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七○年代，台湾的文艺思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国府在台湾发动全面性的政治异端扑杀运动（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地下党在基隆中学组织侦破至一九五二年重建后的洪有樵核心投降，据最近省文献会调查，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前，总共涉及三万人以上。五十年代被处决者应按近四、五千人之谱。而遭拷讯、投狱者也在一万人左右。），并在美国强力干预中国内战、以巨大军经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在台湾树立军事波拿帕政权 (Bonapartist state)。正是在这个国共内战和东西冷战交叠构造形成的过程中，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人脉、组织、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体系全面瓦解。于是冷战和内战的意识形态长期支配一切。在文学艺术上，做为冷战时代美国审美意识形态、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文艺思想霸权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泛称为“现代主义”的文艺（注：阿皮革纳内西(Richard Appignanesi)，《后现代主义》，傅信勤主编，黄训庆译，立绪文化出版社，页三一～三二，一九九七，台北。），支配了一九五○年以迄七○年的台湾文艺界。
从六○年代末开始，受到美国侵越战争师老无功、大陆文革激进主义、和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的影响，一部分出身港台在北美的留学生开始寻找长期被恶魔化了的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开始从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长期在台禁阅的中国三○年代文学作品，而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在哲学上、文学艺术上、人生观和社会观上逐渐进步化，终至冲破了五○年以降在港台形成的极端的冷战／内战意识形态枷锁，在七○年代勃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中集结成运动的左翼，推动港台两地的左翼思潮。北美港台中国留学生思想的左倾化，浸染到台港的最显著的表现，是文艺思潮的豹变。一九七○年到七四年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批判、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如果离开保钓运动左翼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就无从全面理解。总结地看，七○年代台湾文学艺术思潮的根本性改变，有三个方面：
一、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复权：一九五○年到五二年的白色肃清，使自日据时代以来艰苦积累的台湾批判性现实主义文艺道路全面非法化。在这基础上，透过在台美国文化机关、留美政策、人员培训和交换和去美参访体制，不但培养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精英，在文学艺术上，使现代主义快速取得了自五○年以迄七○年间的支配地位。现在看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在第三世界，甚至在苏联东欧以迄西欧广大范围内，是一场从三○年代延续到七○代的、文艺理论上的左右争论。台湾七○年代文学论争，在反共戒严时期，勇敢地为台湾文学现实主义光荣传统复权，批判了作为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意义重大。
二、左翼文论的提起：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文论，即文艺社会学方法的比较广泛的使用（注：尉天骢，《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收《仙人掌杂志》，一九七八年六月；王拓《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收尉天骢《乡土文学论战集》页一○○～一○九，远流·长桥联合发行，一九七八，台北；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应社会》，收前揭《乡土文学论战集》，等等。）；大众文学论（注：王拓，同注③王拓项，页一一九；黄春明，《当前中国文学问题》座谈记录黄春明发言；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民族文学论（注：颜元叔，《谈民族文学》，收同名评论集，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四，台北；赵光汉，《乡土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收《乡土文学讨论集》，页二八六；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同注④陈映真项；南亭，《到处都是钟声》，收《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的提起，在中断了二十年之后，在现代诗批判和乡土文学论争中重新被新一代人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环境下展开，在台湾文学思潮历史中，自有重要意义。
三、美日帝国主义论和台湾殖民经济论的提起：在极端反共的七○年代，美国和日本被宣传为自由世界的盟主与盟邦。美日私相授受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事件，揭露了美日的帝国主义性质，使港台知识界和市民开始以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看待中国与台湾的命运。美日帝国主义论的具体化，又发展为美日（新）帝国主义对台湾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论（注：北剑，《论民族主义——第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纪要》，收王晓波《尚未完成的历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台湾经济（社会）性质是不是“殖民地”性质，引发了争论（注：王拓，《拥抱健康的大地》，收《乡土文学论战集》；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皆收《乡土文学讨论集》。），从而在一个意义上，形成了台湾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由于当时理论水平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争论不曾往纵深发展，但在台湾社会形态理论史中，有一定的重要性。
