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死了，他的朋友们觉得哀痛，替他开了一次追悼会，并且写了一些哀悼他的文章，（大都是在北晨学园发表的。）这本来是极平常而应当的事，譬如我的不论任何朋友死了，我哀悼他，你总不能对我这这“哀悼”的行为加以讥笑。并且既是“哀悼”，那当然是情感的话，自不能以理智来绳准。所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中所收的，虽然有三十几篇文字，但除了于赓虞君的“志摩的诗”，余上沅君的“戏剧界里的志摩”（那是一篇塞责的文字，据我看）以外，大都是哀挽的文字，论志摩“这个朋友”的文字，并没有论及志摩作品的文学上价值，更没谈到严格的批评。那册专号，所以，除了供他的友好们的纪念追怀以外，至多不过是一种文艺史料，并不能作为某大学教授文学批评班上的课本的。对于这次追悼志摩，替他出专刊，我以为，不论是不是他的朋友，至少是应有最低限度的“同情”。
但是不一定，我看见了一篇文章，登在一月十一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题目颇长：“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杨丙辰作”“在百科学会讲”这题目，一看就可以知道作者伟大的讥讽和鄙夷——虽然文学副刊的编者，还不忘记该刊第一期的宣言，巴巴的又引出了五年前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登在同期该刊上：
“……于文体，则力避尖酸刻薄讥讽詈骂之风尚。”
让我先来看看杨先生这篇文章的态度：
开宗明义，这位作者说：“‘诗圣’的惨死，惹起他的一大群亲爱的朋友们一阵子大忙乱：追悼、演说、写文章、出专刊，
一幕跟着一幕揭开，真是多年以来未曾在北平见过的名人界里的一件盛举。”追悼会我去了，会中的演说自然也听到；文章，我也写过一篇，但我决没有想到，如同志摩的死一样使我决不会想到，我们这样哀痛，却被杨先生在那里当“一件盛举”欣赏。杨先生的意思，似乎以为死了朋友，是不应当开会追悼，撰文纪念的。你若开会，你若撰文，便是“大忙乱”，他先生就有了讥讽的材料。于是演讲之不足，又写成文章，送到素来标榜“不尚讥讽”的刊物上去。这使我们非常寒心，觉得以后死了朋友，连开会追悼，撰文纪念都是不应该的，都会遭人非难的。接着杨先生又说：
“不过全体文章里头的话，归纳起来却总不出下列的一串：徐志摩——人品性格——漂亮可爱——真可爱——伟大的天才——空前的大诗人。……他是由它们这些文章里面，一转而成了神人——天人——上帝。”所以他结论到“这实在很有些像是他的惨死竟成了他的一件大幸事一般了。”这使我越发糊涂。除了杨先生，谁能把一个朋友的“惨死”和“大幸事”三个字在脑筋中联想在一起?杨先生“归结”中的“空前的大诗人”，我想我不曾见谁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志摩一生虽然交不择友，但他的朋友中也还不至于有荒唐到连中国有李杜，外国有但丁，莎士比亚，弥尔敦……都会忘记而竟捧他为“空前的大诗人”的人。要在“哀悼志摩专号”里找杨先生所找到的“神人”“天人”“上帝”（注意：上帝!）这一类的话一样的使我感到困难。（在我的《哭志摩》中有“三十六年的小谪”一句话，但这是一种“说法”
（Figure of speech），我想不必在这里向杨先生仔细解释）并且即使有“神人”“天人”一类的话，也只是哀痛时的感情话，我以为似乎也可以不必据为讥讽的谈资的。再说志摩这人是可爱，真可爱，难道我们写哀悼文的时候一定要写成不可爱，真不可爱，杨先生才感到舒服，才感到无可非议么?
