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革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1。但是，不新鲜未必就是过时、陈腐，反而可能提醒我们此一话题原来如此本源，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时时反顾，一说再说，就像真正的哲学、文学命题决不会新鲜，一定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说了上千年一样。不过，话题可以不新鲜，话题的说法和结论却要足够新鲜，不然，早被说过、说透的话题何劳你再说一次？本文之所以有勇气重拾阿Q革命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就是因为找到了新的说法——以《小二黑结婚》的后见之明，照亮鲁迅关于中国革命的太犀利、太绝望的洞见。
一、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
把赵树理和鲁迅，《小二黑结婚》和《阿Q正传》放在一起谈，怎么看都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味，要知道，赵树理正是鲁迅一辈子都在“衷悲”、“疾视”的“庸众”啊。不过，撇开启蒙话题不谈，这两篇小说分别探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庄的革命与刘家峧的革命在体现着差异的同时，会不会暴露出一脉相承的相似性？如果真有某种相似性确凿无疑地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大概就是中国革命的共性了，这一共性既是由鲁迅藉着阿Q形象先行拈出的，我们就有理由把中国革命径直命名为阿Q革命。其实，鲁迅对于阿Q革命之于中国革命的典型意义早有阐明，或者说隐忧：“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2君不见《小二黑结婚》不正是写于《阿Q正传》发表二十多年之后的1943年吗？那么，刘家峧的上空究竟有没有阿Q的幽灵在徘徊，这一场革命究竟是不是那一场革命的翻版和轮回，究竟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国革命存在？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刘家峧的革命是什么样的。
赵树理一直葆有“问题文学”的创作信念：“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3《小二黑结婚》反映了什么“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人们大抵会想当然地认定：自由恋爱问题。4为了坐实这一判断，人们又会强调小二黑、小芹这一对“新人”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但是，小二黑原也热衷于麻衣神相、奇门遁甲啊，只是在自己因为他爹的“不宜栽种”屡被戏弄之后，才跟他娘“商量成一气”，不再相信鬼八卦的。同样，小芹原也觉得她娘哼哼得很中听，也喜欢跟男人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只是在被金旺调戏之后，才一本正经起来的。再说“新人”本该有的思想觉悟吧，别说共产主义觉悟了，就连恋爱自由的觉悟他们都没有，他们甚至要到被开过斗争会之后，才知道他们的恋爱是“合理合法”的，才敢“索性”公开商量起来。解放区的“新人”竟会如此的不清不楚、懵懵懂懂，赵树理意欲何为？其实，赵树理哪有胆量拿“新人”开涮，他不了解“新人”，无意于“新人”，（或许，所谓“新人”原本就是臆造的？）他感兴趣的全是那些他每天都要照面，都要打交道的“旧人”。“旧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二诸葛、三仙姑一样的不觉悟却又不失善良的好人，也就是“老中国儿女”，一类是金旺、兴旺那样的“旧渣滓”。前一类“旧人”早已是新文学的常客，赵树理并没有多少发明，对于后一类“旧人”的发现，才是他的卓特贡献。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发现不是排沙简金般搜寻的，更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是赵树理凭着自己对于农村生活深入骨髓的熟稔“拾来的”5。正因为是“拾来的”，“旧渣滓”的横行就不会是解放区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蔓生的，往重处说，就是解放区基层政权都流氓化了。不过，你敢说解放区的天不明朗吗？赵树理便不得不淡化“旧渣滓”的影响，大说特说起“新人”的团圆。人们对于“旧渣滓”的忽略，对于《小二黑结婚》的批判锋芒的视而不见，本是情理之中的。
据说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平均的解放区的基层政权怎么会流氓化？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迎来了金旺、兴旺这样的“旧渣滓”？个中缘由，许多作家都曾只言片语地涉及，唯独赵树理看得分明，说得透辟。以赵树理的论述为蓝本，综合各家之言，我们可以画出一幅解放区基层政权流氓化的草图来。八路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景象。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被摧毁，新的政权如何组构？一片权力的真空中，哪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领导者？要知道，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都像于福一样，“只会在地里死受”，哪有胆子挑头干那么大的事业？更何况这些胆小却诚实的农民实在太清楚，许多地主都是靠数辈劬劳艰难发家的，怎么好不劳而获地瓜分人家的田地？