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海内外老舍研究成果为背景，对1999年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论文进行综合评述，国内论文分个性气质与宗教情结、创作综论、比较研究、作品重评等专题，海外论文在评述的基础上指出其研究特点。
【关 键 词】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诞辰10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市文联等单位发起于2月3日至6 日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代表60余人，中国台湾以及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学者50余人到会。会议收到学术著作11部，论文约60篇。
关于老舍的个性气质和宗教情结
从1929年朱自清发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到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老舍研究已经历70个春秋，近年更显示出由“文本”向“人本”转变的趋向。吴小美、古世仓的《老舍个性气质论》以老舍的生活和创作为依据分析老舍的性格构成，将老舍的个性气质界定为“沉郁”，深入分析生成这一特质的家境和时代的原因，剖析其心理和行为特征，及其对老舍生存方式、文化选择和死亡形式等的决定作用。郭锡健《老舍文化人格论》运用人格学理论分析老舍文化人格生成的家庭和文化原因，认为老舍文化人格的主调是在“情”与“理”、“悲”与“喜”、“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中形成的“趋和心态”、“厚情取向”、“崇侠气度”、“尚节风骨”，这种文化人格的价值表现为在古今贯通中养性，在情理交融中创业，在刚柔相济中做人。史若平的《老舍的悲剧》分析老舍的性格及为人处事，进而指出，老舍的悲剧是残酷现实压迫下的性格悲剧。“文革”开始，老舍做人的“宗旨和法则”受到严重损害，他只好以死捍卫做人的尊严。
从宗教角度切入老舍精神世界，探讨老舍创作特色是近十几年来常论常新的话题。杨剑龙分析基督教文化对老舍精神世界的影响及在小说中的表现（《论基督教文化与老舍的小说创作》），张桂兴探讨老舍的宗教情结（《试论老舍的宗教情结》），王玉琦解读老舍的宗教观念（《灵的救赎：老舍宗教观念解读》），均有新的识见。张文详细论述了老舍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分析三大宗教对老舍生活和创作道路、精神品格的影响，对老舍的宗教情结做了多方面分析。王文认为，老舍接纳和扬弃宗教精神的个性特点是以社会使命感与爱国思想为中坚，兼容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精神，关注国民灵魂的拯救。这一特点使老舍的创作形成“颇具宗教色彩的文化启蒙姿态：灵的救赎”。
对老舍创作的综合性论述
80年代中期老舍研究便由具体作品的分析走向宏观的综合性论述，拓宽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起点和质量，为后来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众多的切入点。杨义以“老舍与20世纪”为题，在20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上论述老舍的文学成就，在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比较中论述老舍的创作特色。樊骏《论老舍的俗》分析了老舍俗的表现及其特点，指出老舍的俗，来自市民社会，又超越了市民社会。他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上分析俗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界定老舍俗的意义，认为老舍不仅属于五四新文学主流，而且是主流的典范（樊、杨先生的报告尚未成文，以上概述仅凭记录整理）。
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认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国民性问题的格外关注”，“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老舍“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他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范亦豪、曾广灿《谈老舍创作的哲理蕴涵》结合《断魂枪》、《我这一辈子》等作品分析老舍作品的哲理，老舍式的哲理未必是深不可测带着玄机的，也许竟常常相当浅显，要紧的是它藏着某种规律性的灵魂，而又是活在丰富的形象与生活中的，是生活的哲理，这是其价值所在。
婚恋是老舍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王卫东《论老舍小说中所体现的婚恋观》认为老舍通过描写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们在婚恋方面所受的屈辱，揭示了经济对婚恋的制约——婚恋物化，艺术地反映了诸如屈从式、纵欲享乐意识、封建贞操观念、拜金主义思想等婚恋误区，同时也表现了婚恋理想，即“两性互爱应当是婚姻的基础，只有男女双方都能在经济上自立，才有可能在婚恋中获得诗意的幸福”。应该说，这是对老舍创作婚恋主题较有深度的论述。但因考察限于小说，相对于老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来说，还有许多待垦的处女地。