再来看杨先生文章的内容，可分四点：
一、志摩的诗远不如不成名的作者。
二、志摩的诗未能登峰造极，这有两个原因：
甲：迷信“诗的优美”，误重音调与形式。
乙：他的才智不合大诗人的天才
——以上论他的诗
四、志摩“好玩”（注意：这是他的罪状，说见下），虚浮，不深刻。
——以上论他这个人
关于论志摩的诗的部分，因为我于新诗少考究，不敢妄谈。但杨先生也使我颇为失望。他只说他的诗不如人：“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意旨晦涩难明”。但杨先生并没有举出具体的证例(Illustration)来说明，譬如说，哪几行精神萎靡?哪一首气势散漫?……杨先生说：“二首诗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整个的底盘。”这话看来极有理，只是太空洞一点。所谓精妙和谐的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的诗才算有这内心的底盘?杨先生何不举出古今中外不论那一个他所认为大诗人的诗句来作旁证?某一首诗的声调形式是从这内心发出来的?某一个大诗人是用怎样方法放射这内心底盘的精采光华?像某一首诗气势才不散漫，精神不萎靡，意旨不晦涩?这些切实的问题，读者所急欲知道明了的问题，杨先生都没有加以说明，只仅用一个钻石的比喻来马虎过去了。我想批评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创立一种批评的学说，要使读者信服批评者的话总应当引到——至少指及——作者的原文。譬如王静安论诗境的“有我无我”就引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来说明“有我”，引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来说明“无我”，论词境的“隔”与“不隔”，就举姜白石《翠楼吟》下半阙来说明：“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是“不隔”，底下“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便是“隔”。（见《人间词话》）又如华滋华次(Wordsworth)批评当时英国语体诗的错误观念，就引约翰生博士(Dr.Johnson)的
I put my hat upon my head
And walk into the Strand
And there I met another man
Whose hat was in his hand
来说明它的可笑。（见抒情诗歌编Lyric Ballads再版自序）回头可勒立奇（Coleridge）批评华氏所主张的诗应当以农民的言语次序为次序的不可能，就举他的
In distan countries have I been
And yet I have not often Seen…… ect
为证据。（见文学传记Biogra Phia Literaria 第十八章）杨先生批评（其实没有批评，只是奚落）了志摩的诗一大篇，又提到了孙，孙，徐三君的诗集，却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来证实，我辈读者，虽欲佩服，其可得乎?（你们看见过那一家的诗话词话有不举诗词的例句的吗?你们看见过那一本外国的批评诗的集子有不提到作品本身的吗?）
批评近来新诗的太重音调与形式而忽略内容，也不是杨先生的创见。第二期（或第三期?）诗刊就有梁宗岱从德国寄给志摩的万言长书，有极精严的讨论，极切实的问题提出来。就在哀悼志摩专号里，于赓虞的“志摩的诗”也提到。于君指出志摩诗的优点和缺点（因为于君并没把志摩当作“上帝”），也有证例来具体的说明。假使杨先生还不是不屑看专号的文字，何不就于君所提出的问题加以鉴别讨论?难道志摩才死不到两个月，他的诗就已有了定评，不用再虚心讨论，只须用一些笼统又笼统的话来一笔抹过，算是集各家批评的大成?
