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题。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题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则指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互动”，则指两种研究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指两种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不但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大学里，分属两个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属于中文系的学科，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属于历史系的学科。如今，学科的设置越来越细化，同属一系的学科之间，也往往壁垒森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这样，具体到研究者个体，通常的情形也是画地为牢，严守自己的“专业”，不越雷池半步。在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是研究者“专业意识”的越来越强化。香港和台湾大学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每一“专业”内又丛生出许多“方向”。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个研究者选择本“专业”内的某个“方向”，年复一年地“做”着。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书，不读；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属于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属于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历史专业，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的。在中文系讨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漠不关心。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哪些旧说受到了质疑、哪些新说引起了注意、哪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认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门前雪”。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历史不感兴趣，那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更是隔膜了。
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实在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一
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让历史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已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汪荣祖所著《陈寅恪评传》，第八章专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汪荣祖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唐诗校释’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① 汪荣祖最后所说的陈寅恪以史证诗但不涉及诗之艺术价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论。这里先指出，汪荣祖据说的“古典”、“今典”，出自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一文的引言。陈寅恪撰《读哀江南赋》，分上、下两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这样的引言：“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引按：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② 陈寅恪在这里，其实也言及以史证诗与对诗的艺术鉴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姑且不论。从这番引言中，我们可知，陈寅恪以史实证文学作品，是要说明作品写作时的“当日之事”，即准确地揭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对作品中“写实”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对唐诗和唐史的研究中，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纯熟，也最能给人以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陈寅恪作为历史研究者和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以唐诗证唐史和以唐史证唐诗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在这诗史互证过程中所发表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则美不胜收。《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论文③，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从而精义纷呈。以诗证史，可以《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元白诗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诗中尤多。陈寅恪将元白诗中涉及俸料处，与旧史书中关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记载相比照，纠正了旧史书中的一些谬误。陈寅恪发现，凡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俸料，与元白诗中所言无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与元白诗中所言差距甚大。陈寅恪说：“凡属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数额，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④ 从元白诗中所言俸料入手，陈寅恪弄清了唐代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以史解诗，则可以《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为例。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杜少陵哀王孙诗为世人所习诵，自来笺释之者众且详矣，何待今日不学无术，老而健忘者之饶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诵此诗，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句，则瞠目结舌，不能下一语，而思别求一新解。”⑤ 在家中教稚女读杜甫《哀王孙》诗时，陈寅恪突然发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儿”难以解释。如果说杜诗中“朔方健儿”指整个朔方军，则显然于理不合。安禄山叛变，幸赖朔方军平定。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对朔方军，杜甫满怀感激，在不少诗中对朔方军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等热情歌颂，所以不可能对朔方军下“今何愚”之语。如果像一些释杜诗者那样，认为“朔方健儿”泛指安禄山所统领的北方军队，陈寅恪认为也不通，因为在唐代，“朔方”为一军政区域的专有名词，并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陈寅恪凭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熟稔，认为这里的“朔方健儿”指原属朔方军的同罗部落。安禄山诱害同罗部落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落原为朔方军劲旅，归附安禄山后则成为安禄山叛军之主力。至长安后，同罗部落复又叛归其旧巢，陈寅恪说：“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复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⑥ 没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精细知识，就不能对杜甫《哀王孙》诗中“朔方健儿”做出准确的理解；而不能准确地理解“朔方健儿”之意，就很难说准确地理解了整首诗。
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了陈寅恪诗史互证之方法和成就者，还是《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在这部书中，陈寅恪运用他对唐代历史的多方面的知识解读元白诗，往往凿破混沌、洞幽烛微。同时，也以元白诗中对历史细节的言说纠正史籍中的某些谬误。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这样两句：“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般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诗人描写美人的惯常手法，是一种修辞方式而已。但陈寅恪告诉我们，所谓“金步摇”，其实是写实，因为“天宝初妇人时世妆有步摇钗”⑦。当我们明白杨妃头上确实戴着那金制的“步摇钗”时，她那美丽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再例如，《长恨歌》中“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破”字，人们也习惯于认为指中止、破散，形容慌乱之态。而陈寅恪却告诉我们，“破”其实是当时的一个乐舞术语。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诗中，有句曰：“宛转柔声入破时”，这里的“破”，也是指乐曲的某个阶段。所以，“惊破霓裳羽衣曲”：“特取一‘破’字者，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鞞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⑧ 明白了“破”原是一乐舞术语，明白了《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时，是“宛转柔声”，我们就更好地欣赏了这句诗。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互动，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陈寅恪的这部书，既是唐代文学研究，又是唐代历史研究。唐史研究和唐诗研究的互动，使我们对唐史和唐诗的理解都在多方面更为精细和准确了。
二