以明白的语言，做出“美日两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施加（新）殖民地支配，而台湾社会经济的性格，是殖民地经济”这样的论断，不但出现在七○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出现在七二年台湾大学的“民族主义座谈会”，更出现在从六○年代晚期到八○年代初的、几个主要的小说家的作品中（注：一九六七年的陈映真；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的黄春明和王祯和；一九七四年和七七年的黄春明；一九七八年至八二年的陈映真、八四年的王祯和。）。其中，黄春明在七○年代的三篇小说——《莎哟娜啦·再见》（一九七二）、《小寡妇》（一九七四）和《我爱玛莉》（一九七九）（注：皆收入《黄春明小说集》（三），《莎哟娜啦·再见》，皇冠文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台北。），丰富、深刻地表现了对于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和敏锐的批判。
六○年代到七○年代的台湾经济
一九四五年，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统治下解放，纳入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大陆社会。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四九年，在内战中失利的国民党政权东迁台湾。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东西冷战对抗达于高峰，美国以军事、政治、外交全面干涉中国内战，把台湾纳入东亚冷战围堵大陆的战略体制。中国大陆和岛屿台湾的民族分裂构造，在外力干预下固定化。
一九五一年开始，为了稳定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经济，强化台湾的反共军事实力，美国以平均每年一亿美元的额度，对台施行截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援助。在这十五年中，美国经由货币经济机制的各项援助，支配了台湾的经济过程。美援一面支持台湾军事性、政治性消费，巩固军事波拿帕政权的统治，一面支援台湾公营和私营企业，形成“美国帝国主义特殊的双重介入方式”（注：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三六二，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二。）。美援的使用和实践过程，深入台湾政府的金融、财政和经济部门，发挥深入干预、监视、控制和监察机制。而五一年到六五年间台湾贸易输入，几乎全部依赖美援，并且以美援原料和生产设备推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一方面依靠美国剩余农产品制造余粮，从而对日输出农产品（及农业加工制品），在本质上，早在五○年代，台湾就恢复了对日输出农产品，自日输入轻工产品的殖民地性贸易。而台湾的美援经济体制，加上贸易上对日本的殖民经济性依赖，确立了六○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对美日深度附庸化的关系。“而美日对台湾新殖民主义支配，因而成为现实”（注：前揭书，页三五一。）。
六○年代中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由于国际劳动成本上扬，使中心国劳动密集工业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美日独占资本为了降低成本，以跨国企业的形式，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银行体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程序，转移到超低工资地区，进行资本的积累。这就带来一九六六年后美日资本大举进入台湾，使台湾加工出口工业化进程得以迅猛发展（注：段承璞，《台湾战后经济》，页三，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二。）从而造成以美日独占资本为首的外来资本和高度威权主义政权的同盟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于是低工资的台湾、韩国和香港编入了战后新国际分工的低层，至七○年代，美、日和东亚低工资国家与地区之间，形成了类似台湾从日本进口设备、半成品，在台湾以超低工资进行加工，而后向美国出口的“三角贸易”垂直分工构造（注：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共著，《台湾之经济》，页四八～四九，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三。）。这新的国际分工不但造成台湾对美日市场、技术、资本、原料的依附，也使资本有机结构和技术结构停滞落后，使对美顺差和对日逆差相为因果，经济剩余过多流向日本。而低工资政策的强行，终使台湾农业凋零不起（注：段承璞前揭书，页一二八。）。
在上述战后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边陲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承受劳力高密集、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以出口，而中心国则一仍保有高资本（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心／边陲不平等分工，与旧殖民地时代无异。类此，以外部需要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在资金、技术和经验皆呈短缺的情况下，就不易发展出独立、成熟、自主的资本主义（注：段随璞前揭书，页一二八～一二九。），长期地难以摆脱“依赖性发展”的水平。这种情况，在台湾的七十年代尤为真实。
著名的台湾经济史学者刘进庆，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直截了当地以实证的研究得出这结论：美援经济的本质在于美国独占资本培育其在台湾的买办性资本（即“官商资本”）。而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以这买办性官商资本为基础，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以合办企业、外资企业的形式在台湾展开。至此，台湾社会形态的性质——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性质便一览无遗了。
物质的、经济的依附化，带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扈从化。台湾在政治上对美扈从，即使在双方没有正式邦交的时代也依然如故。个中实况，不必费辞。而至于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知识上的对美庸从，尤为显著。长年以来，通过人员交流、留学体制、人员培训，参访计划，台湾早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由美国养成的博士、硕士、专家和技术人材，安置在台湾社会各领域的“领导高地”对台湾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起到重要影响。在文学艺术上，五○年代到七○年代的“现代主义”、九○年代而大盛于台湾的后现代主义各论、后殖民主义等论述霸权的形成，可为佐证。而五○年代以降美日资本、设备、半成品、消费商品在台湾的登场，独占了“现代性”的意义和表征，自然在民众中形成对美日资本、商品、人、思想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倾向。
