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批评的历史表明，“方法”并不仅仅是一个“手段”问题，它同时含有“观念”的意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一种批评视界的设定，和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与原则的择取。不同批评方法的择定，必然显出不同的批评视界，并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以文学一文化批评的方法阐释“怀乡”这一中外文学的传统的、重要的母题，我们一定会有许多饶有兴味的发现。
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明言、藤蔓胶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章。不必去说奥德修斯（《奥德赛》）十年历险，诸般诱惑（即使如令人忘却故乡的迷莲）也难阻归乡行程的坚执与痴迷；也不必说郝思嘉（《飘》）痛感距故乡红泥太远，坎坷困顿中每每思返故乡，其灵魂自语“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时的那种甜蜜与痛楚，是怎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唏嘘。仅是在中国，就有多少世代传唱的动人诗章。屈原仆悲马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怅然，勾起乡愁万种。春夜闻笛，顿起故园之情，唱为世代传诵的华章；杜甫闻官军收复其“田园所在”之洛阳，涕泪横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诗”……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家不倦诗情之源泉。
作为“乡土中国”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作家们，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乡村和土地。浓烈的怀乡、思乡情愫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依然被大量地抒写着，吟唱着。虽然，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诗人都是还乡的”，然而因为时代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古代与现代作家创作中的乡思、乡愁，明显地具有了不同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特质。大略说来，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种羁旅的怅惘，返乡的渴望，一种对于故园乡土的依恋与热爱，一种长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与慰藉。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对于乡土的怀恋与歌吟虽也不乏上述意蕴，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精神还乡”；“乡土”在这里已成为漂泊的现代都市灵魂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代偿物。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之后），乡土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步伐日益加快，一批批自我放逐的知识青年反叛了故乡封闭的凝滞的生活方式，从闭塞偏远的乡镇走入开放繁盛的现代都会。迈步之初，他们就踏上了一条现代“漂泊”之途。“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精神上的“梁上君子”，滞留于都市的“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其间的反差与冲突，使得他们“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是，他们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这种创作特性，在沈从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1922年，当沈从文受着五四运动的冲击，为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来到北平，一下子便与这都市接上了极不协调的关系。他感到了陌生。他为“乡下人实在太少”而“感觉异常孤独”〔1〕。但他丝毫没有卑怯与自惭。 他坦然申明：“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
究竟城市中的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离城市而近乡村？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误解时说过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问题。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一个现代社会”，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藉此我们找到了沈从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却失落了自己“栖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寻找最后归宿的答案。
