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问题是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得到了反复书写。这大约是因为这两次政治运动在革命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内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所谓冤假错案，无不缘起于革命组织对其追随者和效忠者之忠诚的怀疑。对于那些本身就经历了忠诚危机的“右”派作家而言，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是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主体性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i]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这点甚至从小说《布礼》及其主人公钟亦成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内部使用的交流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之间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然而对钟亦成而言，这个密码和符号竟然陷入了深刻的表意危机。
1、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紧要？
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是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小说一开始，钟亦成就面临着恼人的忠诚危机：1957年8月，他发表的一首小诗《冬小麦自述》被一个“红得发紫”的评论界新星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372），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由此开始了折磨他20多年的忠诚危机。“忠诚危机”在此有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它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对组织的忠诚受到了组织的怀疑，组织拒绝相信他的忠诚并使他陷入深刻、痛苦的认同危机；其次，忠诚危机还意味着：面对这种危机，面对自己无端遭受的怀疑，该怎么办？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忠诚，还是终止它，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对象？
对钟亦成而言，后一种选择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忠诚危机就成为一个他不敢想象的危险信号，“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危险。”（374 -- 75）。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组织的关系性质决定的：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也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396 -- 97）
可见，忠诚危机可怕就可怕在：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组织的，革命者的身份、对组织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是他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的全部保证，而革命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是他生活的唯一意义。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只能是组织的儿子，否则就什么都不是。[ii]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412）
钟亦成的命运就是取决于他与组织的这种关系的性质，他的效忠必须是无条件的，是单方面的而不是相互的，即使这种忠诚遭到怀疑，也不可以放弃其忠诚。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的“不忠”，而钟亦成呢？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冤枉的（这就意味着组织错了），更不能接受这个判断，并撤回自己的忠诚（这是钟亦成想都不敢想的）。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等待组织承认自己冤枉了钟亦成，为他平反。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否定，就无异于孩子离开了娘，不知所措，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虽然钟亦成对组织如此忠心耿耿，但他是否真的拥有这种忠心却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包括他的言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认定和判决。换言之，他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忠诚。只有组织才能证明。一旦组织怀疑和拒绝他的忠诚，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他自己明白是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错误的判断，并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自虐和自嘲：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397）
如果说老鬼《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并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397）来剜自己的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采取了王蒙式的嘲讽和夸张语体，它有效地传达了钟亦成自虐的荒谬性，以及这种自虐背后的认同逻辑的荒谬性，它也体现出典型的钟亦成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智慧的政治反抗意义给予过高的估计。因为革命文化培育出来的钟亦成不可能在效忠革命组织之外另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的组织资源，而且没有这样做的思想资源。比如，他和那个冤枉他的革命组织一样，都对个人主义那套“我就是我自己”的宣言嗤之以鼻。小说写到：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作品中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394），对此，钟亦称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395）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406）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也必须得到革命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出“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呐喊，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悲剧的根源。