而黄春明在七○年代所写的三篇小说，离开上述台湾六○年代中期以至七○年代的具体社会和经济条件，就无法深入领会其中丰富的反省与批判的意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有近75%的人口生活在西欧（和日本）的殖民地体制下。苏联成立后的二○年代开始，民族·民主运动在各被压迫民族中开展，并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茁壮。二战结束，前殖民地纷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获胜，英国、法国在战后复辟旧殖民主义的努力遭到失败，许多前殖民地宣告独立，西方前宗主国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害。
为了防堵做为世界殖民地解放运动总根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蔓延；为了继续维护和延长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对殖民地直接的暴力统治，支持自己培养出来的殖民地时代土著精英在独立后掌握政权，借以维持与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世称“新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是政治、军事的直接统治，是对殖民地的经济垄断和收夺，强使殖民地承受对宗主国供应工业原料和食品，供应超廉劳力和做为宗主国工业制品倾销市场的分工体制；文化上的强迫同化和渗透；被迫接受宗主国的价值、习俗和生活方式；并且被迫丧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与自信，并依照西方片面的现代性论，把自己装扮成殖民地精英，成为宗主国殖民统治的代理者和共犯者。
在新殖民主义下，宗主国资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机关，对前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但除此之外，通过新独立政权中的前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旧宗主国列强，经由垄断经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文化上的渗透，并借扩散西方价值、风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造成新兴国家心灵的殖民化，瓦解土著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都与传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的荼毒几无二致，从而引起战后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以战后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延长其影响于后殖民时代的诸问题，
进行深刻的反省。
然而，在七○年代的台湾，深受美国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缴了白卷。但有一些文学家却以他们对生活敏锐的思维，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深入而丰富的反思。黄春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莎哟娜啦·再见！》
台湾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在二次大战中彻底战败而把割让的殖民地归还了中国。战后残破的日本，不能像英、法那样力图重建其在前殖民地的新殖民支配于台湾。代之而在冷战秩序中深入支配台湾者，是战后纵横东亚的新霸权美国。
韩战爆发后，美国极力复兴日本资本主义，俾为东亚反共的干城。而日本在战后也死心踏地扈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紧紧附从美国的政治外交路线，以大陆为日本的假想敌，遵从美国意旨，在日台旧金山和约中拒不明言将台澎明确归还中国。而如上文指出，早在一九五○年开始，日台在美国中介之下，恢复了台日间的殖民地性质贸易关系。六○年代中后，在新国际分工下，日本资本、设备、半成品长期对台高顺差输出，从而结构性地巨额收夺了台湾的对美顺差。于是而日本资本、商品、商社和商人，沿着旧殖民地时代的人脉和历史因缘，向台湾渗透。因此，战后二十五年重登台湾的日本商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三七。），而且在台湾商场“趾高气扬”，如同“在他们的殖民地上昂首阔步”（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三七。），自有原因。
黄春明所描写的这些日本商人，对于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殖民者中心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萨依德以“东方主义”说明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对其前殖民地台湾也抱持“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殖民地作家西川满等以椰树、巴蕉、妈祖、艺妲、土著女性等殖民地异国情调和性想像，并掺和着“缺乏日本精神”、“体臭”、“操粗鲁的台湾话”、“嗜吃豕肉”、“使用充满文法错误的日本话”这些极端鄙视的定见。黄春明小说中的日本人马场，对于从农村来礁溪卖身的“很俗气”（皮肤晒黑，小腿上有蚊蚋咬过的疤）的台湾妓女发动色情的想像（注：黄春明，前揭书，页四十。）；对于可以在花莲狎嫖台湾原住民妓女，感到兴奋（注：黄春明，前揭书，页八○。）。西方涉及描写东方殖民地的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中，对殖民地妇女、妓女、舞娘的肤色、神秘、野俗和逸淫的描写和想像，充满了白人中心的歧视和偏见。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没有在台湾读书界流行的七○年代，作家黄春明早就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台湾社会中日本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种族偏见，而加以批判。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出现，而以男性对女性的狎淫和压迫呈现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千人斩俱乐部”，形象地、批判地描写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区的复权。随着六○年代中后新的国际分工展开，日本独占资本以贷款、投资、赔偿、援助的名目，在美国的庇护下，深入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四○年代日军占领区。于是“日本人放弃枪杆，却改用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注：黄春明，前揭书，页八○。）行动，随日本跨国公司、技术合作、贸易商社在前殖民地的扩张，日本商贸人员和观光客在贪欲地狎淫前占领地的女体中，宣泄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和君临支配的意识。而以剑诙喻殖民者的男根，以“千人斩”引起日本旧帝国军人在辽阔的亚洲大陆疯狂屠杀的历史记忆，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和丰富的象征，诙谐中增强了痛烈的批判。