我之所以不惮烦的为杨先生不举证例而笼统批评这种态度反复申述，并不是于杨先生有所偏恶，于志摩的诗有所偏好，（我说过，我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唯其不很懂，所以极愿就前辈请教，特别留意讨论新诗的文字。）我觉得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空洞，笼统，夸大，真没有法子。走到出版界，甩手来摸一摸全是厚厚的一册，翻开来一看不是文章还没有做通便是统篇都是空洞话——没有灵魂的著作——不论是大学教授的讲义或是商务印书馆之类所聘的编书匠编出来的。像杨先生那篇文章，如果是如同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所写的，人们看了之后不久便遗忘，也就罢了；但杨先生是一位有地位有声望的教授，又是在你们知道颇受社会重视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他这种笼统的批评态度，会给青年——尤其是我们这班后辈的初学——以怎样的暗示呢?我辈初学，渴望教授们的著作，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天呀!”（用志摩的话）“那天我们才可以在文学批评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
其次杨先生就说到志摩的为人，他说志摩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大诗人的实质：适之先生说他一生求爱求美求自由，“但是只知求爱求美求自由，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这爱，美，自由的全盘基础，那他的爱焉能不是一种轻薄的爱，他的美焉能不是一种虚浮的美，他的自由焉能不是一种假的自由？这几句话固然刻薄，不适当，但是徐志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却是有许多的人们都同感到了的；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志摩一生罪恶，就在“好玩”二字。
志摩“好玩”，谁也承认，但“好玩”是不是罪恶?第一，我们先得把“好玩”二字的意义弄清楚了再说。“好玩”在中文中的一种意义是当“有兴趣”（Interesting ）讲。例如某君有一次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写信给志摩，志摩回信劝他说：“你只管作，他只管骂，单看他骂的好玩不好玩。”这所谓“好玩不好玩”是Whether the criticism is interesting or not 的意思。“好玩”的另一种意义，是”喜欢游历”，譬如志摩今天到庐山，明天到翡冷翠。“好玩”再有一种意义是“风趣”(Humour) ，那是志摩所天赋的。“好玩”还有一种意义是“小孩子脾气”“天真”。试问这几种意义不同的“好玩”是诗人失败的条件还是成功的条件?徐霞客毕生喜欢游山览川，今天攀天台，明朝入峨眉，试问这是徐霞客深刻的地方还是浅薄的地方?雪莱(shelley)喜欢用金镑的纸币折成纸船放在小溪里让小猫坐，试问这是不是“好玩”，这“好玩”是他天真的表现还是卑劣的行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是不是“好玩”？这“好玩”是不是可以被我们引用来作为讥讽他的材料?至于“风趣”，除了历史上有数的古板道德先生如弥尔敦（J. Milton）康德（Kant）
之外，我们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的作品中找不到，还是在莫利哀（Moliere）的笔底下发不现?但在志摩，却因为“好玩”，所以他所求的“爱”变成轻薄，“美”变成虚浮，“自由”变成假！譬如“虚浮”、“膨胀”、“不深刻”
之类，是被杨先生在他的脑筋中和“好玩”联想在一起的。关于这些我现在不想和杨先生申辨，因为不久志摩的书扎如果印出来以后，立刻可以证明杨先生的话是不是真理，且等到那时候让读者们公判。但杨先生说“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杨先生这里所谓“好玩”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兴趣”而言吗?那末一个人为兴趣而交友，写文，作诗，为什么死后还要遭人非难?是指他一天到晚东跑西跑生活不规律吗?那末杨先生心目中的诗人，是不是早上起来洗冷水浴，看新闻纸，九点钟夹了皮包进公事房，四点半打网球或太极拳，再洗澡，晚上看电影，陪太太谈天，才算正经地做人，才算不“好玩”？是指他一生做事不严重(Serious)吗?那我倒要在这里说一说：
他的离婚，我现在一听人提到这事就觉得有一种恶心（Disgust）甚至于愤怒：(Indignation)。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人家对他的私事这样感到兴味，这样的爱管，这样的津津乐道而不倦!假使这事是美的，又何所用人们的可惜，可怜，咨嗟，叹息?假使这事是丑的，又何必这样注意人家的丑事?
