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闫寒英，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南华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 职场是都市白领阶层生存技巧的演练场所，同时又承载着这一特殊人群的情感与审美体验，是当代都市生活的一道特殊风景。中国当代职场小说中充满着职场的功利性伦理与爱情的唯美性伦理之间的激烈冲撞，其根源在于不同性别文化在职场观、爱情观、人生价值观上的差异、矛盾与斗争。
中国当代职场小说是描摹都市白领阶层职业生涯尤其是职场生存技巧的类型小说，强烈的功利性是其突出特征；同时职场小说又承载着都市白领人群的情感与审美体验，其中对爱情的叙述不可或缺。在职业生活主流化的白领阶层中，爱情与职场相互纠结：爱情被现代职场理性、功利性与战斗性浸入与异化，而职场也因为爱情的濡染增添了人性化的温暖气息。如果从性别视角来观照，职场伦理与爱情伦理之间的冲撞更为明显。
尽管职场小说以传授职场生存技巧的实用性为核心，但它还讲求娱乐性与审美性，正是娱乐性、审美性使其不至于沦落为枯燥的职场教科书。无论男女职场小说都有对爱情的描写，事实上，对男欢女爱的描写几乎是所有小说的共性，因为小说以抒发人性为己任，“即便叙说的是看似类似战争风云、宫廷斗争等世事变迁的故事，骨子里仍是为展示个人的命运充当脚手架。”[1]而爱情是人性最基本、最深刻的展现。
同职场小说本身的性别风格相一致，职场小说中的爱情叙事也呈现出男女有别的特质。男性职场小说将职场的惊险诡诈与情场的刺激曲折融为一体，无论是职场竞技还是爱情角逐都以同样的节奏推进，形成职场与情场相互照应的风貌。如男性职场小说《输赢》封面以并列结构所印的广告语为：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而另一部男性职场小说《别样的江湖》中的“作品简介”下写着：“其实，连作者孔二狗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最精彩的商战故事，还是最凄美的爱情小说……”在男性职场小说中，爱情通常以悲剧结尾，仿佛职场与职场中发生的爱情是对立的。
而女性职场小说中的爱情常常被设计为对职场的补充：职场冷漠无情，爱情却为职场点燃了一缕温暖的感动；职场压抑人性，爱情却为职场涂上了一抹原始的率真之光。在女性职场小说中，爱情通常有一个圆满的结尾，或者说许多女性职场小说是以圆满的爱情作为结尾的。如肖晓的女性职场小说《苏畅畅加薪奋斗记》的结尾是：“小雪飘下，伴随酒吧门前闪烁的霓虹灯，营造出一种冬日晚上独有的浪漫情调。小路上，一对恋人大手拉着小手，幸福的背影渐渐远去。”
即便没有直接设置一个爱情与事业圆满统一的结尾，女性职场小说通常也在故事结束的最后间接表达了希望生活中有事业有爱情有希望的憧憬与信心。如阿巳所著《大猫儿的TT奋斗史》，描述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的广告策划生涯，期间穿插着她的爱情体验，最终大猫儿找到了事业的灵感也找到了真爱。文末，作者感叹道：“是啊，这样新鲜的世界，这样年轻的我们，未来不管怎样都一定会是充满希望的!”又如金津所著《加油!格子间女人》中的女主人公维维在总结自己在职场中的奋斗历程时，发出感慨，“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在尽力追求职业成功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个普通人应有的责任：衣食无忧，孝敬父母，养育儿女，生命因此充实而丰盈。”这样的感慨很朴素，但也道出了生活的真谛。男女职场小说对职场爱情的不同构思，体现出两种性别的文化观念在对待“事业与爱情”这一古老主题不同的现代诠释。
瓦特曾指出：“古代人没有小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2]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男女爱情，真正爱情关系的形成是以两性作为独立“主权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较之过去，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攀升，尤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而言。职场小说描述在职场中打拼的青年男女，单从男女个体而言，他们(她们)都是经济与思想相对独立的一类，彼此间的爱情应该是纯粹而平等的。但现代白领阶层由于身处职业生活主流化的趋势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职场伦理与爱情伦理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职场理性与爱情感性，职场功利性与爱情审美性之间的激烈冲撞：爱情被现代职场理性、功利性和战斗性浸入与异化；职业发展受到爱情的限制与羁绊。