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人”曾经是革命时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左翼文学兴起的过程中，曾有无数的批评家激情满怀地呼唤“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曾被频繁使用；1964年后，随着激进的“兴无灭资”意识形态的推行，“新人”逐渐被“无产阶级英雄”和“共产主义战士”等关键词所取代，“文革”文学中极“左”的人物形象规范逐渐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新人”的概念再次被文学批评家广泛使用；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逐渐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消失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
但也有少数文章试图从“新人”的角度介入对当代文学史的考察：刘卫东的《从“新人”到“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理论的演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揭示出“十七年”文学中“新人”逐渐升级为“英雄”的过程；黄平的《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院学报》，2008年第1期)从“新人”的角度，揭示出“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在新时期调整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与最终失败的过程；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海南师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则从“新人”批评话语与伤痕文学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笔者在考察80年代文学报刊时发现，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是与复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密切相关的，是与思想界、文学界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反复较量紧密纠缠的。细致梳理“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过程、论争双方的主要分歧、代表性文本的主要特征以及“新人”逐渐淡出文坛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时期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理解。
一、“社会主义新人”讨论的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由于各地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一样，不少文学报刊，特别是军队系统的文艺报刊，还在继续宣扬“兴无灭资”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这显然不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尽快把文艺创作纳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邓小平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①邓小平对“新人”的界定，与国家从阶级斗争转向四化建设的大政方针相一致，明显淡化了“无产阶级英雄”“共产主义战士”等概念过于鲜明的阶级性，剔除了其“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功能，意在为拨乱反正和四化建设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
然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吁，并未引起文艺界广泛重视。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没有几个人积极回应“新人”的提法。周扬在报告中强调：“作家主要是描写各种人的生活和命运，刻画人物的复杂性格，表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描绘人们在为现代化斗争中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我们的文艺要写英雄人物，也要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②康濯在发言中重点为“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平反，并明确提出：“暴露、批评的作品，即使无先进人物也可以的，只要你写得分寸适应。”③秦似发言时也指出：“凡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精神本质的东西，即使不写英雄，也伟大。”④第四次文代会后，各文艺报刊也没有积极宣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1980年，只有东北的几个刊物和吉林省文联对“社会主义新人”展开讨论，而多数文艺报刊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有的甚至还持抵制态度。
文艺界之所以冷淡“社会主义新人”，是因为“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殷鉴未远，而前不久，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又旧调重弹，鼓吹文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撰写新篇”。多数文学期刊担心的是提倡“社会主义新人”，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不利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更关注邓小平祝词中“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等论述；更关注如何突破不能“写黑暗”“写真实”的禁区，如何增强文学的“批判性”。在1980年7月由《安徽文学》《清明》编辑部召开的“黄山笔会”上，作家们质疑年初剧本座谈会上的“社会效果”论，激烈反对以“社会效果”为名限制“写真实”、排斥“写伤痕”，他们呼吁把反封建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呼吁继续展开对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批判。11月，《花城》《十月》《清明》等26家大型刊物在江苏镇江召开“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呼吁扩大编辑部的自主权，批评有的地区主管部门对刊物管得过死，对文艺创作干涉太多，会上甚至有人说“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12月，《雨花》《上海文学》《鸭绿江》《福建文学》等17家地方刊物联合召开“鼓浪屿会议”，主编们集中讨论的话题，还是如何对抗“左的”干扰，并提出在文学刊物受到政治干涉时，应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次会议，在1981年反自由化和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中，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由于文艺报刊对“新人”普遍冷淡，邓小平于1981年1月29日再次强调报刊在发表作品和评论时，“要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四化的创业者”，“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目的是为了纠正，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极影响。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今后这些题材当然还可以写，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⑤