殖民统治为宗主国独占资本主义的利益，在殖民地进行了一定的社会构造变革。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殖民者在殖民地开展有种族歧视、有学科限制、有教学体制差别的现代教育，培养土著现代知识精英，为殖民制度服务。历史地看来，土著知识精英有三条道路：一是彻底同化而背弃同胞，憎恶自己的民族，对殖民者百般输诚谄笑；第二种则因殖民者的教育而觉悟，矢志抵抗殖民主义的现代论，为自己的解放，寻求另类的民族解放、自立更生的现代性；第三种，也是人数上居大多数的人，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稳的角落暗藏抵抗。这些人苦闷、矛盾、妥协、悲忿的处境和心灵，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中多所描写（注：例如赖和《赴子宴回来》和《棋盘边》，等。）。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个别地见于新殖民地社会的官、政、商界和高教教坛，不必细说；也见于贸易、企业的管理层，当然也见于涉外公司的中下级职员，如《莎哟娜啦·再见》的叙述者。这些新殖民地精英的出路，大抵和旧殖民地精英无异，或恭顺同化，或批判抵抗，又或者又妥协又不满。黄春明对新殖民地社会买办精英小资产阶级有细致敏锐的观察。七○年代他所发表的三篇小说，就讨论了新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的处境、思想和感情。
《莎哟娜啦·再见》中的第一人物叙述者“我”，属于上述的第三种。看来他是六、七十年代台湾中小企业贸易部门的中级职员。由于他熟谙日本语，临时被公司指派充当日本客户带来的“光观买春”团队的淫媒。
这个临时差事带给“我”极大的困难和矛盾。
“我”和另外一类留学美日，语言、思维、生活惯习上和美国或日本人更能水乳交融，在企业中地位更高，薪奉更优渥的一层不同。“我”的生活一贯不安定，多次改变工作和职场，妻儿饱受他失业、经济窘困之苦。来到目前的公司，算是初步得了温饱（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九～二○。）。
在另一方面，由于“我”所处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不属于更高层，积极与殖民者（日、美资本的意志和意识形态）同化的精英，因此还保有强烈而坚定的我族认同。他对日本人有基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所引发的批判态度。在个人体验上，这个“我”有一个在殖民地时代被日本殴打致残的祖父；有一位素所敬仰，思想上“抗日爱国”的历史老师；也有阅读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画报而悲忿不已的经验。
这样的“我”，竟而受命充当殖民者的淫媒，和现实上无力忿然拒绝这可耻的差事，使自己和妻儿重蹈失业、不安和饥饿之苦的情境，产生尖锐的矛盾，而形成某种紧张和动力，推动着小说的发展。
民族自尊和迫于生活而充当淫媒的矛盾，至礁溪的场景达到高潮。让日本人挑选同胞妓女，为嫖客和妓女间的调情充当舌人；为夜渡花资协商……这些具体行为，都对“我”的民族自尊造成沉重的伤害。和殖民者同化，协助殖民者残害被殖民者同胞，就是对同胞的拒绝、剥离和背叛。因此当“我”知道了旅馆女侍的女儿竟是“我”当教员时代对自己崇敬有加的女学生，“我”的羞耻、惶恐、犯罪感更加沉重。“我”虽然以诳骗日本人的手段为妓女多争取了花资，为妓女分到更多的玻璃丝袜，借以近于自欺地缓解对自己的憎恶和羞耻意识，但最终也只能借酒烂醉，避过思想和良心的苛究。
日本人集体狎淫台湾妇女，是日台间新殖民地剥削关系尖锐的文学形象。而“我”的处境，也形象地表现了新殖民地下层小资产阶级买办性知识分子的苦涩和矛盾。
当然，黄春明也让这个“我”抓住机会，做出了反击。在奔向花莲的火车上，他利用日本人不谙汉语，而青年学生又不谙日语的情境，向日本人提出战争责任的痛切的诘问，又向那个对日本的现代论怀抱着艳羡的青年，提出辛辣的批评，对新的殖民者揭发五十年不曾解决的战争责任，对小小年纪就遭到殖民者的价值所伤害的心智发出启蒙的怒声，晓以意识和心灵的去殖民化的重要。
《小寡妇》
写在一九七四年的《小寡妇》中，也有一个买办精英知识分子马善行。马善行“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市场学和旅馆经营”，“在美国有四、一年”行销和管理的 “实际工作经验”（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一。）。马善行满口英文，喝不加糖的咖啡。他是七○年代以来台湾商界尤其是在台外资的宠儿——美国留学回来的 “工商管理硕士”(MBA)，满脑子都是经营、行销管理的教条。他把面向来台“找乐”（美军当局把越战美军休假到台湾找女人发泄性欲的制度性行动称为“找乐子”，即Recreation）的越战美军开妓院（酒吧）当老鸨，正经八百地当做一种产业，以西方行销理论，将同胞妓女当做物质商品，做起了生意。他以资本主义管理知识，去分析市场现况（美国反战运动使越战美军心灵空虚（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二。））；分析目标顾客的心理（用钱买酒和女人填补空虚（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三。））；为商品创名（以“小寡妇”替换一般的西洋式店名（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六。））；为商品定位和包装（利用美国大兵 “东方主义”的偏见和想像，把酒吧女装扮成东方小寡妇（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九等。））；搞摸拟推销（叫几个洋人朋友在开张前来酒吧，测验销售效果（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七等。））。借此，黄春明对类若马善行之流迷信行销企画的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极尽讽刺的能事。