沈从文生活创作其时（20、30、40年代）的中国都市（尤其如北平这样的古都），几乎无一不表现出那种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深入骨髓处仍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被商业文化污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从而呈现出了一种类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讥讽的“乡村化的时髦”，一种独特的20世纪东方都市文化景观。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却独对其中的酒绿灯红，纸醉金迷，浮淫繁盛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执著，坦诚，放达。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少了乡村人的几分素朴和宽厚，少了乡村人的几分洒脱与雄强。
沈从文丝毫不想掩饰自己这种情感态度。他称颂“乡下人”“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使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阶级还更可信任”（《边城》）。他不止一次地批评“城市中人”耽于物质文明，享受腐烂现实，生命在“吃点心喝茶的方式”中消耗殆尽。尤其是理应理性地承担起社会良知与责任的知识阶级，也如众生一样麻木苟活，以玩牌消磨生命。这种生存方式，“去腐烂堕落只相差一间”，“对他们应当把‘羡慕’变成‘轻蔑’，‘尊敬’变成‘怜悯’”，他鼓励那些人格伟大，生命庄严，怀抱崇高理想生活于下层的人们，不要为职务卑微而感到自卑，不必为事情平凡而感到自轻，你“只要活下来一天，就总得象个活人。是活人，就不会无所谓活下去！”〔4〕永远认真地、真诚地、充实地生活着。沈从文在对现代都市中人生存状态的批评中，呼唤张扬着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
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生存困扰其实并不止于城市，当沈从文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乡村时，他发现乡村也并非一块“安定的绿洲”，那里也到处充满着“喧嚣与骚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观念已经侵染到湘西这片绿色宁静的和平世界，并不断地加速着湘西世风和人心的腐烂。这种变化，带给湘西的不是进步——使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方式得到改善与提高，而是潜在着更大的生存危机。沈从文为此而感喟忧思。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他为现代物质文明带给湘西表面的繁荣下，那种金钱支配一切，人们道德的沦丧和朴素人情美的消失而感慨忧伤：“地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回到故乡，一番考察，几多感慨。“表面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只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的大量输入。乡村的所谓时髦青年，多是衣插水笔，腕带金表，眼遮墨镜，口叼“三五”，哼京戏，比牌艺。挥霍前辈积蓄，享受腐烂现实，“既有钱而无知”。〔5〕环顾乡野， 忧思哀来。沈从文不禁再一次从心底默默呼唤那个“家”——可以让他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种怎样尴尬的精神存在状态：一个从偏远乡村走入现代都会的知识者，他难以适应都市“现代生活”，不被这一文化环境所见容（自然，也是有意拒绝认同）；当他返顾最初出走的乡村时，那里也变为一片他所陌生憎恶的世界。沈从文感到了“迷途”的焦灼。
二
对于每一个健全的生命来说，如同“失根”的恐惧无法逃逸，“寻根”的渴望同样强烈而又执著。“无根”的精神状态不会永远保持，人们永远在不停地精神“寻根”。对于一个始终关注着人类的健全发展、始终美好地期望着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作家，其必然也应当寻找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重建了那失落的“精神家园”，作了一次精神上的“返乡”。
沈从文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求索中，始终遵循着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创作的两大明显特性。第一，他始终以“人性”，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有时他又称之为健全的“生命”形态）作为其评价、选择的价值尺度；第二，他始终在两相比照、褒贬之中，即在上流社会与下层众生、都市与乡村的比照中，并在对前者的贬抑、抨击，对后者的褒扬、称颂中，描绘社会，评价生命。作家在“重建”中所涉及的文化历史、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全都在上述原则下被一一重新审视评说。
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提示读者，请对照去读《柏子》和《八骏图》，即可从中明白他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的态度，明白“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的确是两篇精妙的可以作比的作品。一写乡野，一写都市；一写朴野的下层劳动者，一写都市“文明人”。两种人生形式、生命形态中的迥然差异，让人从中感悟颇多。《柏子》在有限的篇幅中描写了乡野的一种奇特而又平俗的生活：一个长年漂泊水上无家的水手，与一个固守一地独处吊脚楼妓女的爱情生活。初初看来，他们是那样粗鄙：日炙雨淋，肌肤粗糙；泥脚泥腿，不加修整；连互相传情的语言也是那么粗鲁的对骂。然而，他们爱得狂放，活得洒脱。他们彼此被对方激活着生命，活得充实、雄强。《八骏图》则剖析了到青岛海滨避暑的八位大学教授的人生态度和恋爱心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生活于“文明人”的文化圈内的知识者，全是现代文明病患者。他们一个个为厚重的“人格面具”所苦累，精神变态，成为沈从文所讥刺的那种“阴性人格”的“阉人”。〔6〕他们表面道貌岸然，但实则心存诡谲。虽已儿女成行，却仍心猿意马。或在枕边放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在蚊帐内挂着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或是独对海边身着新式泳衣的青年妇女兴味盎然；宣布不愿结婚的却大谈别人的风流韵事；信誓旦旦忠于爱情者却因海边女郎的一见钟情而谎称有病，改变与未婚妻的相会日期。所有这些无不罩在一副至尊至优的躯壳内。虚伪矫情，无聊庸俗。较之于前者，这群“文明人”显出了他们萎缩与苟且，庸鄙与可怜的窘相。