在对待职业伦理与爱情伦理的冲撞时，男性职场小说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态度，一种毁灭式的“和解”，即或者“要江山不要美人”，但美人永远在心中，或者“要美人不要江山”，但江山成为永久的遗憾。当然，男性职场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大抵是以牺牲美人为代价的，所以演绎出爱情悲剧。而女性职场小说则对二元对立的男性中心主义职场观进行了解构：尽管职业发展受到爱情的牵制，但那不是爱情的错，而是职场本身的异化；对职场重新定义与重新建造需要勇气，但“新职场”是必然趋势，总有一天，事业与爱情能比翼双飞。女性职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大抵在事业取得发展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的喜悦，所以演绎出爱情喜剧。尽管在现实职场中，优秀的“大龄职业剩女”几成社会热议问题，但女职场写手们仍执拗的给她们的女主人公安排了美好的爱情未来，这宣告了一种理想。
二、“办公室恋情”的职场特性
“办公室恋情”指公司中同事与同事间的恋爱。它堪称“事业发展与爱情美满”这一两难命题最集中、最经典的凸显形式。许多公司尤其是外企都有反对或禁止“办公室恋情”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杜拉拉升职记》中的前台海伦向杜拉拉介绍DB公司的规章制度时说道：“公司对谈恋爱没有相关限制，不过员工之间要结婚的话就有规定了，直线上、下级之间不可以有婚姻关系，否则其中一个要调开——一般说来，夫妻双方中会有一方主动离开公司。员工之间结婚的非常少见，尤其是经理级别以上的员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哪位经理在公司谈恋爱呢。”大公司、大企业，尤其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外企，之所以限制办公室恋情的发生，在于维护公司的利益，个人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对此《争锋》中有一段说明：“如果两个员工谈恋爱，那他们中的一个就得提交辞呈。你很难想象，一对恋人或者夫妻会完全不交谈他们所掌握的公司信息。首先，工资多少你们总要交流一下的吧。还有的恋人会交流他们在不同部门得知的公司商业秘密，比如人事部的升职名单、销售部的报价单，而这些都应当是被严格保密的，应当是仅限于部门之内的。所以，我们规避任何可能存在的串通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对办公室恋情的防范，除了将其作为规章纳入公司的管理体制，在员工入职培训时进行思想上的警策外，还有现实的阻隔措施，许多职场小说都提到，职员的独立隔间有一面被设计成大片的玻璃墙。如此一来，职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基本上没有个人隐私，也没有爱情空间。既然“办公室恋情”直接牵涉到个人的职业利益，那么职业男女必然会对之思量又思量，审慎又审慎，致使一些“办公室恋情”转化为某种微妙的朦胧情愫，正如秦与希在《米娅，快跑》中感叹的那样：“办公室里不是恋情的恋情，倘若存在，也总是那么淡淡的，无法浓郁。仿佛一粒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升起来便蒸发了。又如地上的玻璃碎片，纵然隐约闪着光，却注定永远无法燃烧。”
但也有一些办公室恋情禁而不止，因为人有情难自禁之时，感情的激流往往会冲破理性的藩篱。如《杜拉拉升职记》中精明、能干、有明确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抱负的杜拉拉，从理智上来说，已升为人事经理的杜拉拉绝不愿触“办公室恋情”这一地雷而影响到职业前途；但面对同公司销售总监王伟的真情时，几经退缩、踌躇、矛盾后，还是顺应了内心中爱情的颤动，“拉拉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像一个女学生那样爱她的爱人。”较之杜拉拉在办公室恋情与职业升迁之间，在情感冲动与理性权衡之间的挣扎、较量，《荆棘舞》中的叶小荼显得“没心没肺”：“尽管有时候叶小荼会想到两人目前还在同一家公司供职，江尚还是她的上司，这种办公室恋情原本是最应该回避的事情，但是感情却是如此奇妙的一种东西，在它来临时，人往往很少去考虑现实，也不可能这么做。”女性职场小说中描写的“办公室恋情”，无论是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型，还是修成正果型，基本上是真诚的，展现了女性对最典型的“事业与爱情”矛盾的处理：无论如何，职场利益不能凌驾于人性之上，职业发展应当与人生其它有意义的关系相平衡。
而男性职场小说中描写的“办公室恋情”则明显朝职场利益的天平倾斜。
