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处于多重资源背景下的老舍文学创作拥有多元并存的文化取向，传统与西方、地域与民族、激进与自由等都同时被老舍所关注和表现。他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种民粹思想倾向，它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道德观念的批判与抗拒，对民间与民众化价值的维护，对现代教育和知识危机的反思。民粹思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老舍创作取材底层社会、文体趋向大众形式的艺术特点。同时，反思老舍民粹思想倾向的局限性。
民粹主义是一个“破碎断裂的概念”①，但作为一个思想史概念及其社会背景却是比较清晰的。民粹主义思想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随着现代社会矛盾的加大，社会结构的严重分化，起源民间、立足道德的民粹思想就成为了一种价值反思方式。它不但否定封建贵族社会，更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激烈而彻底的批判。它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为对象，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和目标上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民粹主义则偏重于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批判。尽管有着不同的意义指向，但也有相互通约的地方，如对人民的崇信，对平民价值的坚守，把平民和大众看作是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来源。如同卢梭所说“人民才是真正的道德上的裁判者”②，别尔嘉耶夫也认为：“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③。与平民化价值相对的是对知识分子罪恶感的自我确认，对文化精英主义的鄙薄，对现实文化的轻蔑。
中国的民粹主义常把民间、民众、民主与革命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与现代中国其他思想共存的混杂状态。它没有俄国那样的自成体系的理论主张，也没有独立的团体组织和实际的社会行动，但它却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尤其是涉及乡村、农民和传统道德问题，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民粹价值取向。就老舍个人而言，平民的出身背景是其产生民粹思想倾向的社会基础，也是他能接受或偏向民粹思想的前提条件。老舍与下层民众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他说：“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④。从小的艰苦生活，使他深深懂得人民的痛苦，明白世上最伟大的哲学是“生存哲学”。并且，老舍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使他相信民间社会拥有自然而美好的道德价值观。他承认：“我自幼贫穷，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⑤平民身份使老舍始终关注下层人的日常生活，也使他虽留英数年却依然保持着一种传统的伦理情怀，对资本主义文化道德却持批判的态度，感受到的是“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⑥。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并不能说明他拥有民粹思想，只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把目光投注到底层市民阶层，认为只有它才隐含着道德的美好，由此，怀疑和批判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这才能说明老舍创作的民粹思想取向。
老舍创作的民粹思想取向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道德观念的批判与抗拒，对民间与民众化价值的维护，对现代教育和知识危机的反思。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击溃了传统的商业经济体系，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促使乡村和城市的底层社会变得更加穷困。小说《牛天赐传》书写洋货挤占市场，连学校的贩卖部“差不多都是东洋货”。牛老者的生意每况愈下，他“一辈子没赔过，这是头一次”，随着他经营30多年“福隆”的被烧，最可靠的源成银号的倒闭，他在绝望之下，一命呜呼。《正红旗下》写到“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连向来代卖化妆品，而且自造鹅胰宫皂的古色古香的香烛店也陈列着洋粉、洋碱与洋沤子。《茶馆》第一幕也写到了“洋人侵略势力越来越大，洋货源源而来（包括大量鸦片烟），弄得农村破产，卖儿卖女”。⑦并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挤垮了传统的老规矩。传统老字号的经营理念靠的是信誉，讲究的是一个人缘，有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支撑。新兴的资本主义在经营上则以次充好，鼓励人的消费欲望，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体现的是新兴的拜金主义道德观，它对中国传统道德构成了威胁，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和道德的堕落。