与上述两篇意旨颇为相像的《雨后》与《有学问的人》，同样表现了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两种不同的“人生”（“生命”）方式。《雨后》写一对情窦初开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在雨后乡野的自然环境中，因了“自然”的陶醉，自然之中，做成了那“神圣的游戏”。他们同这醉人的大自然浑然成为一体。《有学问的人》则与《雨后》形成强烈的反照。北平城内黄昏时分，暗黄的灯光下，一位绅士正同一位“标致而有身分的女人”（原为这位绅士妻子的同学）进行着一场守中有攻的调情战。“犹抱琵琶”，虚伪做作。彼此心中强烈的欲望却因了作伪设防而终成一幕闹剧。闹剧背后显现着现代社会“文明人”生存的悲剧。
沈从文还在另外一些篇什中，描绘了作为都市炎凉世态对比物的一种未被金钱社会的文明所腐蚀的自然人性。《会明》、《灯》、《贵生》等，均属此类作品。沈从文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的笔调，创造了他理想中的“英雄”。会明作为一位始终保持着农人质朴品性的下等军人（火夫），
十几年的征战生活耗去了他的生命，但并未泯灭他的善良、纯朴的天性。他怀着一种美好的（虽然是虚幻的）理想，肩挑百余斤的伙食担子，一路歌唱，充实生活着。《灯》中的老兵，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未染半点江湖恶习，一身朴厚之气。他虽然来到繁华的都市，但始终未被都市风习熏染。小主人送他到繁华世界取乐的钱，被买回母鸡清烹，连同一瓶家乡米酒，送与主人。他为自己置办的新衣也是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的旧式军服。诚然，在会明和这位老兵身上，隐隐地让人感到有几分悲凉的愚蒙，但同时又透着令人震动的善良与真诚。《贵生》尽情歌唱了一位倔强的乡村生命。贵生不为金钱权势所诱逼，为了真正的爱情，为了自己人性尊严的做人态度，在那一炬大火中被照得分外光彩。这是一曲人性不屈的颂歌。沈从文在给友人的通信中，曾极力张扬称颂这种做人的原则：不管你处于何种艰难境地，地位如何卑微，都应当“总还象个‘人’”样的做人。保持那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做人气概〔7〕， 以此作为被“文明枷锁”囚制的现代都市人生的反拨与型范。
如果说上述这些作品，沈从文还只是从“人性”的某些侧面，表达着他对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批判，筹措着他设想中的“精神家园”的材料；那么，在《边城》、《长河》、《龙朱》等篇什中，沈从文则开始全面建构他的“精神家园”。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在《边城》中向人们展示了生活在湘西这块独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称颂的人生方式。这是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又不往往合乎情顺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在人格上达到平等。人们遵从着约定的社会礼仪，运用“习惯规矩排调一切”。这里的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生活在这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情也像那雨后的苍峰翠峦，清纯、素朴。翠翠与傩送，这对吮吸着山涧岚雾，丛林珠露，沐浴着乡野古风，碧水灵性的有情男女，他们一时难以遂愿只好遥遥等待的爱情，给人以忧伤，更给人以感奋。《长河》是沈从文作品中最趋近“现实”的小说。虽然通篇回荡着湘西社会“常”与“变”的冲突带给人的沉痛感慨，但作家全力塑造的年高德劭的乡村长者老水手与青春娇美、活泼潇洒的乡女夭夭，终难遮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它使另一文化圈内的人惊羡、倾慕并进而反省、批判自己。中篇《龙朱》，这部洋溢着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的边地风俗人性的传奇，是湘西已经过去的时代（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社会风情的热情颂歌，但它却是唱给现代人的。奇风异俗中仍有着平实的人生真实，单纯而又奇崛的故事叙说着沈从文期慕中的现实。主人公龙朱作为“单纯而又质朴的氏族制度”特异社会风习的体现者，他的自信、自尊、刚毅、坚强，以及他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勇敢、坚毅、执著、真诚，与灰色都市中虚伪庸鄙、自私势力的道德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以此反照都市文化圈内“文明人”矫饰、庸懦、萎琐、苟且的生命形态。沈从文用不同的选材，从不同的侧面，精心营造着这“精神家园”，并期望以此“慈航普渡”——超渡生活于现代都市（同时也包括为“现代文明”所困扰的乡村）的那一个个迷途的灵魂。
三
“失乐园”的忧戚悲患与“复乐园”的执著精诚，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最具魅力的个性。导致这种个性形成，以及确立沈从文如此文化选择态度的最内在的东西是什么？