《圈子圈套1》中的男主角洪钧是一家美国软件公司ICE在中国地区的代理首席代表，当他与女下属琳达成为情人后，力劝对方离开ICE，认为两人关系亲密还呆在同一家外企非常不妥，并言之凿凿：“外企最怕的就是有人开夫妻店，像Peter他们这些老外们最不希望在我这儿发生office romance，等我当了正式的首席代表以后，他们肯定会对这些更敏感。”洪钧非常在乎与自己升职密切相关的洋上司的感受，却丝毫不顾及琳达的情绪与感受。在作者笔下，琳达亦然，当洪钧失手于一项大单而身处离职的困境时，琳达避之不及，因为洪钧不仅不再是她在职场上可以傍依的一棵大树，而且可能牵连到她，影响到她的职业发展，所以琳达迫不及待地撇清了两人的关系，同样是丝毫不顾及洪钧的感受。在作者笔下，职场利益高于职场爱情，利益是真实的，爱情是变幻的，利益是职场的轴心，爱情是职场的附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围绕着职场利益旋转，当职业利益与情感需要相抵牾时，首先被放弃的是爱情。
又如《问鼎》中的销售经理霍力对女下属于春颖有好感，非常想追求她，但他顾虑重重——“他真的不知道身边如果没有于春颖，自己会不会空虚，会不会心里没个着落。但是，两人是直接的上下级，他又担心关系一旦密切，会影响到他的前途和其他人的感受。”后来，当霍力发现于春颖也爱慕自己时，内心更为挣扎，也动过放弃一切，与心爱的人远走高飞的念头，“可是，男人的责任感和成功欲望让他不能这样做”：“虽然有于春颖持续的热情将霍力包围，让他每天都如沐春风，但他心里是矛盾的。有时，望着于春颖那单纯善良又渴望被爱的眼神，霍力真想马上接受这份情感。但是，他担心真的爱上于春颖，会影响自己在team中的威信，使本来就业绩不稳的团队添乱子。那样他的人生目标就彻底完了，那样的错误，是这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显然，霍力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问鼎公司高层，以获得事业的成功，这种成功是超越一切的，包括神圣的爱情，如果爱情羁绊了事业，即使再美好，也应该理智地被舍弃。在遭遇职场理性与爱情感性，职场功利性与爱情审美性之间的矛盾时，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男性职场文化选择的是牺牲爱情，以保全事业，这体现了商业文明对人类心灵空间的侵袭以及单向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男性职场小说与女性职场小说之所以出现此种分歧，正是前文讨论过的两种不同的性别文化观在“事业与爱情”这一命题上的具体呈现。
职场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高歌凯进、勇猛向前的“进步”神话，实质上就是父权制“征服”欲望的化身，因此职场也是性别政治的场域。身处职场漩涡中的现代爱情，已无法保持原汁原味，常常被职场的功利性、权力性、战斗性侵入和异化。爱情在职场中遭遇异化，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职场爱情中的“阴谋”，一是职场爱情中的“阳谋”。
“阴谋”指用兵的谋略，如《国语·越语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阴谋”也指诡计、秘计。中国本土职场小说，尤其是男性职场小说，热衷于对职场“阴谋”的全方位解读，“阴谋”本是贬义词，意谓不光明的谋略或诡计，但在不少职场小说中，“阴谋”却被转化成了中性词和褒义词，它的含义有时与“潜规则”类同，许多职场高手以深谙潜规则为荣，且不吝分享。陆琪在其轰动性作品《潜伏在办公室》、《潜伏在办公室第二季》中，共精心提炼了四十六条职场潜规则，如“要叫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把每个谎话都当成性命攸关，这样说谎就不会内疚。”“理想很重要，但比理想更重要的是利益。”“表面是公义，心里是生意，这才是职场的本质”等。可见，“阴谋”成了职场的关键词。而浸染在职场中的爱情也附带上与“攻略”、“势利”、“谎言”等属于“阴谋”范畴的成分。
《输赢》中的销售奇才方威对空姐赵颖一见钟情，并运用销售技巧来追求她。而《做单》中“从不输单”的大sales谢正更是将销售技巧在情场上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情场上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这种小杀招百试百灵，对于女人这种敏感而又富于幻想的动物，这种细微的刺激，却绝对会满足她们对浪漫的无边幻想。”谢正将情场比作战场，游刃有余地周旋其中，“按照他以往的战绩，对付这种刚刚毕业的小姑娘，失手率是——零。”显然，谢正的爱情观已遭遇职场“阴谋”的异化：情场战场化，爱情被剥离灵魂，蜕变简单的感官欲望。正如书中感叹的那样：“自从做上销售，每日的明争暗斗已然让他忘记了生活的感觉，更不知道爱情为何物。他只知道技巧和方法，用这种方法能赢单，用这种方法能上床。生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在结果面前已经不重要。生活就是赢单，爱情不就是上床么。”