在1981年批判《苦恋》时，中宣部明确规定：以后凡是揭露和批判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报刊必须送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品与争鸣》于1981年4月15日召开“社会主义新人”研讨会，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莅会讲话。此后，“新人”问题才“引起文艺界的普遍重视”，⑥《文艺报》与各地方文学刊物，或召开研讨会，或组织笔谈，或开设专栏，纷纷展开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汹涌澎湃的伤痕文学、批判文学的浪潮，终于得到有效的抑制。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实际上是1979年“歌德”与“缺德”、“向前看”与“向后看”讨论的延续，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艺报刊上，刊发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文章较多之时，往往也是批判伤痕文学、批判文学激烈之时。“社会主义新人”的积极提倡者，意在把文学从伤痕文学、批判文学的潮流中引导出来，发挥先进人物的正面引导功能。他们认为：主导文坛的伤痕累累的人物形象与批判现实的文学，虽具有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却不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地投身四化建设；过多地反思历史的创伤，容易导致革命历史合法性的危机，过多地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不利于增强读者对现实秩序的认同感，滋长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而倡导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正是为了扭转这个方向，使文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正是出于上述逻辑，贺敬之说：“我们不能回避和掩盖阴暗面，社会主义文艺理应正确地发挥它对旧事物的批判功能。但是，我们必须重视积极的、前进的、光明的新事物。我们应当反映出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光明面与阴暗面的斗争，反映出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要充分肯定新生的、光明的事物存在，充分看到它的发展壮大。正因为这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者们的形象，就当然成为正确反映新时代的关键性的一环了。”⑦陆贵山则说，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对防止或克服单纯暴露可能带来的迷惘彷徨和悲观失望的沮丧情绪是极为有益的”。⑧在1983年“清污”中，丁玲等老作家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尖锐地提出到底提倡伤痕文学还是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胡乔木在动员“清污”时也曾明确表示：“文艺创作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同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⑨上令下行，文学报刊也随之跟进，较多地刊发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
二、对“社会主义新人”的不同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个新旧交替、思想驳杂的时代，文艺界既有思想守成者，也有思想开放者。思想守成者主张继续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思想开放者主张重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和官僚主义思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当时，积极提倡“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是文艺界领导、老作家和思想相对保守的学者。他们对“新人”的界定较为严格，更重视“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强调“社会主义新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贺敬之认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在最后埋葬私有制度并清除它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产生的”，“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人，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环境中产生的新人根本有所不同，前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私有制的思想相联系，后者则是力求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如果根本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⑩自称“歌德派”的丁玲，在评价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时说：“我听到有人曾经对某些作品的评论，好像只要主人公勤于职守，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就认为是社会主义新人。我不以为然；我只认为那是正派人，是好人，是可以同情的人……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她认为柯岩小说中的徐问、陆娴、黄树林才是“新人”，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马列主义为主导，以党的事业为重，办工读学校，改造我们年轻一代中的失足者而孜孜不倦，任劳任怨”。(11)张炯在谈论“社会主义新人”时，也看重“新人”与“舍己为人”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联系，他认为丁玲笔下的杜晚香是“社会主义新人”，因为她“不计报酬”“大公无私”，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从而精神上越来越崇高、美好。(12)蒋守谦反对离开社会主义觉悟谈论“新人”的新品质，他认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等，都只有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这样一个根本的大前提联系在一起”，方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13)
重视“新人”的社会主义属性，必然会看重“社会主义新人”与“无产阶级英雄”的历史连续性，不赞成过多地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革命文学传统。刘白羽在呼应邓小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倡议时，仍然使用的是“无产阶级英雄”的概念，并通过追索马列文论与革命文学史的方式，论证创造“新人”的重要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新人”与“无产阶级英雄”的区别。(14)在《文艺报》召开的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要求“新人”继续承担批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功能，不赞成以“新人”排斥“无产阶级英雄”，并主张把后者列入“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把他们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中最优秀的人。(15)这种观点，显然和当时不断肯定个人利益、价值和尊严的改革方向存在矛盾。在新旧意识形态转换过程中，注定会产生这一棘手的问题。张炯在1985年《红旗》杂志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就不无困惑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80年代新人与50年代新人有何不同？什么是改革中的道德伦理？”(16)的问题。
