反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在刘邦和项羽的对话中发现了它的历史踪迹。在那场著名的对话之中，项羽和刘邦置身于一个不同级位的话语世界：项羽的空间是绝对性和充分主权性的，语义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层面上，形成一个单纯的语义构造。但刘邦洞悉了项羽的道德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展开反讽，把项羽投置于智力受挫的一面。刘邦无疑是历史记载中最早拥有反讽能力的流氓之一，这场对话已经预设了项羽在日后战争中的失败。刘邦成功地展示了他的智力，并因此获得了话语政治的强大优势。这是一种重叠在一起的二度反讽，对它的细读可以显露出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1层：你杀了我爹罢！
第2层：因为你是我兄弟，我爹就是你爹，按你“义人”的身份，料你也未必敢杀。（第一度反讽）
第3层：就是杀了，老子也不在乎！（第二度反讽）
这是所有反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其中第二度反讽就是对反讽的反讽，或者说是对解构的解构，并且凸现了新的流氓主义建构，因为它明确指涉着流氓伦理学的本质。在丧失了身份之后，刘邦完整地捍卫了这种新的流氓伦理，他没有让自己陷入人格分裂的格局，而项羽则是精神分裂的。由于项羽顾及“廉耻”和“义气”，也顾及语义的内在统一性，他丧失了作为一个真正和纯粹的流氓的资格。他被刘邦击败的命运在话语的领域里已经确定。
二度反讽的出现是中国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标志。检索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最早出现的二度反讽是一个关于姜尚的传说。该传说的出现年代最迟不会晚于明代。这个后来成为殷朝大员的名士，早年穷困，长期处于身份丧失的焦虑之中。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新的身份，他采用了在渭河上垂钓的策略，以耐心等待国王的录用。由于鱼钩是笔直的，这个年迈的渔翁没有钓起过任何鱼虾。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向那些隐蔽的政治观察者们作出必要的暗示。对这个叙事文本进行解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叙事层面：
第1层：钓鱼（对钓鱼行为的一种戏仿）
第2层：使用直钩钓鱼，实际上是非钓。（一度反讽）
第3层：还是在钓鱼，却是在钓另一条大鱼，那就是国王本人（二度反讽）
姜尚传说的反讽还显示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反讽和戏仿（戏拟）的秘密联盟。反讽的表层叙述是戏仿性的，它在滑稽地模仿一种人们熟知的事物或句式（如渔夫、钓者或垂钓行为）。它和反讽的组合构成了叙事的戏仿式反讽。
然而，二度反讽同时也是流氓向国家主义转换的标志。二度反讽通过对反讽的反讽，完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秘密构形。刘邦和姜尚的反讽拥有一个流氓话语的表皮，但它已经实现了内在的转换，也就是从解构的立场悄然转向了国家话语，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空间。二度反讽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个隐在的辨认标识，用以搜寻那些混迹于流氓群体中的国家主义者的伟岸身影。
所有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旨在表明，流氓话语和反讽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流氓话语必须在反讽中实现其反叛的目标。反讽就是流氓在言说中颠覆世界的道路，它使流氓话语得以呼吸，也就是得以在世界的废墟前面发出恶毒的笑声。反讽使流氓话语获得了一种古怪的拆卸的力量。它要在传统的语句中粉碎意义，并且赋予它新的价值向度。而在另一方面，流氓话语使反讽走出了古典主义的限定性，并为它提供了一个无限阔大的空间。我们以后的分析可以证明，在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变革中，反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解构了表情严厉的国家主义，并塑造出一个富有话语活力的开放时代。
然而，现代中国出现的最深刻的反讽却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部对抗，最后转换成了话语的内在反讽。在社会主义叙事和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反语：即所谓的“社会主义”能指，指向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指。这是话语策略的迫切需要。在完成市场资本主义的构形之后，必须在其话语层面上继续维系社会主义样式，以捍卫既定的总体性权力格局。这无疑是所有反讽中最具张力的一种。它同时也是临时的结构性反讽，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激烈冲突在话语表层上趋于平息。但这种反讽是内部紧张的，它无法真正化解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它聚集着更大的对抗性风暴。此外，国家主义为自身设定的巨大反讽，也鼓舞和推促了民间反讽的繁殖与扩张。无论从哪个向度观看，反讽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精神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