除了将爱情与职业手段相连，在职场中，爱情也常沦为谋求职业利益的工具。如《加油!格子间女人》中供职外企的女销售经理天啦与上司Dick之间的恋情，就是典型的“职场利益爱情”：天啦寻找升职捷径，对Dick蓄意引诱；而Dick起初不为美色所动，后又主动挑逗，原因在于：“当初，他拒绝天啦的示好，是因为事业处于关键时期，不可以与手下人传出绯闻，影响事业，当上代理CEO后，之所以主动向天啦示好，因为四川招标推迟、还有时日充分利用天啦得天独厚的客户关系和渠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天啦联盟，成就发达之大计。”在这场香艳的男欢女爱中，物质利益成为核心。随着交往的加深，天啦真的爱上了Dick，当然仍是有保留的爱；而Dick更加放心的利用天啦，因为他认为天啦对他有爱，所以不会谎报费用，独占利润，并感叹道：“爱情，是一把利器，男人利用女人赚钱，并且放心赚钱的武器。”的确，在对职场利益的角逐中，不少男女互视对方的性别身份为可利用的资源，把感情作为交换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工具。
而职场中的性骚扰堪称职场爱情“阳谋”，即明显的以权力、地位、物质、色相作诱饵引诱或胁迫作为异性的另一方，以达到性欲望或情感欲望的满足。爱情“阳谋”与爱情“阴谋”一样，都是奠基于“征服”、“支配”、“交换”等欲念。在职场中，性骚扰的施动者大多在权势上高于受动者。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将性骚扰定义为：“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的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性相关的要求。”[3]1979年，麦金侬出版《对工作妇女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第一次区分了两种类型性骚扰：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和交换型性骚扰。麦金侬评论说：“性骚扰，最宽泛地说，指权力不平等关系中强加的性要求……当男上司在工作中强行对女雇员提出性要求时，职场中对妇女的性骚扰特别明显；来自男同事和顾客的性压力，在受到雇主的宽容或者鼓励时，也可包括进来。”[4]
有不少职场小说描写了职场性骚扰现象。如《杜拉拉升职记》中的杜拉拉，起初在民营企业工作时，遭到老板阿发的性骚扰：“拉拉坐下看一份传真，忽然感觉阿发拿脚在摩挲她的脚背。正是夏天，拉拉没有穿袜子，光脚穿着凉鞋。她浑身一激灵，活像有只又湿又冷的肥老鼠爬过她的脚背，一夜回到旧社会的感觉霎时扫去了她满脸阳光。”最终，拉拉被迫离开那家民企，当然临走前没忘了在电话中戏谑嘲弄阿发。——此为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浮沉》里也有关于性骚扰的章节，女销售乔莉因公司业务关系，与某大国企的总工程师方卫军有应酬往来，方卫军恰好成为乔莉主持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并以此相要挟，对乔莉进行性骚扰——此为交换型性骚扰。职场中的性骚扰会给职业女性带来许多精神上的困扰，但她们通常表现得沉着、理智，既不屈从亦不激烈，显示出独特的智慧：不屈从是因为不想沦为利益的玩物，不激烈是因为不甘心使职业利益受损。乔莉对抗职场性骚扰的办法是：将方卫军的性骚扰与威胁语言悄悄录音，并虚拟方卫军妻子的学生的哥哥的同事的身份，带上礼物去造访方妻，给骚扰者一个狠狠的下马威：“方卫军明白了，这乔莉哪里是送礼物，分明是警告他不要再乱打主意，不然，只怕后院就要失火了。……像这样对男人既不巧取也不豪夺，而是敢步步为营、步步将军的女人，他几乎没有见过。”对职场性骚扰的“乔莉”式处理，体现了现代职业女性共同的生存策略：对职场性别统治这一事实，认识但不认同，对抗但不决裂，妥协中有保留，退让中有底线——最折中、最现实也是最无奈的方式。(据统计，在全国的性骚扰案件中，胜诉的只有三例)许多职业女性意识或者潜意识到：在仍然被男性刻板模式主宰的职场天地里，过于跟男权较真，不但难以弥补精神伤害，还会冒丧失生存资源与发展机遇的风险。以退为进，是“她时代”最理想的选择吗?
【参考文献】
[1]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50页。
[3]张立新：《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编/谭琳、姜秀花：《妇女/性别理论与实践》(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24页。
[4]laura w. stein, Sexual Harassment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9, pp. 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