2、忠诚危机的疑似“化解”
因为被打成“右派”，钟亦成对组织的忠诚陷入危机，但钟亦成却不能因此而干脆接受组织的判决，放弃这种忠诚，哪怕在心里也不能。更可悲的是，他也不能申诉，为自己鸣冤叫屈（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钟亦成的忠诚被粗暴践踏、被无情嘲弄，我却依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我的忠诚没有错。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钟亦成诉诸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解放伊始的记忆，以便重建自己和革命、革命组织的精神联系。变成了“臭狗屎”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共生涯，想起了P城解放后第三天的那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第一次党员大会，那团结友爱、欣欣向荣的气氛。他感到：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393）
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既是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393）
回忆这次大会之所以对钟亦成具有如此巨大的疗伤作用、自勉作用，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这个“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这个情节隐喻钟亦成与革命之间具有信念及组织上的同源关系，因此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对钟亦成而言具有类似验明正身的作用：他属于这个大会及其组织。遗憾的是，正是他和这个“大会”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拉开距离来反思它，反思自己为什么以后再也无缘参加这类大会。同样遗憾的是，小说没有任何地方写到这个会议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味突出会议的狂欢气氛，以及钟亦成和凌雪因为分享一块烧饼而萌生的爱意。这种狂欢或爱意对政治反思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干扰。钟亦成和其他革命者的蒙冤和被打成右派，本来是一个公共事件，一个政治悲剧，只有运用公共理性把自己的遭遇当作政治事件的一部分来分析和反思，才能揭示这个悲剧的本质并找到解决方法。只有热烈氛围（而不知道讨论了什么问题）的大会和只有私人意义的爱情或许同样值得回忆，但是却绝对不可能解决钟亦成的政治信念危机和政治忠诚危机。在钟亦成回忆的这个“大会”盛况中，我们不能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钟亦成的忠诚依然正确的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理由（即使到了“新时期”，即使钟亦成获得了平反，被解放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中）。
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解决（也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以自己的遭遇为契机开始理性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等，便也都成为愚忠而不是成熟的标志。
当然，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长达21年的时间里，钟亦成偶尔也有过悲观失望。作品两次描写他如何拒绝“灰影子”——象征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诱惑。如果我们对这个细节进行症候式阅读，那么，“灰影子”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钟亦成内心的“魔鬼”，一种引诱他放弃忠诚的力量。作品中有一段钟亦成和“灰影子”的对话——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钟亦成之间的对话：一个是感到幻灭乃至虚无的钟亦成，另一个是坚持信念和忠诚的钟亦成。虽然作品对“灰影子”的描述有些飘忽不定，一会是“穿着喇叭裤”、“长发留得很长”、“叼着过滤嘴香烟”的青年，一会儿是“眼泡浮肿，
嘴有点歪，牙齿、舌头和手指被劣质烟草熏得褐黄”的中年人，但“灰影子”的象征意义是明确的，它显然代表了一种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是对钟亦成的忠诚、他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一种致命的解构力量：
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无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是整人还是挨整，无论是八·一八还是四五全是胡扯，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
“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401）
而钟亦成抵制“灰影子”的武器仍然是莫名其妙的、和当初一样的那种非理性情感：
“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边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丢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402）
这段“对话”发生在1979年，是所谓“新时期”了，但仍然抱着革命话语词典不放的钟亦成似乎依然无法理解“自我”“个人”等概念的价值，无法理解离开了对“革命”的效忠，一个人居然还能够活着、还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所以在他看来崇尚“自我”的“灰影子”等于“零”）。而他的那个“毕竟……”逻辑无异于说：不管是不是理性，是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只要有追求、理想，只要顽固不化一根筋地忠诚下去，就够了，就一定比没有（追求、理想、忠诚）好。这和知青的“青春无悔”逻辑、和梁晓声无条件地推崇所谓“忠勇”实在太相似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可以问：恐怖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难道没有“追求”和“理想”吗？他们的忠诚难道不更加坚定执着吗？