而思想开放者对“新人”道德品质的界定较为宽泛，他们更强调“新人”新的思想素质，而回避资产阶级思想问题。1981年3月24日，周扬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颁奖大会上所作的《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新人”的品格界定为：“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这显然是为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大局，
意在通过塑造“新人”形象，建立与四化建设相一致的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而不少学者则主张：“社会主义新人”要与过去“兴无灭资”的思潮划清界限，“社会主义新人”与“无产阶级英雄”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他们反对把梁生宝等过去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视为“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虽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优秀的道德品质，但缺乏思想解放和投身四化建设的思想光辉和精神素质，如果把新时期的“新人”与“文革”前的“英雄”等同起来，那就没有必要重新强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了。(17)
由于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论者们在“新人”的“复杂化”与“单纯化”问题上时有争论。思想守成者看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区别，反对片面追求“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致使“新人”失去社会主义的特征。蒋守谦不赞成“把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爱情至上、抽掉了阶级性的‘人情’、‘人性’当作新人的品质来渲染”，“一个人，只有当他接受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旧风尚划清界限，他才堪称一个社会主义新人”。(18)晓江既反对将“新人概念狭隘化”，也反对将“新人概念扩大化”，他认为“新人”可以有旧的思想杂质，但“新”应占主导地位，李顺大、盘老五、陈奂生等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不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和品质，因此，不是“新人”。(19)郭志刚明确反对把“性格复杂”作为“新人”的唯一或主要标志，他认为“新人”的思想和性格应该向着“净化”的方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关于人物思想和性格的这种‘净化’过程，必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必然还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任务，更是离不开这个过程。”(20)余斌则反对把“社会主义新人”非政治化，他认为“新人”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倾向，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思想解放是其质的规定，“陆文婷、冯晴岚、李铜钟展示的是道德精神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思想倾向，因此，不属于社会主义新人”。(21)上述观点，更接近于“十七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规范，当时作品中的许多英雄形象，都是按照上述理路创造出来的。
出于对过去把英雄神圣化、简单化的反感，思想开放的学者更重视“新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并不担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会破坏“新人”的社会主义性质。蒋子龙说：表现“新人”切忌假、大、空，不应该回避“新人”所具有的“生物性”的一面。(22)阎纲主张“新人”形象应该复杂一些，“不论就现实和就人来说，复杂即是真实”，“真正成功的真实的而丰满的新人形象，一般都是性格复杂的形象”，“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人物性格的矛盾上，而且表现在人物性格的众多的因素方面。这些因素包括历史的、民族的、地方的、家庭的、习惯的、个性的，当然也包括哲学的、政治的、经济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等等”。(23)在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到底是“社会主义新人”还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的争论中，阎纲肯定高加林是个具有复杂性格的“新人”，“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练之中”。(24)
在“新人”讨论中，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焦点。鉴于“文革”文学的教训，多数人都主张描写“新人”，不应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不同的是，有些人主张描写“新人”可以理想化，有的人则反对理想化。缪俊杰主张在尊重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要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要表现人物美好的心灵”，写出“新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反对指责《乔厂长上任记》《天云山传奇》“太理想化”，主张把表现理想和理想化区别开来。(25)陈传才主张塑造“新人”不应排斥理想化，不应在反对“假、大、空”的理想化时，排斥符合时代的真实感和历史的分寸感的理想化。(26)王春元则明确反对把“新人”理想化，他强调人类改造社会环境的实践对造就“新人”的重要作用，反对以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塑造“新人”，并认为“新人”的诞生和发展绝不是“帝王将相、英雄圣哲教导训诲”的结果，(27)言外之意是，文学作品中理想化了的“新人”，对生活中“新人”的诞生和发展，并无多大的意义。
在要不要把“新人”理想化的争论中，还延伸出关于“新人”与普通人关系的讨论。主张应该理想化的学者，不赞成把“新人”等同于普通人：“他们的思想品质中，有比一般的普通人更先进、更高尚的东西。这就告诉我们，描写普通人、一般的好人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应该挖掘出不同于普通人和一般好人的东西，描写出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28)而反对把新人理想化的作家们，则主张扩大“新人”的外延，强调“新人”也是普通人，有的甚至提出“凡是给人以鼓舞力量的文学形象都是文学新人”。苏叔阳主张：“新人的条件不可规定太严，标准不可过高，应当从普通人中去寻找，去收集，去塑造。使最普通的人感到他们生活在自己周围，看得见，学得到，发挥新人形象最大的感染力。这也许是降低了标准，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要再塑造神仙了，新人不是神。”(29)福建老作家郭风则希望青年作者不要把“社会主义新人”理解得过于狭窄，不要只写雷锋、张志新、乔厂长式的英雄，还要写各式各样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使“新人”形象、性格更加多样化。王进则极力提倡描写普通人，他认为“‘新人’的外延是广泛的，其中不仅包括英雄，也包括普通人”，“英雄也是普通人，英雄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普通人有着英雄的某些气质，英雄也有着普通人的某些因素，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有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英雄色彩，但却很难发现十全十美的英雄”。王进还特别论证说：从中外文学史发展来看，“文学形象从神到人，从英雄到普通人，这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30)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非英雄化”“反英雄化”的文学思潮。