杨先生说他离婚是“好玩”，那俨然是长辈申斥小辈的口气。但杨先生有何佐证呢?以我所知，志摩为了这事，他家庭中不知起了多少次波澜，去年他父亲还和他闹翻了一次，（志摩和他父亲不是寻常父子泛泛的感情）这类的事，杨先生看来竟是“好玩”的吗?他的文，“自剖”里的“自剖”，“再剖”，“求医”，“迎上前去”，哀思辑里哭他的朋友，祖母，殇子的文字，杨先生看来竟是“好玩”的吗?他的诗，他在《猛虎集》的自序里说，“你们知道有一种鸟，它叫破了喉咙，叫出血来还是不肯停止，它吻着玫瑰花，花枝上的刺刺破了它的唇还是不肯放下。”（大意如此，手头无原书。）用这样的态度做诗，杨先生看来竟也是“好玩”的吗?杨先生自己才真是“好玩”哪，您哪！
杨先生说志摩幼时娇生惯养，后来又受朋友们的捧，使他天才旁骛，成为失败原因之一。但我以为“娇生惯养”和”受人捧“都不足为天才病。曹雪芹不也是娇生惯养，在姐妹淘里捧大来的么?但这于他的天才有什么损失呢?这足以增加他的创造力还是减少他的创造力呢?约翰穆勒不是三岁他父亲就教他背希腊诗文吗?但他有没有变成诗人呢?（虽然他父亲也不希望他变成诗人。）当然我也不是说志摩就有曹雪芹的天才，他的诗，大家都认为只是在开始而不是终了的时期。
我现在倒要说一说志摩的为人。我以为志摩是一个诗人而不是诗家。“诗家”是我杜撰的名词，用以别于诗人。这也许不好懂，但我们知道“哲学家”和”哲人”不同，诗家之与诗人，亦复如是。诗人不一定要有多少多少作品，甚至于，诚如杨先生所说，可以不识字。反之，一个诗家，任凭他作品如何如何多量，伟大，也不一定就能算诗人。具体点说，李商隐只能算是诗家，李白乃至贾岛李贺却是诗人。蒲伯(A.Pope)是诗家，葛雷(T.Gray)却是诗人，司格脱(W.Scott)是诗家(不管他的纪事诗写得怎样完美)，勃兰克（W．B1ake）是诗人，不是我说句大胆放肆的话，莎士比亚依我看只是一个诗家，托尔斯泰倒是一个诗人。志摩的为人有一个特点，是许多大诗人所没有的，就是他的胸襟的扩大和气量的宽宏。他不知道字典中有“恨”这个字。他不知道“恨”是人间什么一回事。你怎么样挖苦他，讥讽他，嘲笑他，他只有苦闷，自怨，却从来不恨人，不怨人。（据杨先生说，这是“献媚”“博人喝采”！）他的交友，真有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土壤之概。“文人无行”，志摩却是一个最有行的人。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世界著名的大诗人的行径，有许多是不堪问的。莎士比亚的历史我想杨先生知道得比我清楚。弥尔敦和他妻子离婚以后，在《姗姆孙》（Samson Agonistes）中把他的妻子写照得那么不堪，这是志摩所万万做不到的。还有蒲伯，那种含血喷人的行为，拜伦(Byron)那种暴戾恣睢的行为(表现在他的Don Juan里面的)，志摩都没有。就拿当代的文人诗人来比，志摩也不见得比人坏。可是他不幸,为了离婚，惹下了多少闲是闲非。其实志摩的为人，我们找不出可以疵议的地方。而他那种胸襟扩大和气量宽宏，那种容恕人的态度，却是古今多少诗人所少有的。（诗人大多量窄，连陶渊明都有时不免要说“草盛豆苗稀”的话。）而这种态度却是诗人（不是诗家）的主要条件。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有过多少次文艺论战，而志摩却始终与人无迕。有的人不是显明的攻击人，就作小说来暗射人（譬如郁达夫的“采石矶”，“二诗人”，郭沫若的“雏□”），志摩也从来不做这类事。志摩的兴趣非常之广。他素来不对人骄傲。我们平常自以为智识分子所瞧不起的东西，例如报尾的陈旧小说，他也看，虚心的看，如果这其中有优点他也不忽视，不藐视。他瞧得超人们所瞧不起的东西，他能与人们所瞧不起的人做朋友，这一点胸襟的扩大，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
所以我说，志摩假使不是一个诗家，他确是一个诗人，他有诗人的胸襟。
我写完这篇文章，觉得深深对不起志摩。因为志摩一生不得罪朋友。我相信他假使自己看到了杨先生的文章也决不置辩，他只有更虚衷的求进。但我却为了他写这篇答辩杨先生的文章，这实在使我神明内疚的。我也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文学副刊为杨先生竟破例登了一篇“讥讽”的文字。
一，十五，一九三二，大考期中于燕大一楼
原载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北晨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