《老字号》叙写老字号“三合祥”绸缎庄在钱掌柜任时奉行传统式的买卖：“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张贴广告，或者减价半月”，掌柜合眼坐在大杌凳上抽水烟。等周掌柜接任以后，则是扎彩牌，大减价，击鼓吹号，散发传单，给客人送烟递茶，随意说笑，附送赠品，送货上门，卖东洋货，以次充好，一番洋做派。直到钱掌柜回来，周掌柜跳槽到了“天成”字号，尽管钱掌柜刻苦经营，三合祥最终还是被按照新方式经营的天成字号所收购。老舍没有以历史主义眼光来看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阵痛，而流露出一种挽歌情绪。他担心旧式商业的没落带来的是传统道德的式微，老字号依靠的是诚信，新方法则多欺骗，现代商业直接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个体的内在良知。道德的没落还催生了一帮毫无廉耻的人，他们毫无道德、唯利是图，深谙社会的权钱术。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骆驼祥子》中的老板刘四爷之流。同时，还出现了以洋派青年为代表的新兴市民精神，如小说《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描绘的那些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生活情调的堕落人物，既有蓝小山、丁约翰等西崽形象，也有张天真、祁瑞丰等纨绔子弟。他们是一群不中不西的废物，处于文化的交错地带。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老舍与西方民粹主义不同，他认同了底层平民的传统精神文化，这里的大众不是洋派青年，而是辛勤劳作的底层平民。民粹主义相信平民与生俱来的自然道德，资本主义文明在加速底层社会破产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道德的堕落。因此，老舍的民粹思想就自然隐含着民族主义根子。
仅仅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还构不成民粹主义。对人民、民众的崇信才是各种色彩和派别的民粹主义最为突出的特点。老舍小说中的“民”主要指下层民众，与其他现代作家相比，老舍有着贯穿一致的下层市民书写，并且坚信下层民众具有强大的道德优势。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离婚》中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的四虎子，他们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好人”，体现了老舍的道德诉求，他们所生活的小胡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街坊道德模式和社会秩序也成为了老舍的道德理想。老舍不熟悉农村，他笔下的“底层人民”的范围多是城市平民，有别于其他现代作家以乡村社会作为理想的道德定位。老舍也有浓烈的乡间情感，在他笔下不时出现的片断式、梦幻式的农村世界有着城市没有的清新和美好。《离婚》中的老李在北京财政所工作，一直觉得压抑、憋闷。他“想起些雨后农家的光景，有的地方很脏，有的地方很美，雨后到日落的时候，在田边一伸手就可以捏着个蜻蜓”，乡村唤起了他的诗意，“晴美，新鲜，安静，天真”，他觉得“乡间的美是写意的，更多着一些力量”，最终，老李厌倦了衙门的争斗，选择回到乡村去。小说所展示的乡村自然的美，人们的善良，正好映衬了老舍“往乡间去”的理念，它来自作者对农村的审美想象而不是直接的生活体验。对乡村的审美欲求也是老舍民粹思想的特点，与民粹革命者关注工厂、关注无产阶级，关注学生的思想区别开来。《牛天赐传》借用天赐的眼睛看到了农村人的“穷，可爱，而且豪横；不像城里的人见钱眼开”。纪老者把几个用来卖钱的鸡蛋煮给天赐吃，用仅剩的五个铜子去买茶，不收天赐的一块钱。在牛天赐家庭衰落、财产被抢以后，他想起唯一不骗人的就是纪老者。作品对十六里铺和纪老者的描绘展示了老舍对农村的认识，他们比城市底层更贫穷，但又更善良。类似的作品还有《四世同堂》对常二爷、马家的人等乡村人的叙述：“（农村人）随时可能饿死冻死，或被日本人杀死。可是，他们还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别人的忙，还不垂头丧气”，“剥去他们的那些破烂污浊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老舍对农村世界和乡村人的描写虽是零星、散乱的，但也凸现了老舍民粹化的思想倾向和情感色彩。
小说《骆驼祥子》则叙述了一个淳朴勤劳、健壮善良的乡村人在进了城以后，由病态的城市文明而造成人性畸变的故事，由此也暗示乡村人和乡村社会道德的纯美。“生长在乡间”的祥子，由于“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像一棵树一样，“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在祥子进城以后，不得不依靠拉车去讨生活，作为城市里的一名车夫，就自然被强制性地纳入到城市人的生存方式，按照利益优先、权力主宰和蝇营狗苟的方式出牌。于是，祥子就有了一种“欲求而不得”的生存尴尬，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逐渐丧失了乡村所赋予他的自然美德，而走向了城市人的“吃”、“喝”、“嫖”、“赌”、“懒”和“狡猾”，“他没了心”，成了城市里的行尸走肉。尽管小说里说农村人的“北平话说得地道而嘹亮，比城里人的言语更纯朴悦耳”，农村人拥有自然而健康的道德，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它已经满足不了物质生活，不得不离开土地而到城市去谋生。由此导致乡村社会道德的崩溃和解体。这里，老舍与俄国民粹派思想者有着相同的关注焦点：由于城市经济的侵袭而导致传统村社的瓦解和乡村道德破产，农村人不得不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的挤压之下，由勤劳变成无赖。从人的生存角度和道德立场琢磨乡村与城市的遭遇，自然天性和市侩无赖的命运，最后留念于乡村道德的美好，这也是老舍民粹思想的又一特点。鲁迅在《故乡》中书写了农民的破产，《社戏》则描绘了乡村人性的纯朴。老舍则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表现了民粹思想的道德与审美的统一。
