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是“伸出你的舌苔 空空荡荡”。此系借用二十多年前马建一篇小说的名字，其题目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为了避免照搬，我改动了两个字。每次读到只有爆破情绪、没有真知实意的文章，我都会想起这句话。语言如果没有学识和心灵，就如同从口中伸出的舌苔，空空荡荡且臭气熏人。最近读了余杰发表在香港《争鸣》杂志的骂我父亲刘再复的文章，又想起了马建的生动意象。
我父亲既不读《争鸣》杂志，也从不上网。当我告诉他“《争鸣》上有余杰骂你的文章”时，他没有理会我，照样在阳台上读他刚从香港买来的W. James 的《宗教经验种种》。
父亲不理睬谩骂，也不卷入“争鸣”，是他一贯的态度。十九年前中国大陆发了近百篇批判他的文章，其中就有许多属于歪曲、攻击、诽谤、中伤甚至是造谣的东西，但他均不作辩解。他说如果与他们辩论，就会把自己降低到与污蔑者同一水平上。和一个满身浊泥的人抱着扭打，自己肯定也是一身污水。他说水浒英雄杨志的失误就是经不起泼皮牛二的叫阵，结果只好上山落草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我猜想的，这就是他觉得自己选择改良、妥协、对话的大思路，无法与激进造反派的革命、火并、对抗的大思路相通。
十二年前，当他和李泽厚伯伯合著的《告别革命》出版时，就引起海外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的愤怒，连我父亲的老朋友刘宾雁伯伯也发表文章批判李泽厚和我父亲是“讨好政府”、“讨好邓小平”，是在“扮演曾国藩、李鸿章似的扑灭革命的刽子手”。当时许多朋友劝我父亲回应，但他始终沉默。后来他才告诉我：道不同，怎么争也无济于事，一争反而损害朋友的情谊。
但是，应当说明的是，我父亲一直很尊重刘宾雁伯伯，去年宾雁伯伯去世时，他还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缅怀傻到底的宾雁老大哥》，发表于《明报月刊》，而宾雁伯伯去世之前也在电话中对我父亲表示，说他发表了那些批判文章之后，内心一直感到不安。宾雁伯伯是个正人君子，他明白我父亲在海外的大量著作是正直的，也知道我父亲的为人：只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正直地肯定中国的进步，但这种肯定只止于学理性的认识，没有认识之外的任何动机，不存在什么“讨好”问题。香港《明报》有一篇评论《告别革命》的文章，题目叫做“两边不讨好”，没错，一个有根有底的知识人，还需要讨好吗？
凡激进造反派，都以为造反就意味着政治正确，就占据道德制高点，就是“替天行道”，你要是主张双方妥协，他就认定你是投降主义，就只有接受审判，容不得讲理。当年毛泽东如此，当今造反派和职业革命青年余杰也是如此。此次我父亲一听说“《争鸣》上余杰骂你”便什么都明白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二十年来我父亲讲了许多真话，全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和对祖国人民及人类社会的负责，包括提出“告别革命”，也是认定阶级调和总比阶级斗争好，妥协对话总比暴力对抗好，“你活我亦活”的和谐哲学总比“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好。对于中国问题也是如此，有黑暗就批评，有问题就指出，有成就就肯定，不能老是黄巢起义那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思维，动不动就想火拼、打倒、推翻。余杰属于今天的职业革命青年，自有一种造反脾气和黄巢心态，其中也自然得有反专制的口号，可是专制包括专制制度、专制人格、专制氛围、专制语言，余杰标榜自己反专制，只可惜他自己又是一种专制人格，满嘴专制语言，伶牙俐齿，看人看世界全以唯我独革的自己为参照系。按照他的革命逻辑，自然不能说一句北京的好话，或说奥运、四川救灾的一句公道话。