陈寅恪以唐史证唐诗，又以唐诗证唐史，这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在总体上，远较唐代文学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学性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在这些事件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同时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揭幕。所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而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五四运动”之一部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但新文化运动却在此前几年即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即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这也基本上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无疑又在多方面影响了此后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五四新文学”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则是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离不开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理解；而对整体的“五四运动”的研究，也无法忽视新文学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五四运动史》的。在这部广受好评的史学专著中，周策纵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学运动在整个“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周著第三章为《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这一章，详细地论述了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而这种新文学运动正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的萌芽。对这期间文学运动中的一些细节，周著都高度重视。例如，在论及保守派的反抗时，周著甚至将林纾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言小说《荆生》摘录了千余字。⑨ 周策纵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道理：“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政府镇压了。”⑩ 1919年5月之前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与1919年5月爆发的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关系：1919年5月之前的几年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某种意义上为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做了准备，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此前几年间新文学运动所结出的果实；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1919年5月爆发的政治运动，新文学运动很可能就会被以强力扑灭。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女儿，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保姆。周著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则详细论述了1919年5月之后，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1919年5月之前的新文学运动，催生了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而1919年5月的政治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文学与政治（历史）就是这样难解难分。
有了第三章和第七章的论述，周策纵仍嫌不够，第十一章《文学革命》，又更集中地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研究。这一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的实践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过时的文言和陈腐的旧文学的迅速衰落。白话文开始被写作和教学广泛应用。随着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都有新的开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文学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会现实。它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喜爱。新文学的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在后来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文学革命在现代中国思想和社会政治转型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1)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全书连《导言》共十四章，而在第三章、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地论述了新文学运动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章节安排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为了揭示这样的历史事实：新文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又为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白话文的普及，导致了社会意识、群体观念的众多变化，而这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这让我们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历史，本身就是互动的。
不仅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政治辅车相依，因而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还有一些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现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陈独秀；例如胡适；例如瞿秋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光彩夺目；作为中共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胡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作为政论家、作为驻美大使、作为1929年“人权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也自有一席之地。瞿秋白则既是现代著名政治人物，又在现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侧重从文学方面研究他们，中国现代史学科则侧重从政治方面研究他们。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本身却是无法分割的。
陈寅恪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唐史专家以唐史解唐诗的，他用以解唐诗的那些历史认识，往往是他对历史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独特认知。要求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能做到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古代历史知识，能熟悉古代史籍，能及时关注同时代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就算难能可贵了。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要求却又并不够。如果有人认为，现代由于与我们离得近，所以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会比对古代史要清楚，那就是极大的误会。实际上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比起古代来要模糊得多。古代由于年代久远，有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从宏观到微观，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又由于古代的是非一般说来与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我们在认识和评价古代人和事时，不至于意气用事，不至于受个人利益的影响。而现代史则不同。现代史正由于离得近，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真相。这里的原因有这样几种：首先，意识形态严重地左右着我们对现代史的认识和评价；其次，现代史的许多史料还没有公开，还没有“解密”；还有，现代史与我们个人的利益往往纠缠在一起，现代史的研究者，往往是现代史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总体上说，中国现代史还是一本糊涂账。由于现代史具有这样的性质，一般来说，我们便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关于现代史的那些所谓“定论”，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关于中国现代史的那些流行见解。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面对现代史这本糊涂账，应该怎么办呢?惟一的回答是：自己去一笔一笔地弄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当我们面对的某个文学问题与某种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时，我们切勿轻易地借助和依赖关于此种历史现象的现存看法，而应该用自已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这种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
三
但认可现存的历史结论并据此解读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仍是相当普遍的。不妨以对茅盾《子夜》的解读和评价为例。
几乎所有的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会对《子夜》做出这样的解读和评价：进入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托派”错误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茅盾的《子夜》则形象地回答了“托派”的谬论，让人们看到，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茅盾准确地把握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作为所谓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子夜》的价值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的准确深刻的剖析。如果作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剖析真是准确而深刻的，那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作品对其时中国社会的剖析不那么准确深刻，如果其时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一结论并不那么正确，《子夜》的价值就十分可疑了。《子夜》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剖析中国社会，而如果这种剖析是片面的、肤浅的、充满偏见的，那人物形象也只能是虚假的、呆滞的、缺乏艺术光彩的。——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阪口直树，在《十五年战争期的中国文学》一书中，就在对其时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质疑了《子夜》的价值。