沈从文创作这种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艺术倾向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普遍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忽视“人”之于“土地”的精神联系这一潜在久远的因素。对于土地的亲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尤其是对于乡土根性极强的中国作家更是如此。沈从文（以及诸多现代作家）这种强烈的“怀乡”情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山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大陆农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强烈的乡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感的文化渊源。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同时，这种“固执”又逐渐凝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它必然潜在地、强烈地影响着现代作家。
从特殊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态度的形成，还有其个别的、更深的原因。主要的大约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它源于沈从文独特的文化个性——他敏感、真诚、孤独。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历史上一直是苗族、土家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后来才有汉族的侵入。在沈从文身上，有一部分血统即属于苗族，而苗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征服被压迫的地位。苗族为改变自己屈辱地位而进行的一次次斗争，形成了苗族孤独而又痛苦的历史。这种潜在的文化孤独对沈从文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当沈从文身处那种以推销、张扬、矫饰；以诡诈、欺瞒、攻击作为人际交往原则的现代社会，“乡下人”的沈从文倍感孤独。朱光潜先生深味于此，他说过，“《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乎显出从文自己这方面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8〕沈从文这种独特的文化个性， 决定了他不能不与他生存其间的现代社会发生冲突；自然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回归“乡土”——那里人情淳厚、质朴，人际交往单纯、率真，生活在那里，人们不仅有一种“安全感”，同时还会感受到一种纯净、素朴的人生美。
第二，它源于沈从文独特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感悟。这是同第一点紧密相关的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不妨设想，假如沈从文一直蛰居于湘西蛮乡，他大约很难有这诸多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唯因沈从文是以一个“两栖者”——生活于现代都市中的“乡下人”的独特身份去体味感悟生命，才有了这独异的收获与选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沈从文喜好关注、思考在一般人看来玄远的问题，知识者的“杞忧”带给他以痛苦，也带给他以甜蜜。〔9〕同时，也带给他以深刻和独异。
然而，这“深刻和独异”并非全都为人们所理解。过去，我们对此曾有过一些误解。诸如批评他的创作远离时代生活，歪曲现实，不真实等等。这些误解，除开一些客观的历史因素外，不曾读懂沈从文的“文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沈从文早就说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不曾注意。他说：“有人用文字作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心和梦的历史”〔10〕。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说得更为明白：他无意追求作品与现实的对应。作品中所营造的那个“乡土”世界，“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认真说来，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一种心理上的乡土。他所营造的这片艺术世界，是被艺术化了，象征化了，心灵化了。那是一片文化乡土。作者借以表达对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追怀与呼唤。并以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状态，排斥抗拒别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状态。“浪漫气息”很重的沈从文，试图以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其忧也深，其情也切。他不止一次地真诚而深情地说过，他希望“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的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1〕。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沈从文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其价值既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实更属于未来。