但我父亲在北京住了27年，亲身经历过萧条、乌黑（没有夜市）、动乱、满街红海洋的时代，回去观看几天，自然就会赞叹北京城的巨大变化。余杰认定当今北京“丑陋不堪”，“一个比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张牙舞爪地矗立起来”，但这只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是真理。余杰不能要求我父亲也跟他一样，也在回国时大骂一顿北京“丑陋不堪”，才算有“布衣风骨”。我父亲谈北京是认识论，不是政治观，如果那些话说得不太妥当，完全可以批评，但不可人身攻击。
父亲在北京只有一个星期，要见的朋友那么多，没有时间去拜偈包遵信先生的墓，这难道也是问题吗？我父亲与包遵信先生并没有太多交往，但一直尊重包先生，去年他去世时，我父亲还请在北京李泽厚伯伯帮忙问候家属，自己还为《明报月刊》写了一篇北京悼念包先生情况的报道。至于我父亲说当今中国领导人在四川救灾中的表现与唐山地震中政府的表现很不相同，有很大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就讲不得？奇怪。我父亲经历过唐山地震（那时我正到北京探亲，也在社科院院内帐篷里住了一个月，天天听到广播里说“不要以地震压革命”）发表一点真实感想，余杰也用不着那样切牙切齿。
余杰想通过走“革命”捷径当一方领袖也无可厚非，但以为别人也在乎一个“官”字，就可笑了。我父亲压根不知道“所长”是何种官品，也从来不把官位看在眼里，如果看中乌纱帽，他会那么傻地走上大街吗？
（二）
我对余杰了解甚少，只知道他是激进反对派。他的书我没有读过，只读了他的几篇类似大字报的文章，印象不太好。觉得他文胜于质，言论不太实在，激烈的姿态多，真切的语言少；口力有余，心力不足；上纲的能力很强，见地却很一般。言论不是面对真理，而是面对人身，因此不可信，甚至让人感到他志大才疏。李晟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说余杰“文学出身、对历史、经济、法律等都无深入研究，但却要大谈非文学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能避免的一种情结。而涂抹了文学黄油的政治面包，却往往让中国人消化不良，甚至伤了肠胃。”批评得相当中肯。但后来余杰到美国来，又说自己是基督教徒，心想他该会善良诚实一些，但读了他发于《争鸣》的文章，却感到奇怪，怎么一个基督教徒却满身火药味，还是好说大话，行文中还是太多“水浒气”（暴力）、“三国气”（心术），一点基督的厚道都没有。
我父亲平时常说他“只喜欢孤独的上帝，不喜欢有组织的上帝。只喜欢耶稣，不喜欢打着上帝耶稣旗号的洪秀全，包括使用语言暴力的大小洪秀全。”这回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了解余杰也如洪秀全，既要基督，又要基督所厌恶的暴力革命。难怪动不动就爆破，就火拼，喜武化胜于喜文化。
几年前，我偶尔读到一篇余杰的文章，题为《我来剥钱穆的“皮”》，大骂受人敬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文中说钱穆曾经接受过蒋介石的接见，说明他是国民党的奴才，所以钱著他一概不读。我读了这番慷慨陈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和我一样读过北京大学的人说的话。钱穆先生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完全靠自学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其历史专著近80部，正在编辑的更为完整的钱穆文集将达60多卷。钱穆先生的精神价值创造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它具有超党派、超政治的极高价值，余杰怎可找一个借口就对钱穆先生进行如此粗暴地鞭尸，对他的亡灵踩上一万只脚。而对蒋中正先生，也不能简单地把他视为魔鬼而见不得，受到他接见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难道都是奴才吗？都因此而永世不得翻身吗？余杰太聪明，知道批钱穆即可掩盖自己不读史书的空空荡荡，又可让共产党无话可说，造反可多一些安全系数。
几年前因为余杰如此粗暴践踏钱穆先生，我便畏而远之。后来听说他入教，又奢望他该会告别语言暴力。没想到，余杰还是余杰，他骂我父亲的文章，还是热衷那套造反语言，还是那种巧言令色，还是使用踩踏名人而雄纠纠向前进的生存策略。这套生存策略有术，有效（批判者个人可以暴得大名），但有限（终究不能成就一个人才）。历史尚未出现过仅靠“暴破”而成功的文化人。