幽默是老舍世界的突出特色。70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曾给予热切关注，刘诚言《论老舍幽默的特质》认为，老舍是在自古“不懂幽默”的东方大国敢于张扬幽默大旗的人，其幽默几乎涵盖了他的全部创作，涵盖了他所涉及的各类文学样式，老舍的幽默博采众长，雅俗共赏，因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王晓琴认为老舍与中国20世纪幽默潮双向互动，缔结成最自然最稳固的审美关系。老舍的幽默推动了中国20世纪幽默潮的发展，而中国20世纪幽默潮又以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文学风尚，造就了幽默大师老舍（《老舍与中国20世纪幽默潮》）。
孙洁《抬头见喜》从幽默角度论述老舍山东时期的创作，山东时期的老舍，虽然“抬头见喜”，内心却为中国的内忧外患所煎熬着，因此，拨开貌似轻松的面纱，看到的是老舍面对江山倾危、人民苦难、人生无奈露出的苦笑，这就是老舍幽默之所自与所出。隐潜于幽默之后的是老舍那浓得化不开的悲郁乃至绝望的心态；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时期，老舍不再是悲观者，幽默二字也不再能标示老舍的创作个性。
运用比较方法审视老舍世界
老舍文学世界具有开放性特点，在其形成过程中曾与中外许多文学现象有过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关系，研究者通过比较揭示老舍创作的特征。
比较小说研究。徐德明运用“诗学文化”理论分析老舍作品（《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实践窥指》），指出老舍的中西结合属“内化型”，因而其创作既突出地体现了中国“诗学文化”传统，又有现代叙事作家的主体强度，能对传统诗学文化材料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处理，从而在两个传统上建立起自己的“人与事相互为用”的“灵的文学”的叙事诗学纲领，他的作品完美地展示着中西叙事学交融的典范，给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方向发展树立了一个楷模。成梅则集中笔墨进行文本对照（《老舍短篇小说比较研究》），揭示老舍“博览广取的世界眼光和能动地吸收、消化人类文化遗产，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的执着努力”。刘俐俐《永恒的文学：一位逝者对生者的质问》认为老舍的艺术生命在于，他的情感和灵魂始终是中国的，在于他用自己主体力量同化外来文化，同化西方诸种文学流派，在于他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而这三者正是当下作家和文学缺少的。
比较戏剧研究。戏剧是老舍世界的重要构成，研究也日趋深入，而认真的比较却不多见。甘海岚结合京味话剧发展演变史探讨老舍与京味话剧的关系，分析老舍京味话剧的艺术特色及影响，指出老舍是京味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和京味话剧流派的奠基人（《京味话剧与老舍》）。洪忠煌《老舍话剧与布莱希特史诗剧》从现代性、客观性、理性倾向、诗的激情、喜剧性、平民意识等六个方面探讨老舍的创作思想与布莱希特的共通之处以及老舍的创作个性，指出老舍把民族再现与史诗表现相结合，把集中表现为北京地方色彩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把风俗喜剧与史诗剧结成一体，创造了与布莱希特遥相呼应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剧，为中国话剧开拓了一条堪称“世态民俗派”的史诗剧创作道路。危砖黄从喜剧风格、角色塑造、编剧方法、戏剧语言等方面寻觅老舍对外国文艺的借鉴，认为老舍是接受了外来影响而又着意民族化的剧作家，他的成功在于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风格——民族风格（《老舍话剧的外来影响及民族化特色》）。
谢昭新《老舍与唐代传奇小说》，从游侠、爱情、语体等方面论述老舍小说创作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使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问题得到多方面阐释。石兴泽、刘明（《老舍文学世界的生成发展与中国古典诗文》，探讨老舍文学世界生成发展与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的关系，他们认为，老舍少时熟读古典诗文，生成最初的文学意识，这对他文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影响到旧体诗和散文，也影响到小说，且由于人格意识的投影使其文学世界的许多重要方面如人物形象的传统走向，幽默风格的成因等都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舍一向被视为民族作家，但有关民族性的研究却很薄弱，跟老舍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相比，老舍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论文亦很少，以致使这一重要课题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缺少深入的分析，几至成为冷僻的“角度”。因而上述两文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对几部作品的重新认识及其他