黄春明以大量的篇幅，表现了新殖民地买办精英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注：岩渊功一，《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与它的他者》，李梅侣等译，收《解殖民与民族主义》，页一九四，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文化／社会研究译业编委会，一九九八。）），即被殖民者（依靠、接受）利用西方或殖民者对自己的“东方论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好的想像或论述），塑造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立足。但马善行以白人偏见眼中的东方，装扮旗下的妓女，毕竟不能与“脱亚入欧”的日本，与西方共创“东方日本”的形象以“自我东方主义”而求自立于西方者，同日而语。
马善行以“中国寡妇”的“异国情调”“吸引外国人（嫖客）”（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九九～一○○。）；让妓女穿着清末民初仕女的行头（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九。）、戴上假发、脚穿绣花鞋，窝肢里塞着一条香绢（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一。），要“外表像冰山”似地冷，“里面像火山”似地热（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一三。），要和洋嫖客大谈中为国妇女缠足历史、谈贞节牌坊和处女崇拜，大谈工瓶梅、素女经上的床工（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四二。）…… 买办知识分子把这些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和文化的腐朽、下流、充满民族偏见的想像加以夸大和固定化，借以求财、出卖同胞的灵肉。和《莎哟娜啦·再见》中的 “我”相较，马善行就显得完全没有批判意识，为了挣钱，不但不惜有“理论”、有“知识”地出卖妇女同胞的灵肉，从而有意识地成为西方对中国东方主义论述的帮凶。
此外，黄春明以文学的形象的思维，批判了美国侵略战争。
前文说过，二次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英国和法国都在战后企图重返旧殖民地，却遭到坚强抵抗而失败。法国在战后重返越南，遭到越南人民坚强的反抗，在五○年代奠边府一役打败了法国。为了围堵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维护西方在越南的殖民主义利益，美国在六○年代武装介入越南内战。当“一九六八年，美国总统詹森，叫驻（南）越美军的人员创了最高纪录，高达五十多万人”，“台湾被美军当局增列为美军远东地区的休假中心”（注：黄春明前揭书，页八五。）——面向美军的妓女供应基地。
美军以强大的、现代化武器，陷身于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战的、越南的人民战争的泥沼中。黄春明写一个在越南的人民战争中草木皆兵的拉锯战环境下一度狂乱、罹患精神性阳萎的美军路易，透过他的受伤的心灵，揭发美军在越南对平民的强奸和滥杀（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五三）；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谵语，揭露越战战场上美军对南越平民瓷意的屠杀而且以杀人数目向酒女们炫耀（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八六～一八七。）。
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正义性，激起美国青年、市民的反战和平运动。侵略战争使美国社会在和战问题上分裂。酒精使年轻的汤姆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预备营”时，为了执行警卫任务，开枪打死了反战派的嬉皮好友荷西的往事。黄春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国家伦理迫使人在白日下杀死好友的悖理，提出了控诉。
而描写美军滥杀越南平民和汤姆在荒谬的国家伦理下杀人的这几页，在叙述、描写、对话上，优美、简捷、生动，而感人极深，是黄春明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故事的结束，是被国家战争机器播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比利，和沦落在烟花酒馆的妓女菲菲之间，两人受尽权力与社会践踏的弱小者真爱的结合，发出了人的微小的胜利和不可稍侮的抗议。
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支半岛的统一，
在一九七○年初结束。终整个六○年代到越战结束，台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冷战意识形态支配下，对越战始终抱持着类似“美国为保卫越南的民主自由制度与生活方式而战”的看法。世界性反越战、反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文化和知识风潮，在台湾知识、思想界毫无反应。另一方面，批评越战，在当时的台湾政治上是危险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春明的《小寡妇》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重要性（以文学形式优秀地表现出来的政治与思想重要性），至为明显。
《我爱玛莉》
黄春明发表《我爱玛莉》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一九七七年九月，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进入高峰期。远的不说，彭歌恶名昭著的《不谈人性，何来文学》就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余光中抛向乡土文学的血滴子《狼来了！》发表在八月二十日。胡秋原先生批评彭、余的文章《谈“人性”与“乡土”之类》，发表在九月号“中华杂志”；王拓反驳彭歌的文章《拥抱健康的大地》发表在九月十日到十二日的联合报副刊。在论战中，乡土派认为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主张，被彭歌等人当做小辫子揪着猛打棍子。而黄春明则以文学的形式，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
在殖民地体制下，被殖民者，特别是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所蛊惑的殖民地精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来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用弗·范农的话说，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脸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们全心全力学习和模仿殖民者，而在模仿的过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绝、唾弃自己的种性、文化和传统，以背弃和否定自己，全心倾慕、谄媚和崇拜殖民者，否定真实的自我。