如若放在一个廓大的文化背景下去看，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在20世纪世界文化的骚动迁徒中，“精神家园”的失落早已成为困扰西方思想界的一大难题。“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引起了诸多文化哲人的忧思。伴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极大的繁盛，社会日益走向极端理性化和程序化。人为外物所役，不断地沦为机械、金钱、名誉、物欲……的奴隶，人们于是日益感到了生命的萎顿，生存的危机。返回自然，追求和谐的人性；抨击现存价值观念，眷恋传统道德……西方作家倾力为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而求索创造。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契合了世界文化的这种潮动。而且十分有趣的是，沈从文的艺术追求同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去甚远的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竟保持了如此多的相同和神似。稍稍比较一下两人的创作，其意义也许会看得更为分明。
美国批评家斯通贝克直白地说过，沈从文就是中国的福克纳。“乡下人福克纳”已是为人熟知的称谓。福克纳是一个置身于美国现代南方社会的具有传统思想的人，对于其时泛滥的商业与都市文化，他怀着极大的厌恶与反抗。如同沈从文创造了“湘西神话”，福克纳通过他的一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创造了美国南方传奇——“福克纳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文化与两个世界的冲突。一是乡村社会，农业经济文化；一是现代城市，都会商业文化。前者的代表是沙多里斯世界，后者是斯诺普斯世界。福克纳在他一系列作品中，都细致地发掘着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了戏剧性的描述。这是一场带有普遍意义的冲突。沙多里斯的世界是“平静”的，他们按传统精神行事；斯诺普斯的世界是“喧嚣”的，那里充斥着爵士音乐，摩登少女和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从这个世界里不断地掀起一次次反传统运动。福克纳对沙多里斯们充满着同情、悲悯与敬意。他在他们身上找到了纯洁的道德力量。像沈从文称颂“乡下人”一样，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为“沙多里斯”式的“传统人”张目：“虽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牺牲品，可是我们是不同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的环境更为单纯，因而就整体而言也更为广阔，更为崇高，人物也更具有英雄品质。我们不是矮小的猥琐之辈，而是毫不含糊的人；我们活得象样，死得也象样，决不是那种从摸彩袋里随便抓出来拼凑而成的被到处弃置的生物。”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些不屈的灵魂一样，福克纳笔下的“传统人”比斯诺普斯们活得洒脱充实。他们以其率真、雄强、质朴、诚笃的人格及其相谐和的生存方式，成为斯诺普斯世界那些迷途“无家”的灵魂的生命型范。福克纳的意义已为一位美国批评家所阐明：“我认为不应该把福克纳的作品看作南方与北方的对立，而应该看作是写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所共通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这传奇不仅仅是南方的传奇，而且也是我们大家的苦难和问题的传奇”。〔12〕福克福与他同时代的、远距大洋彼岸的黄肤黑发的异邦精神朋友沈从文，不谋而合地以各自的艺术创造，成为他们那一时代乃至当今社会、未来时代人的最真实的神话——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的发明者，明白地显示着这些社会良知们救助人类的阔大的博爱悲悯之心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仅此一点，我们即可足以感到沈从文艺术追求的意义。
自然，我们也无意将这种追求的意义怎样夸大。因为文明的演进始终会伴着文化的冲突，每一位求索者都无法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文化两难——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也许，对于他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只能在想象和梦幻之中，回归精神故园的“乡土之恋”命定地要成为永恒的悲剧。由此看去，我们便不难理解，沈从文的作品里何以始终弥漫着那种淡淡忧伤的氛围；何以始终回荡着那种甜蜜而又微带忧郁的乡音。这将是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者悲壮而又迷人的“西绪福斯神话”，其价值与意义是昭明的，沈从文不应也不会有悔。
注释：
〔1〕〔2〕〔3〕〔11〕《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4〕〔7〕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在芒市服务的小学教员》。
〔5〕《长河题记》。
〔6〕《生命》，《沈从文文集》第11卷。
〔8〕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 《花城》1980年第5期。
〔9〕参见拙文《对文化失范的困惑和忧思》， 《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10〕《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
〔12〕《美》罗伯特•潘•沃伦：《威廉•福克纳》，《福克纳评论集》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