李玲《温厚的人道情怀与深刻的启蒙思想》认为，温厚的人道主义使老舍对祥子批判不足，认同有余，即因为祥子的优秀品质而宽宥了他生命意志脆弱等性格缺点，即使对堕落的批判也远远不够，老舍否定了个人奋斗道路，但对群体联合却表现出矛盾和游移，不肯轻易认同；他看到群体联合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的可能，但又感到庸众的不足取，觉得即使纯粹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也会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祥子入了群，却走向堕落，这表现出老舍认同群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作者认为，《骆驼祥子》反映了老舍对个人与群众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辩证认识。孙玉石、张菊玲《〈正红旗下〉的前前后后》，联系纳兰性德、曹雪芹等满族作家民族文化心理表现的悲剧性特点和时代学术文化背景谈《正红旗下》的写作，联系老舍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论述老舍的“满族情绪”及表现欲望，在此基础上分析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他们指出，《正红旗下》是一个现代作家历史意识觉醒，是作家以现代眼光对由黑暗走向新生的中华民族的一份深深的爱，是一份饱含着血和泪的精神遗产。
郝长海《关于〈猫城记〉之研究》在综述坎坷命运、作者自评、研究文字基础上进行辩证分析，指出《猫城记》充满感时忧国的深情，反映了老舍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在老舍小说创作中具有特殊价值。殷仪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篇不应被冷落的作品（《老舍的一篇不应被冷落的作品》），作品“取材新颖，立意深远，它寄托着作者对民族命运的游移与关切，表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冷峻的审视，和对民族振兴的殷切的期盼，充分体现了一代文学宗师老舍崇高的爱国热忱和敏锐的现代文明意识”。
冉忆桥认为，老舍与中国影视有着不解之缘，作品的改编开了京味影视的先河，改编中的经验教训对改编艺术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老舍与影视》）。王端、舒济认为，旧体诗是老舍文学语言的灵魂，老舍用写白话文积累的白话精华写旧体诗，同时，又通过写旧体诗达到进一步炼制白话的目的，老舍把旧体诗与白话结合起来，既有认识的依据和根源，也显示出他善于全面运用思维方法的特点（《关于旧体诗与老舍的白话文》）。
海外老舍研究论文述要
老舍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语言文字的差异挡不住老舍世界的魅力，自40年代走向世界以来，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拥有老舍作品的译者、读者和研究者。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海外学者论文20篇，十数人在会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以与中国大陆研究者迥异的研究方式解读和感悟老舍世界，丰富了百年老舍话题，为本次学术研讨会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日本有一支庞大而活跃的老舍研究队伍，中国每次老舍学术研讨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本次会上日本学者多达21人，提交论文8篇。 他们的论文保持了日本学者重史料考证，重文本分析，敏于阅读感受，长于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的学术特点。往往于不经意处有引人深思的发现。渡边武秀分析了《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抱孙》、《骆驼祥子》等幽默作品中的“悲剧”，指出其中有个共同模式，即好人做坏事酿成悲剧的模式，他认为从这个模式可以了解老舍观察和把握“人”、“社会”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方法，在更深层次上把握老舍小说的意义和写作意图。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老张的哲学》等作品深层写作意图所在，从众多的幽默作品中提炼出这个悲剧模式却给人不少启悟（《老舍幽默作品里的“悲剧”考》）。高桥由利子结合史料分析《老张的哲学》等作品，认为老舍早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失败情结”象征着老舍在教育界的失败（《〈老张的哲学〉和老舍所想的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绪方昭则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重点，分析日常生活描写和故事情节展开的关系，探讨老舍文学所表现的“大众性”的真正含义。她认为评价老舍文学的“大众性”，不能局限于艺术特点本身，因为“老舍执拗地采用这种创作方法，是因为他期望自己所热爱的大众、能够亲自感受到时代变革”，通过对日常生活描写表现重大主题是“老舍创作生活中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信念”（《试论老舍文学的“大众性”》）。