这一点，张爱玲《赤地之恋》中的佃户冯天佑说得很清楚：“那是他们一家子（唐占魁一家——引者注）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因为胆小，更因为问心有愧，他们就会抵触土改，就算分给他们田地、浮财，他们也会偷偷退回去，就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侯忠全，硬是不要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当然，革命者丁玲会武断地宣称这样的农民纯属不开化，他们只能被革命浪涌不由分说地推向前去。农民对土改漠不关心，二流子的好日子就来了。他们好吃懒做，哪有闲工夫、闲钱去治产业，所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无产者。他们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哪管什么天地良心，所以，他们都是一往无前得不要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心狠手辣，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跟他们斗，所以，他们才是当仁不让的新头人。于是，我们看到《赤地之恋》中的支部书记李向前就是个二流子，看到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里的喜富、广聚等几任村长都是“什么事情都敢做”的泼皮，更看到刘家峧人巴不得无赖出来做干部，“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做干部之前，金旺、兴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好人”好歹还是要“装”一下的，做干部之后，他们就恣意妄为、无恶不作了，就像刘家峧人所控诉的：“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黄世仁还只是抢人抵债，金旺、兴旺却是钱、人都要，都抢。新社会难道还要把人变成鬼，最凄厉的怨鬼？
当然，赵树理不是王实味，哪敢一路追问下去，他会小心翼翼地掩盖矛盾，告诉我们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更会竭力地化解矛盾，凭空添上一个包青天——区长。不过，魔瓶打开了，还盖得上吗？在赵树理抹稀泥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太触目的真相。比如，金旺、兴旺敢当着村长的面捆小二黑，村长只是一味“劝解”、“调解”，“费了好大一会唇舌”，这样的村长哪里还有一点正气。赵树理夸村长“脑筋清楚”，“清楚”一词极为暧昧：是立场分明还是做坏事也讲分寸？再如，区长如果真是包青天的话，金旺、兴旺还敢捆起小二黑、小芹就往区公所送？送了，就说明他们有最起码的确信：区长乃至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二流子的自信，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解放区基层政权已经腐化到了什么程度。
汪晖认为，鲁迅心中共存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阿伦特所说的“开端”意义上的革命，这个革命承诺缔造全新的政体，带来民主、自由和富庶，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不是“开端”而是重复的社会变化，鲁迅抨击后一种革命，正是源于对前一种革命的忠诚。6同样，在赵树理的心中也存在着两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作为“开端”的，带来“新天新地”的革命，一个是刘家峧的革命。刘家峧的革命让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一定要写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小说，《休想钻法令空子》、《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等短评，十多年如一日地痛击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不过，刘家峧的革命再不堪，也不能推导出革命特别是作为“开端”的革命的不堪，对于刘家峧的革命的抨击，反而越发巩固了作为“开端”的革命的永恒的正义性，并无限地加深了赵树理对它的思念和饥渴。他不会去想，只有二流子敢于闹、抢着闹的革命怎么可能与“开端”扯上什么关联，中国革命注定是恶质化的。他更不会去想，作为“开端”的纯而又纯的革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只要现实化了，就会立刻蜕变为刘家峧的革命，就像“纯粹亲爱对任何人从不是热烈的，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同情”7。
其实，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未必就是正当的，反而可能潜藏着太多恶质化的触媒和因子——失望于刘家峧的革命必定会越发地激起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一腔忠诚反过来又会汹涌起更强烈的现实化冲动，从而引发又一轮愈益酷烈和堕落的刘家峧的革命，这样的恶性循环正是中国革命的宿命。如此宿命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开端”的革命本身会不会不仅是不可能的，还是疑窦丛生、千疮百孔的，根本不值得我们忠诚？费尔巴哈在分析“三位一体”的秘密时说，上帝是一个“与世隔绝、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孤单的上帝丝毫也不需要二元性、爱、交际”8。作为上帝的上帝既然无法被有限的、感性的人感知，也就不被人需要，神竟是不完整甚至不存在的。