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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东边日出西边雨

   注:王安忆写这篇文章之前几个月,于田儿离世,三十三岁。

  

   原先,近兴国路口的淮海中路上有一间书店,名字叫“一介书屋”,仅止一个门面,店堂很浅,要比街面低下一格台阶,看起来,像是由昔日的汽车间改造出来。窄小的店门旁边,辟出一角橱窗,陈列两行新书。这样的书店,又是在淮海中路的梢上,过了繁华的闹市,渐入宁静的住宅区,循惯例是很难吸引客流,所以光顾它的大多是回头客,这些回头客又大多成了老板的朋友。

   老板的名字叫段晓楣,我也是在店里认识的她。段晓楣时常推荐书,有时是用文字写在一块黑板上,有时则是口头传播。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就是她推荐给我的。倘若久买一本书而不得,告诉她,她会专帮你进货。“一介”的书,都是文史哲方面,显然经过严格的挑选,看得出店主的口味。因此,这书店就好像不是交易,而是为了收藏。这样的买卖也是做不长的。

   有一回,段晓楣向我推荐的是一本非卖品,一本自制的小册子,题目为《狗不是狼》,总共有三篇小说,作者名叫于田儿,是戏剧学院的学生。上海戏剧学院离“一介”很近,那里的老师学生可说是回头客中的主力军,下了课没事,一伸腿就跑过来。“一介”的营业时间很随意,大约午前或午后开门,关门打烊就要视情形而定,来人不走,就一直开着。而这时间的人都有些人来疯,看见人多就赖着不走,巴掌大块地盘,坐都坐不下来,这么挤着站着,说话聊天,许多陌生人就成了熟人。

   于田儿的三篇小说写的是山东老区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这题材就很令人意外,在她的年纪、经历、成长背景,何以会对那一段历史有热情?要知道,继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发轫与发展,肯定与发扬个人价值之后,难免走入偏狭,到了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写作,文学中的个体性常被当成一种私人化的慨念,于是对自身以外他人的生活渐趋淡漠,从某种方面来说,这样简单的自我书写,也规避了想像力不足的缺陷。所以,时代虽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天分有关。当写作与发表变得轻松方便的时候,要在大量流通的文字中发现真正的虚构的天赋,其实要比前一个严谨的时代更为不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于田儿的小说。故事的清新,叙述的沉着,更可贵的是,感情充沛。小说附了一篇后记,写她带着写好的小说到老干部活动中心,读给他们听,于田儿写到:“我刚读了几句,老人把面前的麻将推倒,对三个牌友说咱们都听听,四个老人都闭着眼睛听我又从头读起。”读完之后,其中一位老太太抹着眼泪走了,留下一句:“以后可别给写文章的人说故事,省得他们胡编乱造,还惹得人心里难过……”老太太不经意间说出一个真理,小说就是这么样来的,又是这么样在着了。

   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得到强烈反响的三篇小说,社会上的命运却不怎么样,屡投屡退,倒不是编辑们的判断力出毛病,更可能是如今杂志社对自然来稿已不存信心。最后只得自己打印自己装钉,东送送,西送送,在朋友间流传。“一介”的书案上,自然也放上几册,这种发行方式倒是与“一介”的性格蛮附合的。读了小说,立即向《上海文学》推荐,当时的主编是蔡翔,他也很喜欢,三篇里挑走两篇,余下一篇给了《作家》杂志社。

   事过许久,接到了于田儿电话,显然是循于惯常的礼节,来表示感谢。大约事先打好的腹稿,说慢了就会忘记或者说错,所以是急匆匆不及喘气地说出来,大意为单是我写的介绍短文已经比她的小说有质量,她都配不上等等,过度的谦辞也不像是她这样年纪的人,年轻人总是狂傲的。电话结束后,我与她都松了一口气。我很能理解那一种受了人好处的心理压力,不由自主会情怯起来,就觉得出她有意无意的回避。待许多日子过去,在《收获》杂志社周年庆典晚会上,我才第一次看到于田儿。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孩子,穿一袭大红衣裙,小孩子参加大场面,格外隆重的样子。对我自然是紧张的,几乎无从措手足,于是速速走开,以免减低她与同辈人一起的乐趣。