史料搜集和考释是日本老舍研究的长项。杉本达夫认为老舍抗战时期的贡献决定了他在新中国文艺里的位置，而这贡献和位置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就是胡絮青女士的决心和支持。他向大会提交了《抗战时期的老舍与胡絮青夫人》，细致地分析了老舍弃家出走前后的有关文字，指出《一封家信》是老舍对妻子的颂歌。山口守引用大量材料厘清了浦爱德翻译《四世同堂》的情况及浦爱德的生活经历（《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的完成与浦爱德》）。文章认为与其说祁家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缩影，不如说是一艘在近代中国之海的航行中徐徐下沉的船只。家属可以视作这艘船的乘务员。船在日本侵略的风暴中渐渐下沉，各世代的人都努力想阻止它下沉，却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这艘船的本身结构问题。也就是说，通观这部小说的整体，“四世同堂”所象征的传统的家庭形式丝毫未被否定”。他把《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家》进行比较，说明作品所表现的不是须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家庭形式，而是对家所象征的古老优秀的中国传统的挚爱。
俄罗斯的老舍研究颇见成就，在作品分析，提炼概括，理论抽象等方面颇有深度，并且他们的研究在切入角度、论析思路、批评方法、理论谱系等方面与中国学者有某些相似。司格林从幽默概念和理论入手分析老舍的幽默主张和创作特色，显示出开阔的知识和理论视野。他细致分析老舍创作的幽默手法，并与英美作家进行比照，指出老舍的借鉴和创造，使文章增添了比较和探源多重色彩，而对老舍幽默手法的分析更见作者的博览和研究功底（《老舍与幽默》）。奥•彼•博洛京娜《火车驶向何方？》从语体学角度分析老舍抗战前夕的小说《火车》的思想艺术特色，指出这篇只有891个字的作品是讽喻小说， 在叙述上具有高度的表现力和强烈的表情性，它通过个别事件“表达出错综的社会矛盾以及作家对待这些矛盾的态度”，“火车象征着中国社会或者是当时的中国”，“管理火车的那些人员暗喻着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作品“没有说教和劝导”，故事本身就是作家给国人敲起的警钟，因此作品既有超时间性，又有时代感。她说《火车》“将客观的、外观逼真的、连细节都令人信服的事件与主观设定的、从这些细节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哲学性质的创作意图联系起来”，表现了现实主义作家老舍天才的一个侧面，并指出作品在老舍抗战前夕文艺作品的思想美学体系里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颇有深度、颇见识力的分析。罗季奥诺夫《老舍〈二马〉中主人公与中国民族心理特色》认为老舍在作品中评定人物行为动机采用了中国传统伦理范畴，并对这一范畴的各个方面如面子、人情等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老舍先生在努力塑造当代中国社会典型人物形象的过程当中，不仅体现了一些个人特点，而且也深入细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韩国老舍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间内却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朴宰雨《老舍研究与作品译介在韩国》把最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和译介情况——包括研究内容、成就、特点、重要研究者及其成果等进行了客观公正、言简意赅的评述。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借用后殖民文学理论解读老舍对康拉德热带森林小说的批评与迷恋，他认为，老舍在《二马》时期就萌生了颠覆康氏的意识，《小坡的生日》是后殖民意识的重要发展和突出表现，是对世界华文后殖民文学及其理论的开拓和贡献（《从后殖民文学理论解读老舍对康拉德热带森林小说的批评与迷恋》）。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凯茜女士通过对30年代老舍小说中女性形象塑造和两性关系描写的具体分析，认为老舍对女性的描写是成功的，值得称赞的，显示出求真的学术态度；她从传统父系宗法制度转化的角度解读《骆驼祥子》，分析老舍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和接受的矛盾及其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为解读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试论老舍作品中女性描写》）。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保尔•巴迪教授被誉为“巴黎的老舍专家”，他主持的“老舍国际友人会”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对其研究成果，国内老舍研究界并不陌生；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湖北省社科院吴水平《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介绍了巴迪近期研究情况；巴迪本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其论文《老舍在法国》分阶段介绍了老舍作品翻译情况。另外，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高利克《老舍在贝西尼亚和斯洛伐克》，美国新州罗格斯州立大学的李培德《老舍在英国》，俄罗斯科学院索罗金《俄罗斯眼里的老舍》，日本二松学舍大学花城可裕《老舍祖考考》等也为老舍研究提代了新的思路和信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