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被广泛认可的“新人”形象有：《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开拓者》中的车篷宽，《三千万》中的丁猛，《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冯晴岚，《家务清官》中的梁羽，《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报春花》中的白洁，《船长》中的贝汉廷，《励精图治》中的宫本言等。这些“新人”形象，既有“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人物的精神素质，又有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新鲜血液；既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又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此外，他们还把文艺的批判功能和歌颂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比如，《乔厂长上任记》《天云山传奇》《家务清官》《祸起萧墙》等作品，既批判封建思想和习惯势力对改革开放的抵制，又歌颂革命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理想精神。这些作品能得到新旧杂糅的意识形态的认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不难发现，在“社会主义新人”与过去的“无产阶级英雄”之间，已经出现某些明显的不同：
其一，所有的“新人”已不是高大完美的红颜色的“无产阶级英雄”，而是全颜色的“新人”；他们不再具有神性的光环，而是变得有血有肉、有人情味。他们具有普通人的缺点，如，承受着“文革”创伤的郑志桐(《天山深处的“大兵”》)，玩世不恭的刘思佳(《赤橙黄绿青蓝紫》)，对生活冷漠的刘毛妹(《西线轶事》)，闹过要转业念头的梁三喜和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等。烦琐的日常生活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如，女兵们嗑瓜子、月经等个人私事，都得到表现。他们既是普通人，又是英雄，并未彻底沦为凡夫俗子，在关键时刻都能显出英雄本色。
其二，两者的成长过程不同。“无产阶级英雄”是在党的思想教育下成长的，其成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剔除思想的杂质(个性、温情与其他缺陷)，以达到意识形态所需要的“高度”与“纯度”。在“新人”的成长中，党的思想教育作用被淡化，人物形象之间不再是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而是在相互探讨和冲突中成长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不是纯粹的引导者，刘思佳、叶芳也不是纯粹的被引导者，他们对解净的成长也有帮助，帮助解净克服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作者“摒弃了那种只有英雄人物教育一般群众，受教育者永远被人教育的老一套写法，通过对人物内在的和外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发展变化的描述，去刻画人物的性格，在矛盾的相互斗争中，人物之间的思想性格互相生发、互相渗透、互相克服”。(31)《燕儿窝之夜》中的几个女性，“她们并不是由于受到外来的思想强光的照射才突然成长为新人和英雄的，她们只是在时势的推动下，在劳动和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唤醒了劳动人民固有的崇高的斗争力量，尽了她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民的本分而已”。(32)这曾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燕儿窝之夜》的严重不足就是没有很好地描写出由‘庸常之辈’到‘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的性格的形成历史，这种‘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的产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缺乏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力量，因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33)“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明显降低了对“高度”和“纯度”的要求，他们不必过多地舍弃个人性因素，其成长多伴随着各种突发性、偶然性事件，如，刘思佳在大火中、刘毛妹在战争中、燕儿窝的姐妹们在洪水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梁三喜和靳开来在大敌当前时，爱国情操和革命信念战胜了平时的消极情绪。借助偶然性事件来完成“新人”的塑造，在当时曾发展为一种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这也说明作家们对以思想教育造就“新人”的必然性缺乏信心。
其三，两者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同。“新人”已不再承担“兴无灭资”的功能，而是极“左”政治的批判者，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是社会变革、干部管理体制以及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驱，推动社会向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立场被逐渐淡化，而“开拓创新”(乔光朴)、“实事求是”(李铜钟)、“独立思考”(郑志桐、刘毛妹)、“尊重科学”(《土壤》中的辛启明与《无反馈快速跟踪》中的方亮)、“面向世界”(《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凯华痴迷于世界军事科技)等与四化建设相一致的品质得到强化。“无产阶级英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道德品质，也逐渐被弱化。由于人道主义思潮崛起，个人价值与尊严逐渐得到重视，作家们笔下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不再沿袭过去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成长道路，作家们更乐意描写主人公从“无我”状态中觉醒，逐渐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的过程，如，《乡场上》中的冯幺爸、《人生》中的高加林等。耐人寻味的是：冯幺爸与高加林是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当时曾有不少的争论，但论者对这两个形象都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对个人权利和价值的追求，并没有走向反社会的极端，在精神上也是积极向上的。这说明，即便是思想守成的学者，也在不断地解放思想，承认个人主体性的存在。而对于那些或多或少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或多少与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看破红尘走向宗教)、极端个人主义、反理性主义等思潮有瓜葛的人物形象，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晚霞消逝的时候》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则不但不能获得“新人”的称号，反而遭到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者中也不乏以思想解放著称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中国思想界的状况。