这些试图以改变自己的肤色（在对黑种民族存在着现实歧视的美国社会，日常中就有黑种儿童拚命想用肥皂洗白自己的肤色，想办法把蜷曲的头发拉直的事）改变命运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上唯西方殖民者的马首是瞻，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恶、美丑为自己的是非、善恶与美丑，终于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为落后，丑陋和羞耻。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民族、家族和自己民族、家族所由立的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都使他憎厌，无法忍受。在四○年代的台湾，由周金波、陈火泉所写的“皇民文学”，就吐露了殖民地精英疯狂同化于殖民者的、尖锐的嘶喊。
然而，归根结底，用尽全力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父祖和同胞，希望受到殖民者完全的接纳的营为，历史地看来，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焦虑谄笑的奉承以求乞同化，反而遭来殖民者的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不安。被殖民者向往同化于殖民者，背弃自己的同胞，但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远和不齿回报，而最后那同化之门依旧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殖民地买办精英乃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
旧殖民地精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精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如此？《我爱玛莉》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新买办阶级的处境。
《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洋名“大卫·陈”，就职于某“台北的外国机关”。随着六○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关、（跨国）公司工作人越来越多，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字就蔚为风潮，致习而为常。这使人漠然地想起日据殖民地时期四○年代的“创氏改名”（“改姓名”）运动。黄春明在陈顺德改洋名的问题上，做了诙谐辛辣的文章。（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五～二一八。）
把自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式的名字，当然是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字环境中，David讹为“大卫”甚至“大胃”。现在流行一时的“后殖民”论述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惨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注：张京媛，“前言”，《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王德威主编，张京缓编，页一七，麦田出版公司，台北，一九九五。），其此之谓乎！然则“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表述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至丧失了表述自己独立主体和历史的意识。当别人在生活中以“陈顺德”招呼他，竟已回不过神来。“通常第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终于，他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一样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都）叫我大卫”（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
黄春明写道，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工作环境了”。但这彻底的同化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正的欢心。洋人只觉得这个标准买办好使，“有多角性利用价值在”（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七。）。卫门夫妇在私下始终以猪狗指谓陈顺德（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三。），并且丝毫不忌讳对陈顺德的嫌恶（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二五。）。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无法填平的鸿沟。
在黄春明的笔下，陈顺德是典型的洋奴买办。他极尽奴颜媚骨之能力，其目的在使“生活往上跳升”（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八。），即进一步使生活更加美国化。他梦想在台北外侨住宅区天母拥有自己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欧洲轿车。他处心积虑要把即将调回国的洋老板家的洋狗接回家里养，想象着有一天他像在台北的洋人那样，带着狗开着轿车，让洋狗玛莉在车窗外伸出半个头，招摇穿市。陈顺德留下老板的洋狗，还有一著棋，即一旦老板再调回台湾，洋狗玛莉就是他和洋老板间的粘著剂，继续巩固主仆关系。
黄春明创造了洋狗玛莉，使小说对新殖民主义文化宰制的批判更显生动。在洋老板卫门家英语环境中养大的洋狗，只能在英语语音下做出反应。只能依殖民者的语言反应的一条狗，由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客观上的主奴关系，使被殖民者的人，也不能不役于殖民者豢养的畜牲。当玛莉情绪不稳，陈顺德必须使用英语轻声细语地抚慰它。做为家庭生活物资的供应者，陈顺德君临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对陈顺德尤为驯畏。但这样的陈顺德，却对象征着殖民者优越生活的“洋狗”玛莉曲意奉承，而陈顺德一家，对洋狗就尤为畏怖。
洋狗玛莉是陈顺德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和进阶。陈顺德越是积极要求同化，就越是以玛莉的情绪、好恶、舒适与否为中心，而将妻儿的价值和地位视若无物。到头来，不是洋狗玛莉统治着包括陈顺德在内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竟而通过一条狗，役使和宰制着一家人。