由于没有理性反思，因此，钟亦成的这份乐观和他的忠诚一样都是盲目的，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记取教训，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教训；甚至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相（钟亦成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们不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也不知道）。
3、劳动升华论、“娘打儿子”论及其他
钟亦成得以抵制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纵欲主义的诱惑、始终保持忠诚的另一个精神资源，就是他蒙难后重新建立的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下放劳动本来是对钟亦成的所谓“不忠”的一种侮辱和惩罚形式，但是在小说（同样也在很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其他小说中）中却被美化为精神升华、维护忠诚的不二正途（这种处理方式在“右派”文学中非常普遍，比如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和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部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原始的体力劳动里。（429）
除了劳动，还有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钟亦成被打成“右”派、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因为救火而被诬陷、被打成重伤，不但凌雪化装成护士来护理他，而且所有的“人民”都来探望他、支持他，都相信他的清白（以此类比钟亦成在遭受冤屈时依然对党忠诚）。正是“农民的热情使钟亦成五内俱热”（433），劳动对精神的净化和被“人民”接纳而重获的安全感，成为钟亦成化解忠诚危机的另一个支点。[iii]
但这与其说是反思的深化和忠诚危机的真正解决，不如说是危机的转移。劳动（这里特指体力劳动）作为一种身体化的活动，是非政治化的，它或许可以强健体魄，锻炼肌肉、四肢和肠胃，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或许可以让钟亦成暂时忘却耻辱，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钟亦成的忠诚危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它需要的是理性启蒙和独立思考，以便告别盲目的忠诚和信念，真正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信念。这一切是身体化的劳动和抽象化的“劳动人民”无法解决的。[iv]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钟亦成的爱人凌雪以及同志兼上级老魏如何帮助钟亦成化解忠诚危机。
凌雪不仅是钟亦成的同志和爱人，也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又一个版本的革命加恋爱）。与钟亦成不同，凌雪根本不承认钟亦成对革命、对党有任何不忠：“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如果连你都不相信，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我们还相信什么呢？我们还怎么活下去？”（408）初一看，坚持“自己知道自己”“自己相信自己”的凌雪好像比只相信组织的钟亦成更有主体性和独立性，但是我们切不可高估凌雪的这种“相信自己”理论，切不可把它混同于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觉醒，以为她有独立的自主意识或主体意识。因为就在她刚刚发表完上述高论之后，紧接着就说“你是党的，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409）。这里的悖谬，首先在于把政治性质的关系（政治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混同于私人性质的关系（夫妻关系），组织成员之从属于组织就像妻子从属于丈夫、丈夫从属于妻子。这是对现代政治组织的性质的根本误解；其次，既然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又是党的，那么，相信自己不就是相信党，相信党不就是接受“钟亦成是反革命”的判断？
由于凌雪把党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混同于夫妻这样的私人关系，这样，她提出那个著名的“娘打儿子”理论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一样，都是非政治化的私人关系：
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大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很大的震动，然后你就会更好地改造自己。（409）
好一个“娘打孩子”理论！娘打错了还是娘，而你也还是她的儿子，还是要保持你的忠诚。有了这个娘和孩子的关系理论，一切理性反思都变得不可能也不必要。娘该不该打，是不是打错了等等，全部变得没有意义：娘还是娘，孩儿还是孩儿，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和宿命式的从属关系。这套“理论”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理解现代政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政治同盟关系，把现代意义上的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理解为前现代的、甚至是原始的母子关系。如果承认这套奇谈怪论，就等于承认共产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旧社会的家庭组织或帮会组织。[v]
凌雪的乐观依据除了“娘打孩子”理论之外，还有一套同样原始的自然循环理论：“冬天之后一定是春天，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一定是一百八十度。不会更长或是更短，更多或是更少。”（446）前者是把政治/公共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后者是用自然科学的所谓“真理”解释社会世界，都是对社会世界特别是政治活动的致命误解。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区委书记老魏的政治觉悟是不是更高一些。老魏是作品中第三号人物，是老共产党员的象征。他一开始也跟着上面走，搞反“右”扩大化。后来，老魏自己也在“文革”中被揪出来，面临与钟亦成一样的忠诚危机。他临死之时反思反“右”的错误，但是达到的水平让人不敢恭维。首先，他认为反“右”扩大化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官员“太爱惜乌纱帽”。这是一个道德主义的解释，把一场制度化的社会政治悲剧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道德不够崇高；其次，他一再强调不要埋怨党，党的错误是暂时的、偶然的。他说，虽然自己蒙冤而死，“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试问人民敢不拥戴吗），即使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试问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向’吗？）。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试问真正的‘人心’能表现出来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的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然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445）。