于是，上帝需要第二个位格，需要一个神、人之间的居中者——圣子。圣子具有人身，却又确确实实属神，圣子就是神。有了圣父与圣子的统一，上帝才是友谊，是爱，是永恒的完整。以此类推，作为“开端”的革命就像“绝对的孤独和独立”的上帝，拒绝现实化，无需另一个成全了的“我”。这样的革命不愿也无力照临世界，世界便自顾自地重复着，永劫回归。忠诚于这样的革命，也就是忠诚于虚无。要想把世界拔擢出永劫回归，就需要一个作为“开端”的革命与世界之间的居中者，需要革命本身创生出类似于圣父与圣子的位格，圣父是绝对的理智，圣子是对于世界的不尽的爱，理智与爱结合在一起，乃能开辟新世界。那么，居中者哪里来？居中者源于革命对于自身的否定，源于革命朝向世界的涌动，否定和涌动又一定源于世界自身，因为神无非就是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洞察作为“开端”的革命的虚无性，竭力开启革命的多重位格，一方面要扎根于世界，拓展开世界，从世界中发现、创建出实在的、完整的革命来，因为革命的多重位格只能从世界中来。
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
金旺、兴旺这样的二流子，在哪个地方都吃得开，比如未庄，去任意时代都有市场，比如辛亥。回溯至辛亥前后的未庄，二流子还有另一个雅号——闲人。未庄处处晃荡着闲人的身影。比如，闲人们一见阿Q就会假作吃惊地说：“哙，亮起来了。”撩拨之后，又至于打，打了还要阿Q自己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让阿Q胆怯，唯独王胡有一部络腮胡子，让人看不上眼，“向来只被他奚落”，可就是这个闲人，让他遭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闲人们不仅是“打惯的”，还很贪婪，在大家都对偷儿阿Q敬而远之以后，他们却还要探出阿Q的底细，阿Q对他们也并不讳饰，“傲然”说出他的经验来。“傲然”一词点出了阿Q与闲人们知根知底的无耻。革命军兴，旧的秩序坍塌，又能打又贪婪的闲人们机会就来啦，他们争先恐后地麇集到革命党周围，成了革命的生力军。阿Q一来到钱府投奔革命党，不就看到假洋鬼子身挂柿油党的银桃子，“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吗？可以揣想，未庄要是成立新政权的话，假洋鬼子一定会成为新头人，那些必恭必敬的闲人，也可以捞个村政委员之类的职务干一干吧，就像王金发进了绍兴，“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9。这里的“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是二而一的关系，他们包围王金发的目的也就是皮袍子。从“三民主义”一下子归结到皮袍子，从少数义士的鼓与呼迅速演变为一堆闲人的打、砸、抢，辛亥革命从“开端”往重复的坠落竟会如此匆猝，如此彻底，就像对于三十年后解放区境况的分毫不差的预演。也许，中国革命一向如此，也只能如此吧！对此中国革命的宿命，早在民国元年，黄远生就有了痛悟：“自国人粗解‘维新’二字以后，
士习益浮，风俗大坏，游民之变相，有一种人号曰‘新党’。”10这里所说的游民是指从宗法家族制度“脱序”的人们。游民中的高尚的一群即是行走江湖的义士，一般的就成了二流子和闲人，等而下之的则沦为流氓，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党、新党，大抵就是一些闲人和流氓。
那么，一直被闲人们欺负的阿Q又是什么人？他与革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关联？周作人发现，说杀革命党好看，说女人是害人的东西，“都是士大夫的正宗思想，在小说里却来借给了阿Q了”11。也就是说，阿Q其实是有士大夫气的，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不是小民的专利，而是士大夫的痼疾，推而广之，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说法把改造国民性的命题落到了实处，却未免太过粗疏了。鲁迅在讲完阿Q的一件行状之后，确实常常引述圣经贤传作评，比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若敖之鬼馁而”之类。他也确实像孔乙己说“回”字有四种写法一样，热衷于一丝不苟地辨析阿Q的心理状态，比如，阿Q的手指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不过，如此故作文气的评论，如此郑重其事到无聊的辨析，并非要把阿Q朝士大夫身上靠，而是一种既讽刺了士大夫气的迂阔，又反衬出阿Q的冥顽不化的皮里阳秋的文章笔法——阿Q的流里流气跟圣经贤传哪有什么干系，可我偏要用圣经贤传来解释他，阿Q哪有那么多细腻的、千差万别的感受需要厘清，可我偏要抽丝剥笋般地厘清了，这就越发地凸显出阿Ｑ的不管什么文明都打动不了的愚蠢和麻木。所以，阿Q绝不是一位士大夫，可能还是一个闲人。
说阿Q也是闲人，是有非常充分的事理依据的。第一，阿Q居无定所。他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就是在未庄，他也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土谷祠里。第二，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当然可以找到长期的工作，因为他“真能做”，可他就是不找，是因为一来做短工工资高，二来他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12无拘无束，也就可能无法无天，所以，第三，阿Q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吃喝嫖赌无所不好。他好一口杯中物。他是在喝了两碗黄酒之后，才手舞足蹈地说自己姓“赵”的，也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才跟王胡莫名其妙地打了一架的，更是在喝了两碗空肚酒之后，才得意地大声宣布：“造反了！造反了！”