在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而殖民者语言和文化的强权统治，使被殖民者噤声失语，无从形成对自己的表述和定位。不谙英语的玉云，时常遭到丈夫的嘲笑。玉云因为不谙殖民者的语言，莫说在洋人面前，既使在买办阶级丈夫陈顺德、甚至在一条洋狗面前，也噤声失语，无法表述自己、界定自己。而所谓洋犬玛莉，其实不过是土洋杂交的半土狗罢了。殖民地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和畜牲的价值颠倒。而这极端的矛盾和填倒，终于使玉云觉悟，带着孩子离家而去。
新殖民状况与后殖民状况
黄春明发表在七○年代的上述三篇小说，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提出了“东方（南方）主义”问题；提出了新殖民地下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抵抗，提出了“心灵的去殖民化”问题；提出“自我东方主义”的共犯性问题；提出了被殖民者企图“改变自己的肤色”——以积极同化来解决自己卑下处境问题，也提出了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因殖民者语言文化的强权统治而失语噤声的问题。
在台湾，这些问题是今之显学“后殖民论”的重要议题，但是一直要等到九○年代，才由一些只会跟着西方学园的议题和本子说话的学者开始议论，但也似乎还没有人以后殖民论，结合台湾的具体条件，去论说春明的这几篇小说。实则，早在五○年代、六○年代，在蓬勃于当时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早就有相应于运动的新殖民主义批判。范农、恩克鲁马、毛泽东、卡斯特罗……都对新殖民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支配做过深刻的分析。
但在六○年代到七○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界，对于当时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世界冷战秩序，一般地只高唱反共民主的赞歌。提出反殖民批判者，除了七○年代乡土派的批评家，绝无仅有。但从台湾文学史看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发表了嘲讽紧跟美国学园的议题学舌的台湾知识圈的《唐倩的喜剧》；同年，发表批评越战的《六月里的玫瑰花》。一九七二年，黄春明发表《苹果的滋味》，写新殖民关系下都市贫民的悲喜剧；一九七三年，黄春明发表《莎哟娜啦·再见》，同年，王祯和发表《小林来台北》，写一个来自贫困乡下，一头钻进一家跨国性航空公司的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假洋人的世界。一九七四年，黄春明发表《小寡妇》；七七年，发表《我爱玛莉》。一九七八年，陈映真发表《贺大哥》，继续诊察美国侵越战争的精神病灶。同年和次年，发表探索台湾跨国企业下的人和文化处境的《夜行货车》和《云》。一九八一年，王祯和发表尖锐批判台湾新殖民地精英知识分子群的《美人图》。一九八二，陈映真发表批评跨国公司的《万商帝君》。一九八四年，王祯和发表《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黄春明前此十年发表的《小寡妇》异曲同工地批判了台湾买办性精英知识分子出卖灵魂的历程。
这是个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思想远远超前于同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维的时代。文学家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即具体、客观的新殖民地社会生活中认识了新殖民地诸关系的本质。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在新殖民主义西方的文化、知识、论述和意识形态中酣睡，在一时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中，脱离生活，喁喁独语。
今天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基本上是揭发西方（北方）怎样通过其知识、文化、语言和论述体系控制东方（南方），维持西方的知识和文化霸权，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殖民主义的议论。但是后殖民批评对具体的、至今活生生存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构造了无兴趣。而台湾的追随者更是如此。他们对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毫无知识；对战后台湾资本主义依附的·半边陲化的过程也缺乏兴趣。他们对殖民主义或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界定也没有起码的认识。
因此，有不少的学者凭空想象着一个自古就独立存在，一个自古就生养盈岛的“台湾人民”，在历史上受到荷兰、明郑、清朝、日本和（国民党）中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不知道荷兰人据台前历代来台打渔生活的少数汉人外，一六四○年迄一六六一年间，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海招来前后合计只有三万人上下的贫困农民来台垦殖。当时汉人基本上也还不曾形成稳定、定居的社会。在荷兰人官书上，这些农民称为“中国人”，只有当时在荷人治下的六万余原住民（总数约十二万人），才登录为荷兰“国民”。被荷兰人殖民统治的今日意义上的“台湾人民”，在当时并不存在。荷兰统治的是在台湾的中国贫困农民。
明郑据台，台湾初有豪族封建土地关系。立典章制度，施文教，在台汉人的社会初初形成。但明郑在台二十一年间，至郑氏政权末年，汉族人口多达十万余人。这当然主要是郑氏军队、豪族、部将和相继渡台的大陆移民造成的移民性人口增长。明郑并不是对既有“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而是对于它自己带来的大陆汉族移民进行以“郑氏皇族→文武官僚、部曲、宗室、地主士绅、海商→军垦佃农、佃农、渔夫、手工业者、雇工和原住民”为阶级构造的豪族封建性的阶级统治。
从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一○年代的清代前期，台湾的人口快速增长到近一九○万人，这快速而年龄、性别构造不平的人口增长，当然也是移民性人口增长，是以大陆“中国人”移民形成的社会。清代台湾一直是汉族拓殖的社会，不存在异民族间的“殖民统治”。鸦片战争，台湾进入定居型社会，却也与中国社会同时沦为西方现代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性和中国半封建社会，而台湾社会同全中国一样，受到清王朝半封建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统治。
马关割台后，台湾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总过程中被割让而沦为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殆无疑议。但光复后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间，因复归旧中国而社会性质一变，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一九五○年以后，因为在世界冷战体制下，在“对美援及对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展构造性定型过程中，台湾经济也必然地确立了对美日依赖体制。而此一依赖，与冷战体制下的军事、政治依赖同时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同时美日对台湾‘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也因而成为现实”（注：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