文化事业是很艰难的事业，它是由一个一个建设性的文字造成的，钱穆史学大厦是由血（心血）汗和钢筋式的毅力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垒成的，这不是一个晚上写成的红卫兵大字报式的文章可以攻破。钱穆先生的著作，一个人宣布不读，绝不影响千百万人读，也不影响千百年后的中国人继续读。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巨大的浩劫，它在政治层面上已经结束，但在语言层面、心理层面、生存技巧层面上并没有结束。这场浩劫产生的暴破性思维方式和打倒批臭方式，任意践踏学者的方式，以及语言暴力的方式至今还在蔓延。
今年夏天，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才知道文革的行为方式和暴力语言方式在两部分青年中很有市场。一种叫做愤怒青年，简称“愤青”，他们的特点是情绪化地反美反西方，一听到美国二字，就不分青红皂白愤怒地声讨抗议一通，忘了美国有政府、社会、文化、人等各种层面，（政府也有不同政策，应当理性分析一下）完全是“义和团”心态。另一种是激进革命青年，简称“革青”，其特点是情绪化地反对中国政府当局，一说当今大陆，便不分青红皂白愤怒地声讨痛骂一顿，一切都是骗局，连领导人到救灾前线也被说成是作秀，奥运的焰火也是黑暗，这是排头砍去的“黑旋风”心态。余杰当属后者。
这两种青年的共同点是没有理性，只有派性，没有健康思维，只有病态情绪。发展到极致，前者便支持恐怖主义；后者则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横扫一切”的红卫兵极端立场。而余杰虽属于后者，但更像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具有强烈的寨主心态，心地狭窄又一心想当头领，动不动就想火拼一番，当然用的也是“替天行道”的名义。
（三）
余杰文章发了之后，我的一个爱上网、也爱读我父亲书籍的学生看到了，给我打电话时，竟说她能理解余杰文章，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她却说得很轻松：“只要再读一下刘老师（指我父亲）的《贾环无端恨妙玉》就全明白了！”经她提醒，我便把这篇杂文（收入《红楼梦悟》第3辑）找来一读。此文的第一、第二段如是说：
贾环与妙玉素不来往，但是，一听到妙玉遭劫的消息，他竟高兴得跳起来，不但幸灾乐祸，还狠狠地“损”了妙玉几句：“妙玉这个东西是最讨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了。我若见了他，他从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才趁愿呢！”
贾环如此恨妙玉，除了妙玉对宝玉和他采取“两种不同态度”而引起醋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贾环和妙玉的精神气质差别太大了。一属仙气，一属猴气，这种差别，真可用得上“天渊之别”、“霄壤之别”等词。说人与人之差别比人与动物之差别还要大，这也许是个例证。如果借用尼采的概念来描述，妙玉属超乎一般人的精神水平的“超人”，而贾环则在一般人的精神水平之下，似乎是未完成人的进化的人，接近尼采所说的“末人”。
读完之后，觉得这位学生虽也说到要害处，但把余杰比作贾环太过头了。贾环在《红楼梦》中属于人人想躲开的“劣种”，被视为败家的二流子，我不会把余杰完全等同于贾环。而把我父亲视为妙玉也不甚妥当，因为妙玉分别心太重，她不仅茶要喝极品，做人也想当“极品”，太超人，而我父亲从不如此，他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但说我父亲与余杰的精神气质差别太大，倒是事实。所以我父亲一讲贵族精神，余杰就气急败坏了。父亲讲这一题目，最要紧的思想是说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痞子精神和奴才精神。批评的重心是针对丧失一切行为准则和心灵准则的毫无敬畏之心的流氓精神。以这一角度重新呼唤在现代竞争社会中应讲自尊，讲规则，讲诚信，讲责任心，不要唱高调。这些讲述恐怕触动了余杰的痛处。余杰从批判钱穆开始的几年政治生涯，确实让人感到他总是言过其实，好说大话和哗众取宠的夸张之语，不讲学术原则，更不讲行为规则，火气太旺，调门太高。总之，是离自尊、自明（自知之明）、自律等贵族精神太远。这就难怪他一听到我父亲讲贵族精神就暴跳如雷。