现代社会的知识承传主要依靠教育方式，如何对待新式教育和知识人？也从一个侧面敞露出老舍的民粹思想倾向。老舍对待学生运动的看法，饶有意味。发生在现代的爱国学生运动（学潮）一般被看作是带有革命进步性的，但在老舍看来，它们扰乱了教学秩序，没有任何救国救民的意义。并且，老舍还批判了现代的学校教育根本不是正规的科学教育，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教会学生做人。对待儿童的启蒙教育问题，也能体现老舍的民粹思想痕迹。他认为，所谓的现代文明却毁了人性之“真”，“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变戏法儿，我也在那儿，单会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老头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⑧中国的“小大人”现象在鲁迅那里也经常被提及，他们都批判了形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机制，表达了对自然天性的坚守。在小说《新爱弥尔》里，老舍以讽刺的笔法仿写了卢梭的《爱弥尔》，批评中国社会以成人标准来教育儿童，扼杀了儿童的天性，最后“杀死”的是人的生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舍对卢梭自然人性思想的认同，而这恰恰是卢梭具有民粹特点的思想。小说《牛天赐传》也揭示了成人世界里的市民文化如何抹杀了小孩自然、美好的天性。对孩童世界“真”的天性的推崇，与对底层民众心灵的真与善的赞美都是一致的，在其背后隐含着民粹化的思想倾向，也就是把眼光向下，返璞归真，反智向纯。
老舍对待所谓的新式知识分子也多取讽刺和批判的眼光，说的主要是新式学生的不学无术，道德失真现象。《文博士》中的文志强博士缺乏国家观念，仅仅关心金钱、官位和女人。《牺牲》里的毛博士虚伪势利，恬不知耻，崇尚享乐。老舍不但对新式知识分子非常失望，对老式知识分子也难以认同，他们生性酸腐，寡廉鲜耻。如《牛天赐传》里的私塾先生只知道用体罚来强迫学生背书，《火葬》中的王举人以读书人“自傲”，但作起文章来只知道“抄袭”，“把前人说过的再说一遍”。他所说的读书人应辨明利害，明哲保身，忠孝节义，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为了个人安危而附逆。在老舍笔下，老派知识人与新式知识人一样，都缺乏真正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
也没有传统的道德气节。
而让老舍心仪的知识者却是带有民粹色彩的知识分子。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品性高洁，《二马》中的李子荣，在他的世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他赞赏资本主义“器物”文明，拒斥其精神文明。在婚姻上不娶新女性，而依母亲之命，娶了一个能洗会作的乡下姑娘为妻。他说：“我有朝一日做了总统，我下令禁止中国人穿西洋衣服！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服装再大雅，再美的！”在李子荣身上，体现了老舍民粹思想的既有实干精神又有道德操守的统一。与此类似的还有《文博士》里的唐振华，《铁牛和病鸭》里的铁牛等人物形象。能体现老舍民粹思想的还有小说《四世同堂》，其中的钱默吟形象是知识人的理想，寄寓了老舍的民粹观念和精神。生活在小羊圈胡同里的钱默吟、牛教授、冠晓荷、祁瑞宣分别代表了四种知识人，牛教授不管国事，不问是非，不管他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轻易附逆。冠晓荷心无廉耻，趋炎附势，附庸风雅，为了生活的一点甜头极尽蝇营狗苟之能事，主动当了汉奸。祁瑞宣则关心国事，关心抗战，但又犹豫懦弱，多内省少行动。钱默吟本是一个安居独处的传统文人，却最先走上救国之路。他抓住一切机会鼓动他人参与抗战，组织人们进行地下抗日工作，他自己也采用“暗杀”的方式献身于民族战争。作为理想代表的钱默吟，他的走向民间，走向工厂和商铺，走向战场的思想和行为，既适应了民族战争的要求，也同时有老舍民粹思想的折射。
