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本质的作品，才会产生强烈的反响，才会获得真正的价值。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生活基础。作家如果不用真情实感去感受生活，不用真实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不用文学的真实去再现生活的真实，那么，作家笔下的作品就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会有真正的价值。本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考，从老舍先生真实地做人、真实地创作、真实地反应生活等方面，来看老舍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一、创造思想的真实性
人道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共产主义的。同时人道主义又起过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作用。老舍作品中的基本思想——人的尊严，人性复归，的确存在。老舍一生追求真理，关心生命，关心人类的前途与未来，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种创作力求真实的思想性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及一些访谈录中都得到充分印证。
《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老舍原本没有要写“自传”的意思，在《自传难写》里，列举了四章写自传的惯例，写到：“第一章，依写传惯例，道上三辈的官衔、功德与著作，至少也来个‘清封大臣’的父亲，与‘出自名门’的母亲，没有这么适合体裁的双亲，写出去岂不叫人笑掉门牙；第二章，这儿应说怎样降生，怎样在胎中多住了三个月，怎样在产房里闹妖精，怎样天上落星星；第三章，幼年入学光景，‘幼怀大志，寡言笑，囊萤刺骨……’这多么好听！可是咱呢，不记得有过大志，而是见别人吃糖馅烧饼就馋得慌，至如今也没完全改掉；第四章，写青春时期，人家牛顿先生看苹果落地就想起那么多典故来，我看到苹果落地——不，不等它落地就摘下来往嘴里送。”[①]从老舍留下的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我们可从中发现他抛开了一切写传的惯例，没有夸大自己的身世，没有美化自己幼年生活。而是坦率地、诚恳地写下了一个穷旗兵儿子的出生，幼年生活，以及其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乃至国家大事，剖开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充分地表露了他的创作思想的世界。
老舍的作品总是被人们认为思想性不够强烈。这里所谓的“思想性”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性。如巴人评《骆驼祥子》的一篇中，说老舍仅对车夫作了“一般生活的说明”，“不是形象的刻划”，“他的车夫世界没有和其他社会作有机的联系”。巴人将祥子等车夫比作可斧凿的木头，说作者没有把“可燃性估计在内，……便是把木头只看作木头，而没有把木头看作正在可以发火的东西”。[②]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确实有过于强调革命口号的倾向。因而，忽视了作品中真实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内涵。且看下面有关老舍思想性的批评。30年代老舍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其原因仍然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点是“左翼”文艺运动对他的感染与促进，革命文学作品对他的影响和启迪。我们曾引证过《老舍选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虽然老舍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因为他比较倾向革命，比较接近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他的思想朝进步的方面转变是理所当然的。”[③]虽然这是他的局限性，但他并没有扭曲地加以掩饰，而是真实地将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是符合老舍本人的经历，符合那个时代的。
造成老舍早期思想薄弱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在实际上脱离了当时历次的政治斗争，因而，他的思想也就没有受到革命实践的洗礼，同时，正如他自己经常谈到的不注重理论的学习，在思想上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就决定了他早期小说的局限性，例如，他创作于1926年至1929年间的作品，其内容所反映的生活仍然是“五四”时期的社会现象，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范围，因此，他的早期小说没有跟上生活前进的步伐。但是，从总的方面看，老舍的小说和他的思想，并没有同时代背道而驰，也没有脱离开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努力改造思想，虚心向人民学习，老舍表示：“作家不应是替人民说话，而是应该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这以后，从他的几篇书信里，就能读到人民的话了，以小市民能够意识到的、感觉到的、衡量到的尺度来叙说。如他在1951年7月23日的书信中这样写到：“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在1950年8月26日这样写到：“今年夏天天气很热，……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粮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在1950年7月7日的书信中写到：“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④]在50年代，老舍去了朝鲜，他写到：“我在志愿军某军住了五个月，访问了不少‘老秃山’的英雄，阅读不少有关的文件。我决定写一部小说，可是我写不出来”。[⑤]这是一句非常坦诚的话。老舍说：“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⑥]老舍非常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但他更重视的是创作思想的真实性。只有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打动人，老舍没有放弃这种对生活的孜孜追求。我们在老舍的有关文章里可以了解到他本人不赞同为作家改稿的想法。老舍曾经过一个为作家改稿的阶段。当时由大家动手修改剧本，如话剧剧本、电影剧本等。老舍描述一些人：“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事业的热爱。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对作家们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有权修改，个个显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老舍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说道：“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但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⑦]老舍对自己的创作思想曾这样讲过：“第一是：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如：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道：‘我们必然革命。’我不愿也不这么写。第二是：我只模糊地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践。第三是：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重或偏重思想”。[⑧]他没有忽略思想性，他的作品里没有激烈的政治口号，但老舍是很重视思想的真实性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对创作思想力求真实，鄙视虚假和伪善。无论是写自传的主导思想，还是对小说的创作要求，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凝聚着真实二字。
二、创作内容的真实性