页三五○～三五一。）。正如本文开端的政治经济分析所扼要指出的那样，“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性质的台湾社会的外来支配者，从社会科学上看，不是国民党政权，而是美日独占资本。台湾当局充其量也无非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罢了。
其次，还要简单地说一说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有前资本主义时代扩大疆土，在政治上直接统治，经济上敛收苛税的收夺的古典的封建殖民主义，元帝国对外族的征伐类之。但殖民主义主要的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这又分十六、七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资源和劳动的掠夺与贸易为主的“旧式殖民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后由独占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对外输出资本，占夺殖民地，取其原料，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现代殖民主义”。二战以后有新式帝国主义，前文已见分析。另有学者为了区分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两种殖民主义通称“帝国主义”，而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帝国主义，称为 “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准此，前资本主义漫长封建社会阶段的中国对台湾拓殖，不存在“殖民统治”问题，但当然不能否认对台湾原住民原始社会而言，确实存在着汉族对原住民族施加“殖民统治”的问题。如何清理这民族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是严肃的课题。明代中后，中国东南沿海也存在过幼稚期的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但在老大、封建土地资本厚实的中国社会，远远尚未形成强大的贸易商人资产阶级，在王室支持下，发展海上舰队，对外扩张，掠夺资源奇货和奴隶劳动，建立商业资本的庞大帝国。而终清朝之世，中国是一个晚期封建社会，在鸦片战后为帝国主义豆剖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东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余的武装集团，根本谈不上“独占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对台湾“殖民统治”。至于一九五○年后台湾新殖民主义的支配者是美日独占资本，已见前论。说到中国大陆，在社会性质上，自称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单就眼前而言，资本是从台湾向大陆输出，而不是相反；经济剩余是从大陆大量流向台湾，而不是相反。“明郑、清朝、中国对台殖民论”的虚构，其荒谬乃尔！
从这错误的历史认识和政治经济学上的误谬出发，有一些学者生硬套用后殖民论的教条，强调“台湾文化自古以来呈跨文化杂烩特质”，并且把中国普通话和闽南系、客家系语言对立起来，主张“为了真正摆脱被殖民梦魇”，建设“揉合了国语、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他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注：例如邱贵芬，《“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收注(39)所揭书，页一六九～一七七。）……
荷兰治台，只以台南及周近点状地点为基地，统治台湾只有三十八年左右。其间，荷人开医院、设小学教荷语、强制传布基督教，有全村全部落归教者。但荷人离开后，一切烟消云散，令人甚至很难找到荷据时基督教传布及荷兰文化的痕迹。至于荷语在台湾话中的残留，尤无迹痕。日人治台五十年，只有最近因政治上的特殊倾向，皇民一代一时在政治、社会上抬头；一时在反华脱华运动中还魂。台湾说写英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率微乎其微，谈不上深入台湾文化、语言生活的肌里，人所共知。但从全体论，台湾的殖民文化影响，较之被殖民化长达一、两百、三百多年的中近东、南亚、中南美社会的西方语言、文化残余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福佬语、客家语，皆为中国的中古汉语，它不但同属汉语，不但在台湾活着，还在我国闽、粤两省，在东南亚和北美华人社会中继续使用，但在历史悠久、文化厚实的中国文字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统一性上共存。把台湾社会与因殖民者异族语言、文化长达数世纪的统治，方言杂多，没有机会建设民族共同语的其他第三世界的 “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但其“后殖民”概念与“东方主义”论者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相提并论，就不免于错误百出。
六○年代末到八○年代初的台湾文学，在台湾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诸关系中，做为生活实践，表现了台湾社会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本质——新殖民主义·边陲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以形象的思维，杰出的小说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弥补了同一时期只顾沉浸在冷战的、保守自由主义思维中的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界的空白。在这一方面，小说家黄春明做出了思想上重要、艺术上杰出的贡献。
半生不熟的今日在台湾的后殖民论，遮蔽了台湾社会史中的殖民化历程的本质，湮灭了当前美日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社会的支配构造及其所造成的重大矛盾。而没有台湾社会经济史论、没有新殖民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性质论的台湾当前的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后殖民性，则等待着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