四、“新人”的淡出与旧人物形象规范的解体
在1981-1984年的文学报刊上，“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曾经频繁地出现，王蒙、张贤亮等“复出作家”，冯牧、唐达成、阎纲、缪俊杰、陈丹晨等批评家，都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此后的文学报刊上，这个概念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血肉丰满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富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辩证法”等，而到了1986年之后，“非英雄化”“反英雄化”等词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报刊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新人”倡导之初，回应者寥寥；大规模讨论骤起，但后继乏力。这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上不断反左、政治思想上不断反右”的宏观政策有关。
首先，“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是与当时“经济上反左”的时代潮流相背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不断地肯定个人主体性，肯定个人的尊严、利益、情感和欲望。也只有肯定个人主体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反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不能给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多少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持，并且有可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时也确实有些力主革新的知识分子，把倡导“社会主义新人”的知识分子视为“左的”代表。而周扬、王若水等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与“性格组合原理”等，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刘心武在接受香港学者李怡采访时就说过：刘再复的理论探索，是与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相“配套”的，这正是他的复杂性格理论能够得到知识分子广泛认可的原因。(34)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组合原理”等观念，为表现个人的情感、思想、诉求、欲望乃至非理性的层面开辟了道路。而被激活了的人的各种欲望，则被当时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视为搞活经济的动力之源。“社会主义新人”被边缘化，由此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与当时“政治思想上不断反右”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它曾经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手段。1981、1983、1987年，文学报刊上“社会主义新人”出现频率较高，而使用这个概念的，大多是思想守成的学者和作家，他们试图利用这个概念来遏制文艺探索的新潮。动辄得咎的文艺探索者们，自然会对“社会主义新人”敬而远之。张贤亮是个明显的例子，他曾写作《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等作品，探讨“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张贤亮在批判的压力之下完成了《绿化树》，他有意和批判者对着干，改变了把主人公写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初衷。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张贤亮尚且如此，比他年轻一些的作家，就更不会把创作视野仅仅局限在政治的层面了。朦胧诗与现代派、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的作家们，更倾向于疏离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他们或钟情于“三无”小说，或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或致力于开掘文化的岩层，或沉醉于文学形式的探索。在“现代派热”“弗洛伊德热”“存在主义热”“文化热”“形式热”等一次次潮涌之中，特别是在日渐崛起的拜金思潮的冲击之下，“社会主义新人”被冷落、被淡化，也在情理之中。
从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看出意识形态的调整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深刻影响。在不断的讨论中，过去“写英雄”的规范与人物关系设置规范明显松动并逐渐解体。甚至连思想相对保守的康濯，在倡导处理好“新人”与反面的、中间的、落后的人物的关系时，也认同作家因生活积累等条件的限制，写没有“新人”的作品，“甚至干脆不写‘新人’而只善于描写中间的、落后的人物乃至反动的人物”。(35)
由于政治和阶级问题逐渐被淡化，个人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逐渐确立，评价人物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正面、反面与中间人物的界限日渐模糊：在旧意识形态中“兴无灭资”、大公无私的正面人物，在新意识形态中有可能成为思想僵化的反面人物；在旧意识形态中具有资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追求个人发家致富的反面人物，在新意识形态中恰恰可以成为正面人物。因此，有些学者试图从审美的角度，取消正反面人物形象的规范。姚定一认为：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许多复杂形象，对正反面的框框造成巨大冲击，非此即彼地划分正反面人物，是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论根源，严重违反了人物形象的辩证法，堵塞了人物形象多样化的道路。他异常尖锐地提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观点也应当进历史博物馆了。”(36)在受到批评后，作者又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论来消解正、反面人物的概念，他认为：过去按照政治、阶级观点来划分正面和反面人物，是以政治或道德标准规范文艺中的人物形象，“如果按审美特征、审美价值来估量，我以为一切优秀作品中的成功的艺术典型都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她)们都具有审美价值。所以用肯定和否定来定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是不科学的”。(37)后来，刘再复在倡导审美主体性时，也明显认同了这一思路。
