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5年第2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读到一篇题为《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的文章。文章是对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进行再评价的。在论及刘心武和他的获奖作品《钟鼓楼》时，说：“……刘心武从来不是一个艺术感觉细腻的作家。他的创作历来都是侧重于社会学层面的反映，往往以提出问题的社会代言人为己任。这样，他的作品多是图解生活而不是表现生活。《钟鼓楼》同样如此……”这种评价的确是十分中肯的。像刘心武这样的作家，虽然有着堪称一流的声名，但不一定经得起历史的再评价，不仅是《钟鼓楼》，刘心武的其他一些为他赢得大声誉的作品，今天也都难以卒读。因此，对这样的作家，进行再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但我也为进行这种再评价的人担心。因为刘心武这样的动辄以“名人”自居者，是自以为享有“批评豁免权”的，是只能摔不能“骂”的。若是对他们稍有“不敬”，他们便会用“黑马”、“黑驹”、“黑驴”一类字眼来辱骂你，就会预支一份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来吓你和压你。就在今年4月24日的《工商时报》上，刘心武写有一篇《长虹的湮灭》，以很刻薄的语言，警告今天的青年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因为在刘心武看来，高长虹虽然“骂过鲁迅”和被鲁迅“回骂”过，但却终于“湮灭”了。
刘心武这篇文章，是针对当代那些“敢骂名人”的人而写的，意在借古讽今，但却实在要令稍有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啼笑皆非的。
刘文说：“我和朋友”，“本也打算翻查一下《鲁迅全集》”，弄清高长虹当年对鲁迅骂的是“纸糊的桂冠”还是“纸糊的假冠”，但终于“懒得翻查”。而如果真的“翻查”一下，就会明白：鲁迅自己就不只一次地把那种称他为“权威”、“领袖”、“学者”的做法，说成是“加我纸冠”的。鲜迅厌恶这种做法，甚至也从不以“名人”自居。鲁迅其实是谦虚的，一再说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与当代那种惯于以“名家”、“大家”、“大师”自命者相比，境界相差有多么远。鲁迅也从不拒绝真正的批评。三十年代，当时的清华学生李长之，撰写《鲁迅批判》，并就此与鲁迅联系。鲁迅虽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平等地与之通信，鼓励他不必“小心翼翼”，不必有太多的顾忌，并为他提供资料方面的帮助（《鲁迅全集》中，就收着好几封致李长之的信。）这胸怀，与当代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大师”相比，相差又何等大。
至于高长虹骂鲁迅，按鲁迅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以其好喝醋故”，其次，是为了“争夺《莽原》的地盘”。但刘心武却说什么“其焦虑于不能顺畅地‘走向出版界’，希图以‘反权威’的‘黑马’姿态，连成声名，恐怕是其重要的心理动机”，这可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要贻笑大方的。以高长虹当时在文学界的情形，是根本谈不上刘文所说的“心理动机”的。
至于刘文说“高长虹除了与鲁迅‘对骂’过，究竟他还有什么业绩值得后人记忆研究，似乎竟趋于了零”，这就更要让中文系学生大跌眼镜了。
高长虹本是“攀附”过鲁迅的，自称到鲁迅那里去过“不下百来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喝过鲁迅的血的，而他后来的骂鲁迅（其实，被他说成“假冠”的“冠”，本也是他加诸鲁迅的，）纯出于私怨，与学术文化实不相干，因此，鲁迅一“回骂”，他便在文坛上有些混不下去了，而且也因为无理地骂过鲁迅和被鲁迅义正辞严地“回骂”过，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一直被埋没。但近些年，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人们开始对高长虹的文学成就进行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三卷本的高长虹文集已出版，研究和回忆高长虹的文章已颇不少，还有专门的《高长虹爱情诗赏析》问世。高长虹的文学成就固然不能说有多么大，不过，任其“湮灭”，也是不合理的。但毕竟曾湮灭了许久。因此，高的一生，的确是一种悲剧。“这样的悲剧今天还会重演么？”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紫金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