阪口直树对国民党内的政治性分配、南京国民政府与浙江财阀及“四大家庭”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经济改革等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观察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另一种角度。阪口直树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从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全体经济呈现缓慢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自主的过程。（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要在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其实是很困难的。（三）蒋介石政权成立之初，虽然是以“四大家族”为经济后台，但随着官僚资本的发展，两者间的关系亦发生逆转。(12) 这些，都对我们既有的观念是一种颠覆，也使《子夜》的价值基础面临危机。在研究了南京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后，阪口直树指出：“以上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一连串财政政策，可看出南京政府意图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中确立财政独立，自1927年起至1935年为止的八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脱离依赖外国资本（和其勾结的买办）的体制，故可将此八年定位为‘逐渐转为自立性体制’的时期。直到目前为止，原本在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方面，以‘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这种单纯构图来理解是很勉强的。”(13) 通过研究，阪口直树强调，在《子夜》所写的时代，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并不是一回事。本来，与“民族资本”相对的，应该是“外国资本”，而与“官僚资本”相对的，应该是“民间资本”。但“官僚资本”也可以包括私人资本，所以又同时具有“民族资本”的性质。而《子夜》却把其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简单地归结为“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对立，完全忽视“官僚资本”的存在，或者简单地把“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混为一谈。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阪口直树得出这样的结论：“《子夜》出版于1933年，而做为《子夜》舞台的1930年代，正值国民党形成官僚资本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期，以‘四大家族’（浙江财阀）为财政基础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努力朝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或蜕变）。上述两个时期也就因此而交相重叠。其次，若从上述观点来看，《子夜》对中国经济的处理方式，可知其间仍存有重大的问题。换言之，《子夜》是以忽视蒋介石政权及买办两者间的差异，而将其合为一体做为处理对象，进而只处理民族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对立的构图，而未处理两者间的同质性问题。此点为显现中国当时全貌的重点，而其认知不足和对赵伯韬暧昧的描写有很大的关联性。”(14) 阪口直树认为，《子夜》对其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把握是不准确的，有着重大偏差。而这也影响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子夜》中，赵伯韬的形象，是较为暧昧、模糊的，究其原因，则在于赵伯韬这个人物，现实依据不足，是作者依据某种理念，强行塑造的。
由于我本人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文中，我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但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也同样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应该意识到，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某些历史问题的必要。例如，20世纪3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潮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都与此有明显关系。30年代从清华园到了延安的韦君宜晚年回忆说：“有什么路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15) 左翼文学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是以一种什么方式让韦君宜这样的青年学生认定“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又是如何使他们放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今天，则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左翼文学在现代史上的政治意义，固然也属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但也是现代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这样的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文学与历史不仅仅是互动，甚至走向交融。
陈寅恪以诗证史，所证的不仅是古代的政治史，也有古代思想史。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料。今人葛兆光，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在论及“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时，强调了“小说话本戏曲唱词”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三国故事，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史信息。唐诗宋词也能成为研究唐宋思想的资料。葛兆光还谈到，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如鲍默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等，在论及那些严肃深刻的思想观念时，常常借助通信、小说、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为佐证。(16)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个时期都紧密，文学作品在思想上的影响，往往超过那些理论性著作。例如，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状况，就不应该无视茅盾小说《子夜》的存在。《子夜》表达了当时某种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比那些纯理论性著作更好地显示了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破绽、局限。
四
让我们再回到陈寅恪。前引汪荣祖论陈寅恪以史证诗时，有这样的话：“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与正统诗评家有异。”陈寅恪的以史证诗，出发点固然主要不在诗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认为以史证诗，全然与对诗的审美鉴赏无关，全然无助于对诗的艺术价值的评说，则又是颇为谬误的。实际上对文学的“内容”、“真相”的了解，与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往往是相关联的。对其“内容”、“真相”的了解越准确，对其艺术性的鉴赏就越到位。陈寅恪在以史证诗时，也决不只是“通释诗的内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种史实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对诗的艺术性的评说。例如，前面所引陈寅恪对“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评说：“句中特取一‘破’字，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浑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鞞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这番话，是在指出“真相”，但更是在进行审美鉴赏。明白了“破”字并非仅仅是诗人藻饰之语，而且也是一种乐舞术语、指乐曲的某个阶段时，我们就体会到了诗人下一“破”字时的匠心独运，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用之更觉浑成”。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时，是“缓歌柔声”的，而值这“缓歌柔声”之时，有鞞鼓“惊天动地”地响起，两相对照，更觉意味无穷，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乃愈见造语之妙”。所以，如果说陈寅恪以史证诗而完全不关乎“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那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
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外部的，不仅仅只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领会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
注释：
①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②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③ 这些论文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陈寅恪：《元自诗中俸料钱问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⑤⑥ 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4页，第57页。
⑦⑧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第30页。
⑨ 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9～91页。陈永明等译。
⑩(11)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99～100页，第405页。
(12)(13)(14) 阪口直树：《十五年战争期的中国文学》，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第56页，第57页，宋宜静译。
(15)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6) 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