民粹思想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老舍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如小说选材多取自底层社会。他所创造的“北京小市民社会”，具有文学史的开拓价值，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文学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数量较少，与农民或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相比，其成就也要低得多，站出来打破这种局面的，就是老舍。⑩老舍还由他所熟悉的市民社会延伸到与市民相关的农民阶层，创造了一个“底层”平民世界。他把对农民艰辛生活的描绘与自然道德的展示结合起来，而与京派文人笔下的诗意世界区别开来，它所呈现的恰恰是老舍的民粹思想取向，而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观念。(11)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关注给老舍创作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他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几次失误都是借助于市民生活的回归才得以摆脱出来，在写了《大明湖》、《猫城记》之后，他转回到熟悉的北京市民生活，有了戏剧《张自忠》的失败，使他再次转入《四世同堂》的写作。建国以后的老舍也是由于对自己创作的不满而转向了《茶馆》的写作。市民社会、民间立场是老舍创作的生长点。在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之中，也只有平民形象才显得丰富而独特，从《老张的哲学》到《四世同堂》，他小说中的市民、平民人物各有特征，性格鲜明，王德、李应、赵四各不相同，小羊圈胡同里的下层民众毫不雷同。相对而言，老舍笔下的上层官僚和统治者形象则显得有些漫画化，知识分子和女性形象也有模式化倾向。由民间、乡村而趋向大众形式，老舍还对市民口头艺术、相声评书，如“三翻四抖”、夸张、谐音等表现手法也大胆吸收和积极实践。抗战时期的老舍创作了大量的通俗作品，如鼓词、旧剧、民歌、小调、快板、河南坠子、数来宝等。它们虽契合了民族战争的吁求，也与老舍的民粹思想倾向相暗合。
总的说来，老舍的民粹思想倾向缺乏政治可操作性，甚至也缺乏真正的社会实践性，他自己也没有以其为目标而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活动之中去。它是一种理想性的审美道德，借助文学写作方式，而对底层市民社会加以美化，对新兴市民文化给予拒斥，对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施与批判，在批判社会现代进程的同时体现文学的反思功能和批判价值。老舍对民粹思想的认知和表达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当他在国外写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说时，他将社会理想寄托在平民出身的精英分子，已经显露出一定的民粹思想气息。回国以后，面对着强烈的时代危机和民族危机，他的民粹思想逐渐成形。《猫城记》把理想寄于大鹰和小蝎，正是民粹主义期待英雄的主张，也延续了他对取向于民的期盼。到了《四世同堂》，他的民粹思想趋于坚实，并与民族主义情感相搅拌，而被浇注为民族心理与民粹思想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带有血缘关系和本土根性的文化精神和情感心理，在民族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它常成为抵抗异族侵略的坚实屏障。民粹主义则是社会结构和文化阶层出现严重矛盾和分化之后的价值选择，是解决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的一种观念和实践方式。就老舍而言，他的民粹思想是在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道德溃败而进行的一场文化抵抗，是对城市与乡村、贵族与平民、文明与道德出现分裂和矛盾之后的价值确认，由此，他趋向了乡村、平民和道德的淳朴、自然和美好的民粹化价值立场，并以这样的立场去反观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试图以传统的文化、乡村的道德、自然的文明来整合业已分裂的、异化了的现代社会。他既拒斥了资本主义文明，又排斥了上层社会价值观，而取一种既不特别激进又不完全保守的思维态度，实现他对现代性的构想和追求。
老舍的民粹主义只是其复杂思想的一种倾向。也许是由于他对待思想文化的相对宽容的眼光和态度，而使其拥有他人不具有的综合性和中间性特点，也许是处于多重文化背景的滋养，而使其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审美局面。可以说，是在传统与西方、地域与民族、激进与自由之间生长了老舍文学这棵大树，同时，又在乡村与城市、文明与道德、上层社会与平民世界的对抗之中，创生了老舍的民粹思想取向。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它取传统道德思路，在城市社会的矛盾中，它倾向于平民和乡村的诚实、自然与纯朴。显然，在老舍的思想和文学世界里，它们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传统道德的理想化而忽略了人的自由性和主体性价值，他在赞美传统道德的人情与和谐时，不自觉地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捆绑在一起，轻视了它的正面价值，自然也就对传统道德缺乏彻底的反思与辨别。在小说《月牙儿》里，为了揭示人物悲剧命运，而认为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所谓的自由平等和人性解放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还可以发现，老舍对人的群类性特征表现得比较充分，而对个体生存的境遇、人的道德悖论、文化冲突的互融等方面则欠自由充分的拓展。