取消正、反面人物的界限，是不利于倡导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因此，有的学者坚持区分正、反面人物的必要性。季元龙认为：这种区分未必一定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违反文艺特殊规律”，未必就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他坚持对人物作出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评价，并强调“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和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如此。(38)李庆信认为：“姚文把写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根本对立起来：似乎要写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就根本不能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就必然导致人物形象的公式化、概念化。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把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概念简单化、模式化了，同时，也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理解得至少是过于片面、狭窄，强调得过了头。”(39)李敬敏认为：取消正、反面人物界限的论调，既是一种文艺观，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观。反对从政治、社会、阶级的观点划分正、反面人物，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的分野，有可能模糊社会主义文艺的面貌。在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应该排除以对待四化建设的态度和行为效果为标准的正面形象、英雄形象以及反面形象、丑恶的形象这样两个方面，其中作为时代精神集中体现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40)
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和文学一样，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每前行一步都伴随着不小的阻力。正是在反复的争论中，正面、中间与反面人物的内涵悄悄发生变化，按照阶级标准设置人物形象的规范逐渐解体，整个文学也渐渐挣脱了革命文学的轨道。其得其失，耐人寻味。
注释：
①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该祝词由邓力群、卫建林、张作光等起草，胡乔木修改后定稿。
②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③康濯：《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8期。
④秦似：《随感三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⑤《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86页。
⑥阎刚：《再谈社会主义新人》，《山花》，1982年第12期。
⑦贺敬之：《总结经验，塑造新人——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讨论会上的讲话》，《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
⑧陆贵山：《塑造新人形象和反映社会矛盾》，《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⑨本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
⑩贺敬之：《总结经验，塑造新人——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讨论会上的讲话》，《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
(11)《丁玲致柯岩》，《光明日报》，1984年8月9日。
(12)张炯：《从萨菲到杜晚香》，《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4期。
(13)蒋守谦：《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浅议》，《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8期。
(14)刘白羽：《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红旗》，1980年第20期。
(15)孔周：《努力塑造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文艺报》，1981年第24期。
(16)阎纲：《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记忆》，《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8月29日。
(17)于广礼：《略谈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基本特征》，《山东文学》，1982年第3期。
(18)蒋守谦：《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浅议》，《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8期。
(19)晓江：《好人与新人——也谈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
(20)郭志刚：《也谈性格的辩证法》，《文艺报》，1984年第12期。
(21)余斌：《新人的概念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出现》，《文艺报》，1981年第24期。
(22)蒋子龙：《表现新人切忌假大空》，《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7期。
(23)阎纲：《再谈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山花》，1982年第12期。
(24)阎纲、路遥：《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
(25)缪俊杰：《写好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7期。
(26)陈传才：《时代特点•崭新个性•理想化》，《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7期。
(27)王春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说”》，《文艺报》，1981年第14期。
(28)缪俊杰：《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几个问题》，《芙蓉》，1983年第2期。
(29)苏叔阳：《新人应当是普通人》，《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8期。
(30)王进：《试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普通人形象》，《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31)刘士昀：《在四化建设的广阔背景上塑造新人形象——评蒋子龙的新作〈赤橙黄绿青蓝紫〉》，《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32)曾震南：《评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4日。
(33)罗宝田：《他们真是新人形象吗？》，《文谭》，1983年第3期。
(34)李怡：《刘心武谈刘再复事件与中国文学思潮》，《九十年代》，1986年第6期。
(35)康濯：《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
(36)姚定一：《“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质疑》，《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37)姚定一：《关于划分文艺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几个问题——答李庆信同志》，《文谭》，1983年第7期。
(38)季元龙：《也谈“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9)李庆信：《别连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质疑〉的质疑》，《文谭》，1983年第3期。
(40)李敬敏：《也谈“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当代文坛》，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