   这时候,于田儿的写作和发表已经顺利起来,开始进入出版,甚至文学批评的视野。偶尔会浏览一下她的小说,大体印象是不比她的同辈人差,但也未见得更好。其中有一个短篇,名叫《遗忘之后》,写一对男女的情感故事,他们的邂逅就发生在“一介书屋”,第一人称“我”是那个年长男性,可是年轻的女孩“西瓜”却更像是于田儿自己。似乎是这一代写作者无可避免的命运窠臼,总归要蹈入“自我”的小世界。而她的长篇小说《大路千条》,去到遥远的历史中,说来是“大世界”,却又疏离于个人经验,缺乏细节,无论故事还是情绪,都显得空洞了。最初的小说中的光彩平息了,这并不奇怪,处女作往往是并一身之全力,不管不顾喷发出来,自会有一股冲击。一旦进入常规性写作,无意识变有意识,难免受创作的普遍规律拘束,就要等待理性成长,再来激活感性。这是一个略为平淡的时期,可是不着急,一个写作者,需经历多少跌宕起伏,方能获得一点自主性。无论怎样,于田儿的写作,显现出之前不曾有过的镇定,似乎写的时候就知道,发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可从容运笔。这是一个受到承认的年轻人的小小的自得。然而,在此同时,另有一种不安,在渐渐地酝酿起来。

   “一介书屋”终于关门大吉了。早说过,它这样的生意做不长。在它来到淮海中路西端之前,已经被驱赶过一回。更早些时,是在延安路延安中学隔壁的,市口要比这里好许多,因为校门扩建,不得不往西移。安稳了几年,买书人渐渐认了门,事情又来了。先是高温,树荫稀疏的马路上,柏油几乎要起泡,没有行人路过,骑车人且被上下街沿间的护栏挡住,谁有耐心绕几十米从入口上人行道光顾一个小书店?再是大雨,积水漫下台阶,淹了店堂,几千本书就泡在污水中;然后,淮海路沿街铺面一并上涨租金,“一介”的房东自然也不能落后……关门之前,段晓楣四下通知我们这些老主顾兼朋友去到书店“扫货”。我去得最晚,店堂空了大半,“季风”董事会严博飞、何平他们应允收下所有余书,职员们正在打包。段晓楣将她自己的一些藏书送给我,书店有一半是她的书房,店没有了,藏书也没心绪了。这些书都是多年来从各旧书市场搜罗来,它们是《文艺阵地》《新潮》《文学周报》《创造周报》,上海书店的《奔流文艺丛刊》,每一种都不齐全,可是天长日久,总有搜齐的那一日,就像店门外那几株爬墙虎,已经爬满一面墙,如今却戛然而止。架上腾空了,柜门打开着,整个书店好像开膛破肚,有一种东西在分崩离析,溃散开来。

   于田儿继续写着她的小说,“于田儿”这名字改为“于东田”。有几次在剧院里遇见她,她还是拘谨,但不再躲我。其时,已经本科毕业,留校教学,同时修研。还有几次,我们会在张文江家里遇见。张文江也是一个奇人,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不知是从社科院开始,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起的头,总之,他每周五下午开课,地点就在他家,以“老庄”为主,兼授其他。听课的人除社科院与复旦的研究生外,还有戏剧学院的师生、文学编辑、媒体记者、读书栏目主持人。有一个阶段,一位中医每课必到,还有一个阶段,一位做IT产业的老板也每课必到。座上常会出现完全陌生的人,谁都不认识,是自己听说了摸过来的。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感情问题会来寻求答案,我在折腾调动的时候也一径往他家跑,可是别指望张文江会指点迷津,他都是从形而上出发,以玄对玄。就是这么摸不着头脑,也挡不住人们往那里去。所以,周五这一天,在他家里,遇上什么人都别奇怪。