在这里，老魏对党的评价使用了极为幼稚的数量统计法：党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依照这个逻辑，那么，一个党如果做了一百件事，其中四十九件事坏事，五十一件是好事，那么，这个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4、结 语
毫不奇怪的是，《布礼》设置了一个乐观的结局。虽然钟亦成似乎也曾经消极和悲观过（比如小标题为“1975年8月”的这部分写到他的某些消极情绪，变得“谦卑”“诚惶诚恐”，不那么斗志昂扬了，对自己的冤案也不那么在乎了）。但这只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一旦恢复工作，他马上就踌躇满志了。钟亦成平反后和凌雪手拉着手登上了钟鼓楼，“鸟瞰全城”“特快列车在山水之间飞驰”，不禁感慨万千：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
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448 — 49）
这当然是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共同套路和模式：噩梦已经结束，明天一定更美好。但王蒙毕竟是王蒙。王蒙和其他“右”派作家的差别在于：他在坚持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理想、坚持自己对组织的忠诚的同时，又保持了一份充满王蒙式智慧的、可以被组织接受和宽容的幽默和调侃。无论是对自己的整个政治信念、自己的理想主义，还是对劳动的意义，他都保持了一定范围内的调侃能力。正如程光炜指出的：“‘忠诚’尽管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旋律, 一个基调，小说结局特别加上个‘光明’尾巴，可钟亦成的‘牢骚’却在整个小说中不断隐浮出现，形成对‘旋律’的不满和对抗。”（程光炜 61）程光炜举的例子是钟亦成被打成“右派”后被故意夸张的感受：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顾客……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农民种植出、而由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做出的香甜的豆浆呢？（程光炜 61-- 62）
这的确是一种变相的牢骚，类似的言论在作品中还有不少。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钟亦成被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之后，一方面是对劳动、劳动人民的赞美和感恩，另一方面又对之怀疑：怎么下放之后就不再有人理睬自己了呢？本来是来接受监督和改造思想的，为什么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管了？“没有了下文”了？“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436）
但钟亦成（也可以理解为王蒙，因为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是聪明的：不去思考不应该思考的问题，不去回答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超出了钟亦成的知识谱系和精神储存，要么与钟亦成的生活哲学、生存智慧不合。对于自己思考不了或不应该思考的问题，他采取的办法是悬置：“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437）这种有限度的反讽和自嘲一方面体现了王蒙的智慧，
同时也暴露出王蒙的局限：以冷嘲热讽代替理性反思。
这是王蒙和梁晓声的区别，也是王蒙和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王蒙没有因为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被捉弄而彻底抛弃这信仰、这忠诚（这种抛弃既可以表现为拥抱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可以表现为通过彻底的反思和否定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但同时，王蒙也没有因为维护自己从小坚持、到老也不敢（或不能）否弃的那个忠诚，而失去对后者进行些许（不彻底的）调侃的能力。
王蒙就是这么把自己悬在那里，落得个左右不逢源的结局。这才是王蒙真的分裂和身份危机，不过他好像并不以此为苦，相反以此为乐。
--------------------------------------------------------------------------------
[i] 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文中所引用的内容皆出自王蒙：“布礼”，《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0-449页。
[ii] 这种母子关系的模式是意识形态长期教育所确立的。革命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有一首大跃进民歌是这样写的：“党是娘来俺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喝奶水，谁拉我也不起来，不—起—来！”一直到今天还很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啊……”。
[iii] 除了诉诸与革命的同源关系和“人民”的支持信任，小说中钟亦成化解忠诚危机的另外两个支点是凌雪的爱情，以及代表着“正确的党”的老干部老魏的支持。
[iv]《布礼》中所谓的“人民”是极其抽象的，小说没有写到任何具体的人民，它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文革”题材小说（比如90年代余华、残雪、阎连科等等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愚昧、盲目、自私的“人民”。
[v] 关于这个“娘打孩子”论，作家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借助右派主人公周文祥之口这样评论道：“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最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124）虽然没有点王蒙的名，但是显然是影射王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