也许是由于民粹思想的偏向，老舍还特别凸现实干精神。他认为，如果管理经济的懂经济了，管理银行的懂金融了，中国就有救了。但他又发现这样的想法失之于天真，在《不成问题的问题》和《铁牛和病鸭》里，他笔下的主人公都遭遇了深谙中国“权术”者的暗算和破坏，无法实现微薄的希望。当民粹主义发现“实干”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还容易选取破坏的行为，有一种虚妄的构想——牺牲个体以解决社会的问题。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有从实用走向了暗杀的，并相信这样的牺牲就可以救助国家，如《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的个人暗杀。寓言体小说《猫城记》能部分说明老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局限。他自认为《猫城记》是“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12)。至于失败之处到底在哪里，老舍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是民粹思想本身所呈现的固有局限，主要是实干思想所产生的“埋头拉车”与“抬头看路”之间的矛盾。民粹主义是道德主义者，它要求牺牲个人和私人利益，而“对社会服务事业的绝对服从”(13)。老舍自己就是一个倡导咬紧牙关为社会服务的作家，他说：“我的志愿是在做事——那时候我颇自信有些做事的能力”，“现在我还希望去做事”(14)，“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作的作出一点事来”(15)。只要是他愿意参与的事情，就是不愿意的事，他也会积极投身其中，哪怕多么繁琐，他也会认真做下去。如抗日战争时期工作，他担任“文协”负责人，从众多的《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总务部账目公布》等会刊通讯中可以看到他的勤勉和忙碌。建国以后，老舍在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之外，为了写作“有生活”，他下过工厂，走过街道，上过战场，下过乡，担任过27个团体的30个职务。民粹思想还使他有向后看的思维习惯，这当然不是老舍这一个作家的问题。老舍的文学创作反映了所有民粹思想的死结：反思现实，是为了实现一个传统的、道德的和平等的社会，显然，它又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有的时候，道德上的高贵并不有助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老舍的民粹思想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又容易把道德理想化，并视为核心价值，不自觉地滑入了道德中心主义。在描绘城市与乡村的对抗，平民与上层社会的对立，自然与文明的冲突时，他所取的向“下”、退“后”的民粹观念也显然带有明显的理想成分，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由此可见，民粹主义是老舍文学创作的一种思想倾向，也是一种极富理想性和审美性的价值构想。民粹主义是对社会矛盾和时代危机的反映和折射。作为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在进入中国以后，与其他思想发生博弈、交融和重合，渗透进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和文学，包括李大钊、巴金和朱自清等都受到过一定的影响。老舍与民粹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和价值关联，在我看来，由此解读老舍的文学创作，也不失为一种研究维度。
注释：
①塔格特：《民粹主义》，第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8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02页，三联商店1998年版。
④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老舍：《我的几个房东》，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⑦老舍：《谈〈茶馆〉》，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⑧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⑨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论小说十家》，第3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⑩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11)老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可能性的价值存在，但又是非常复杂而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做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12)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3)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6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4)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老舍：《自述》，载《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60-3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