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全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人们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人们的私生活，都在政治暴力的控驭之下。政治的鼻孔一直伸进了人们的卧室里。在这种时候，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一切批判都是政治性的，而且都与政治上的迫害、专政、消灭直接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言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相对于这样的时代来说，宽容，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字眼。当宽容作为一种口号，在“文革”结束后怯生生地出现在报刊上时，人们感到是那样亲切，温馨，甜蜜。宽容，意味着不再动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不再动辄从严正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人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意味着不再把批判与政治审判，政治惩罚联系在一起。
宽容自有它的边界。在政治的意义上宽容某种现象，与在文化的意义上批判某种现象，二者并不矛盾，相反，倒是应该共存并行的。不再让批判成为一种政治审判，不再让批判与政治惩罚相联系，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批判本身，正如不让手术刀成为杀人的凶器并不意味着要从此抛弃所有的手术刀。政治意义上的文化宽容，意味着既容忍某种现象存在，也容忍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意味着把文化的领域还给文化，把学术的领域还给学术、宽容，结束的是那种病态身，不能把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只有在一个政治宽容的时代，批判才能真正显示出自身的本性，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没有宽容，社会无法进步，文化也不能发展；同样，没有批判，社会也无法进步，文化也不能发展；同样，没有批判，社会也无法进步，文化也不能发展。宽容，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条件；批判，是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动力。人们常常把不宽容与批判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恰恰是对立的，在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只有政治讨伐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因为真正的批判也同样是不被宽容的。因此，宽容也意味着为批判松绑，意味着批判自身的解放。人们又常常把宽容与批判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恰恰是相辅相成，一个宽容的时代，正是一个十分需要真正的批判的时代。宽容与批判，在这里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有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可以把政治宽容与文化批判，比喻成两个车轮，共同负载着社会和文化的大车前行。两个轮子各有自身运行的轨道。两个轮子不可偏废，两条轨道也不可相互取代，交叉。无论哪一方越位了，跑到另一方运行的轨道上来，都会导致灾难。
因此，主张宽容者，应该有明确的“边界意识”。以宽容的名义反对一切批判，是一种有害的越位。近些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界，各种现象杂陈。我们应该为社会在政治的意义上宽容这种种现象而欢呼，而在欢呼这种宽容的同时，却并不妨碍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对其中那些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而且也应该做出这种批判，一看到批判，便联想到政治上的讨伐和迫害，便联想到文化专制，乃是政治全能时代的一种精神后遗症，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而为了否定和取消批判从而无条件地肯定现状，从而对种种被批判的现象曲意回护，则会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阻碍力量，越位提倡宽容，便使宽容变质变味，宽容便不再亲切，温馨，甜蜜，而让人闻见一股馊味。
当然，文化批判者也同样应有清醒的“边界意识”。文化批判不能成为一种政治讨伐，更不能成为一种政治设计。文化批判不能越位到否定政治宽容的地步。同时，批判者也应有自我批判意识。这样，才能使批判在自身的轨道上健康合理地发挥自身的功能。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夜
于紫金山下“黑驹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