   过了这些年,于田儿,或者说于东田,形貌与最初看见时很有了改变。她当然是成熟了,不再是原先那个娇嫩的小姑娘。有一回,她穿了一件茶绿色的长风衣,真是仪态万方。在这雍容的气度里,也能体察到有一种阅历正从她身上走过。她一篇接一篇地写作,忽然冒出来一个《小站》,让人眼睛一亮。《小站》写的是“我”去某地为三伯吕无疾扫墓,这位长辈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落马。贬斥到这偏僻小站度过余生。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差不多,也是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主旨。可是“我”在小站却看到另一番情景,受迫害的愤懑并未留下显著的痕迹,身处异乡也未见得多么凄凉,相反,倒是流传着三伯香艳的绯闻。家族中关于不肖子的风流轶事在此又接续上,而且更有声色,原先被严肃的道统不齿的三伯,在此却受到极大的艳羡。小说的未尾写到“我”乘火车离开小站,看见容颜娇好的女乘务员,于东田写道:“遥想数十年前,吕无疾在同一挂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闪过,他眼前出现的也是如此佳人,一时间,江山入画美人似梦,好不快意。”

   于东田的天份又回来了,更加烁然。这一篇小说与最初那三篇相比,似乎缺了点厚重感,但是却比较接近于东田自己,就是说更像她。写作者个人的气质,在此显现端倪。这气质,并不是外在于表面,它潜在于深处。像《遗忘之后》那样几乎直接在写自己,倒不一定体现出自己,而写他者的故事,则也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这确乎不完全取决于主观的意志,就好像灵光闪现,尤其是当一个写作者已经上道,却未走远,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摇摆。简直就是捉迷藏,不知道那一道光隐匿在哪一处影地里。可是,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总有一天出现奇迹。当然,在奇迹出现之前,我们还需要忍受平淡的日子。

   和所有的年轻写作者一样,于东田似乎也一头扎在长篇里。长篇已成为出版市场的支柱产业,需求量极大。而年轻的写作者,先勿论其他,单只年轻这一项,便可夺人眼目。张爱玲“出名要早”的名言,顺风流传,虽然张爱玲本人并不因长篇而出名,可如今这时代就是向你要长篇呢!不仅市场,各项创作资助亦都倾向于长篇写作。如此汹涌澎湃的洪流中,一个年轻人很难保持特立独行。在我看来,于东田并不适合于长篇幅的写作,并且是当她还未有足够把握掌控中短篇的时候。小说多少带有匠作的成份,倘若有技能,哪怕气质不符,也可将就操作一个长篇。尽管写作的高下并不以篇幅长短衡量,俄国的契诃夫一辈子只写中短篇;法国梅里美写过一部长篇,其余都是中短篇;就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像刘庆邦,也是以短篇小说安身立命。201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于东田的发言,描述了她的困惑。她的困惑是,不知道哪一类题材可进入写作。看得出她对外部现实的关注,不满足于个人经验,这是从创作起始保持至今的初衷,是极可贵的潜质,意味着她有可能拥有较为宽广的格局。同时也看出力不从心,难以从表面深入内里,多是浅尝辄止,在某一个点上稍事停留,便切换到另一个点。越无定夺,越觉紧迫,情绪不免焦虑,思想也变得混乱。可是,这也不要紧,还是那句话,坚持走下去,形势终会明朗起来。

   生活的某些部分确实在颓圮,比如“一介书屋”已不复存在。但不还有继续在着,或者新生出来的?比如张文江家的课堂,一拨人离开,又有一拨人来到。有时候走在街上,忽然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待走过去才想起来,原来是在张文江课上见过。溃散的成份其实总量还在,就像能量守恒的原理。在这样一个迅速转换的时代,要有耐心,也许有一天,那些残砖断瓦重又组合起来,建设成新天地,让我们居住其中。但这又像是和时间赛跑,不知道等得及还是等不及。

   青创会结束后,于东田要回北京鲁迅文学院继续进修,我问她什么时候动身,她说:王老师北京有什么事交给我好了!就觉出这孩子的伶俐,我真有事呢!过几天,我准备好托带去北京的东西,她也到了登车北上的一日。天下着雨,她跑到我家取东西。这是我与她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说话,她说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又与我讨论了电影和戏剧,再说些闲话。她已经不怕我了,相处颇为自如。她送我一个礼物,一尊观音像,侧头伏在膝上,形状端庄又有些妩媚。我不懂佛,只是喜欢观音的容颜姿态,于东田说,这是观音觉悟的一瞬,观音身后有一盏烛台,烛光点起,那一瞬间便呈现了。现在,我想的是,你把光亮给了我,你自己用什么照耀黑暗呢?

  

   2010年12月24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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