他甚至可以卖掉棉被给赵家赔罪，还剩下几文钱，却不赎回毡帽，“统统喝了酒了”。老是喝酒，他的经常性状态就是“飘飘然”。（“飘飘然”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九次之多！）“飘飘然”是一种人与世界的非真实性关联，“飘飘然”的人既在又不在世界之中，总是“飘飘然”的阿Q当然就成了未庄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就像叙事人细细交代：“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Ｑ又嗜赌如命。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上，数他的声音最响。周作人说，戏台下摆赌摊的大抵是近地的“跛脚骨”，与衙门有勾连，阿Q在地面上混，这点经验总该有的，哪里能去掺和？不过，赌瘾难熬啊，做戏的锣鼓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于是乎赌，直到被痛打一顿，一堆洋钱也不见了，“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阿Q更好女人。他年近而立，还只是五、六年前在戏台下的人丛里拧过女人的大腿，当然渴望女人，可是，他的“好”又来得那么的与众不同。王学泰说，游民的群体性格的最独特一面，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观念、性格、情绪很少加以掩饰上”13。阿Q就从不掩饰自己的性冲动，他想摸小尼姑了，就在小尼姑新剃的头皮上摸一下，想跟吴妈睡觉了，就“忽然”抢上去，对她跪下，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她们要是不从了，那就是女人最可恶的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装‘假正经’”一语潜藏着泼皮的思路：这世界哪有一丁点正经，要有，就是你们装的。如此思路，与金旺惊人的相似。金旺调戏小芹，遭到小芹拒斥，他就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说着还拉住小芹的胳臂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这样说来，阿Q正是金旺、兴旺这些解放区基层干部的不祧之祖，他们全是一些好逸恶劳、好勇斗狠而且从不掩饰他们的好逸恶劳、好勇斗狠的，一点正经都没有的二流子，或者说闲人。不过，金旺毕竟已经是干部了，他够胆量更有资格调戏小芹，不从，就捆起来。阿Q只是一文不名的闲人，也敢调戏女人，而且是赵家的女人，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不仅出了血，还断了在未庄的生计，从而引发了绝大的“生计问题”。
闲人而至于走投无路，可见阿Q还是闲人中的“乏人”。这一点，从鲁迅心中的阿Q形象，就可以看得分明：“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14之所以要写一个闲人中的“乏人”，是因为闲人中的恶棍可能磨砺为枭雄，“乏人”则是“众数”，追踪一个“乏人”、“众数”的革命史，就不会写成一部枭雄的传奇，而能钩沉出中国革命的动力源和集体无意识。这个“乏人”如果还有可能在革命、革革命的征程中进一步堕落为恶棍的话，也就捎带着点出恶质化革命的可怕的同化力了。
不过，再“乏”的闲人也是闲人啊，出了“生计问题”，赶紧去“虐无告”吧，于是，阿Q略过了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也并不赏鉴田家乐，“直觉”地来到了静修庵。万万没想到，就连静修庵都不能再“虐”了，因为尼姑养了一匹肥大的黑狗。叙事人交代，阿Q拔了四个萝卜，却只“吃完”了三个，因为幸好那一个萝卜滚落，狗吓得略略一停，他才得以全身而退。这一闲笔至关重要——那么宝贵的萝卜都做了武器，狗该是何等凶悍啊，静修庵是决计不能再来了，静修庵来不了，未庄也就彻底待不下去了，他只能打定了进城的主意。15阿Q原来是被“逼”进城的。当然，“逼”是闲人的逻辑，站在未庄人的角度看，却是闲人自找的。阿Q的被“逼”，是不是可以触发我们省思一下“逼上梁山”、“官逼民反”的“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道理从来不是不证自明的。被“逼”得走异路、逃异地的阿Ｑ顺理成章地做了强盗，就像同样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一样。虽然他只是个“乏人”，只能站在洞外接东西，后来还吓得不敢再做，可他毕竟就这样迎来了生命的“中兴”。他甚至“中兴”到连赵太爷都不敢惹他，“怕要结怨”。“乏人”流氓化，竟会带来如此丰厚的、出人意表的收获，那么，我们这个看似温柔敦厚的文化会不会原本就潜藏着鼓励流氓的基因？更要命的是，赵家还特许点油灯，等待阿Q的光临，让人不由地遐想：如果阿Q是金旺、兴旺一样的狠角色，他不就会一直成为赵家的座上宾？所以，杜亚泉说中国的“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16，还是有点大而化之了，因为贵族和游民既此消彼长，又相互利用、融合，正是这样的合流，才导致了“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杜亚泉所谓的革命是“开端”意义上的，“开端”的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未庄和刘家峧的革命倒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成就着的。