老舍在他的《题材与生活》一文中写到：“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革命斗争。”[⑨]有人批评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中间状态，但政治并不是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即使以政治斗争为主题写文章，本身也应超出这个范畴之外才合乎情理。1966年春，老舍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他本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老舍言道：“我写过《骆驼祥子》，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显，界线划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贵天下，有人被剥削，有人剥削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家可以描写这些现象，就象一个人可以用照相机把它们照下来一样。在中国，一个被接受的现实是千百万人生存的价值就象一群牲畜，他们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他们是消耗品，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国人也不把中国人当作和他们自己有一样的情感，一样痛苦或悲伤的人类看待。在那个时代，你要么和那些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你就没什么别的选择了。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了，你就会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我们也不是科学的改革家。所以我们必须先赶走那些剥削和欺侮中国人的外国人，然后再回头来对付那些依仗洋枪洋炮做着同样坏事的中国人。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要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⑩]也许这是老舍的作品被评为思想性不够强烈的原因，众批评家只注重老舍作品的幽默、语言的诙谐，很少提及老舍的文学思想，其理由也是如此。但是老舍的小说恰恰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与现实社会，这种社会与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杜撰出来的。
难道一个作品没有思想，也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吗？老舍在《大智若愚》里写道：“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功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11)]老舍明确地说明作品的生命是思想与感情，而那些幽默的语言，北京小市民的生活场景等都只不过是文艺的工具而已。一些人贬低老舍作品的思想性，只承认他的作品的形式美，这是不恰当的。老舍不象鲁迅，在斗争中昂首阔步站在前方，号召革命，鼓励革命。老舍是一位具有深厚同情心的作家，他的眼睛老是盯着那些被剥削、被侮辱、被遗忘、被损害的人们。这些苦难的人们与生活抗争，与社会抗争，结局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不幸，靠什么才能改变这种处境呢？不是靠个人的拚搏，不是靠苦苦的追求，更不是靠达官贵人的恩赐，透过老舍作品的字里行间，言谈话语，可使人们深思，只有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才能改变人的悲惨命运。在《正红旗下》里不难找到，如母亲的眼睛老盯着回娘家过年的大女儿——在旧社会媳妇受婆家折磨是很平常的事，作者有意引读者找不幸的根源，从小家引申到国家，令人反思。勤劳的祥子象骆驼一样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可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作者又是将这个真实的生活中的典型摆在读者面前，让人们通过一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去思考一类人、一群人、一个阶级的苦难根源。
老舍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国耻，可是真到‘五四’，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之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运动使我看见了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的奴隶，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和情感”。[(12)]“人的尊严”是老舍写作的基本思想。“人的尊严”是向两千多年来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挑战。当老舍在新加坡看到被压迫者的觉醒，特别是新一代的觉醒，他说：“我的思想猛地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来看看了。”[(13)]他在《创作论》中写到：“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再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活，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14)]老舍在“五四”运动时，奠定了写作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尊严”，从新加坡归来，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巩固了写作的基本思想。在抗战时期，老舍记下了日本文学家鹿地亘先生在成立文协大会上讲演的情况。他写到：“鹿地亘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人的头都向前伸着，
胡风先生作了简短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象小石投水似地，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了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雄心远识的人才能见到，才能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15)]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生活触动了老舍，而老舍本着真实的反映生活的创作思想，用自己的笔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他所见到的社会及生活。
老舍愿作真实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地完善自我，追求作家完美的职业道德——说真话，作真事。出自老舍笔下的作品，当然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代表性。通过艺术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真实，并将其自身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融入作品中。他的作品之所以极具生命力，正是作家追求真实的结果。
注释：
① 老舍《题材与生活》，《老舍文集》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586页。
② 曹广灿《老舍研究纵览1929—1986》，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第34页。
③ 佟家桓《老舍小说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
④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242页。
⑤ 同③，第261页。
⑥ 同③第25页。
⑦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269页。
⑧ 《老舍选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223—224页。
⑨ 同（2），第588页。
⑩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287页。
(12)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14，第346页。
(13) 老舍《论创作》，《老舍文集》51，第266—267页。
(14) 吴福辉、钱理群主编：《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5) 李泽厚《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残留》，《文化大革命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