因为只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实在是不足畏也，阿Q由“中兴”一下子走到了“末路”。幸好革命的风声传来，又一次被“逼”到无路可走的阿Q欢呼雀跃地投身革命，成了未庄革命的第一人。不过，一批狠角色很快醒悟过来，迅速地抢夺了革命的话语权，反过来又把第一人挡在了革命的大门之外，他甚至被当作乱民，稀里糊涂就“大团圆”了。如此说来，在辛亥前后，阿Q的革命还只能停留在土谷祠里的狂想，“洪哥”及其代理人压根不需要这些“乏人”、“众数”的掺和，难怪从这一幕“不准革命”的闹剧中，左翼批评家下了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判语。不过，阿Q如果有幸躲过这一场血光之灾的话，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兴起，新的革命军坚决走群众路线，革命的大门向所有拥有革命意愿和梦想的无产者打开。到了那个时候，未庄就成了刘家峧，阿Q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金旺、兴旺一样的干部。不信请想，谁比阿Q还一穷二白？他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谁像阿Q一样对统治阶级和私有制充满了那么动人的、朴素的义愤？他张嘴就是最具阶级觉悟的话语：“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他更有一股想落天外的豪情和舍我其谁的霸气，无师自通地喊出了革命者最嘹亮的口号：“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未庄时，“要什么就是什么”还只是口号，只是梦想，到了刘家峧，到了无产者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以后，阿Q的梦想就一定能够怒放出最娇艳的花朵。当年在土谷祠里，阿Q不是幻想把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小Ｄ和王胡杀得一个不留吗？现在想杀就杀吧，杀人还有了一个新名头，叫做镇压地主恶霸及其狗腿子。阿Ｑ不是幻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来，而且自己是不动手的，“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吗？现在想搬就搬吧，搬完了，还让小Ｄ把自己的柴割了，地锄了。阿Ｑ不是从不假正经，说要女人就要，只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还小，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眼胞上有疤，吴妈的脚又太大吗？现在就胆子大起来，视野阔起来，可着未庄的漂亮女人尽情地挑吧，就像金旺大喇喇地盯上了十八岁的小芹——三仙姑当年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小芹比她娘年轻时候还要好看得多。就这样，从未庄到刘家峧，中国革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彻底，就在革命凯歌一路高唱的过程中，阿Q从一个有点狡猾却还算质朴的“乏人”，心想事成地成长为一位革命贵族，也可以说是恶棍。要是他运气好，没有撞上包青天，被判个十五年，他还能一直横行下去吧，直到下一轮革命浪潮涌来，又一拨阿Q崛起。从这个角度说，杜亚泉说中国革命不外乎贵族和游民的更迭又是对的，只是顺为贵族，逆为游民，贵族、游民又无非都是游民，都是阿Q。中国革命的永恒主角只能是阿Q，难怪《阿Q正传》没有出现一位闰土式的农民——革命与闰土有什么关系？
1928年，钱杏邨放言阿Q时代已经死去。他万万想不到，阿Q不仅在此后的无数次革命中还了魂，还挑起了大梁。鲁迅强调，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7。“现代”的阿Q之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注释：
1谭桂林：《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2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3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4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说：《小二黑结婚》“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5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6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页。
8【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页。
9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10黄远生：《游民政治》，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4页。
11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2周作人说：“短工按日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14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5徐德明分析，那个滚落的萝卜对阿Q的影响非同小可：“不去强调‘三个萝卜’与‘吃完’，就好像阿Q早已有了进城的准备，可是这个决定是阿Q在吃萝卜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阿Q是越吃越伤心、越无奈，他‘鄙薄’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如今不得不又选择进城的漫游生涯。”《〈阿Q正传〉的叙事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6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17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