我父亲在年轻时也唱过高调，出国之后，他一直在反省，特别是走了几十个国家、看了人类社会充满困境之后，头脑更为冷静清醒。当今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仍然处于超乎想象的贫困动乱之中，地球上并没有理想国，即使最强大的美国也是问题成堆，其社会问题甚至比中国还要多。看到人间的真实情景，我父亲便不敢太苛求了，知道十三亿人能过上安宁而不内战、温饱而不饥饿的日子就很不容易了。因此，除了坚持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之外，对领导人也有一些理解和同情。这种态度对不对？余杰可以提出意见，但说这是“拍马”则无异诽谤。
父亲一直认为，写作者最高的价值是思想自由，他全力争取的就是这种自由。但国内没有给他这种自由。他的书被禁了十几年之久（连父亲和我合著的，有利于世道人心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之后，
第二版却被查封，至今还堆在仓库里），而我父亲在北京的唯一房子也被劫夺了。除此之外，他还感受到另一种不自由，这就是用革命的名义或者用民主的名义来剥夺他灵魂的自主权。十九年前，他支持过学生的民主要求，今天仍然坚持民主理念。但他对我说，我支持民主理念，并不等于要永远被捆绑在“民主战车”上，我既不能受制于政府的权力意志，也不能受制于反对派的集体意志，只能活在价值中立的第三空间。对此他多次写过文章进行阐释。何况，在理念上，他虽然觉得民主比专制好，但又清醒的看到民主并不是“体”，而只是“用”。如果没有健康之体（优秀文化与宽容人性）的支撑，民主也会搞得一团糟，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和陈水扁的民主就很丑陋也很黑暗。
父亲常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日子不好过，在陈水扁“民主”的旗下，日子也未必好过。如果高唱民主的是一些白衣秀士王伦式的“暴破手”和语言暴力能手，他们建构的民主有什么意义？我父亲写过“贾环执政” 的杂文，如果由贾环式的痞子流氓执政，那将造成怎样的灾难？作为女儿，我真为父亲能逃离各种政治高调、逃离任何政治战车的立身态度而高兴。余杰说刘再复已不是刘再复了。不错，我父亲已不是幼稚听信革命高调、民主高调的人了，也不是各种战旗、战斗号筒可以驱使的人了。但，刘再复还是刘再复，还是那个独立不移、孜孜求索的刘再复，还是那个日夜耕耘不停、一个字一个字建构精神家园的刘再复，还是那个老是做着中国富强、自由梦和人类长久和平梦的刘再复。
（四）
行文至此，本该停笔。但又两个困惑仍在脑子中旋转着，不得不说。
一个是在余杰的文章中，他对我父亲的一段话极为愤恨，我父亲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这段话，倘若是正常人读来，应当觉得说的不错，可是余杰却对此“大批判”一通，我不明白这些话怎么会连上“矫情”、“丑陋的中国人”等等呢？余杰的理由是“你关心过哪个奴隶？”对此，我的回答非常简单：欲加诽谤，何患无词。我父亲出国十九年，写了《漂流手记》九卷等二十几部著作，其中特别写了“血的阴影”、“坚韧的血痕”、“为宋永毅请命” 、“我请求” 、“玉碎” 、“牛棚时代” 、“牛马的解放” 、“死亡记忆” 、“地狱的层次” 、“密集刑罚”等近百篇为为冤屈者请命的文章。文字俱在，可以查阅。父亲的这种关怀，以至使文学评论家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评论《远游岁月》（《漂流手记》第二卷）时，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海内外那么多人，有几个像刘再复那样，如祥林嫂年年唠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
对于我父亲的一切关怀之情，余杰可以故作不见，一笔抹煞，但也不可如此骂人啊。其实，被说成是“丑陋的中国人”的人未必丑陋，倒是那些丑陋而带着美人面具和“人民代言人”面具的伶俐人才真丑真陋。
另一个困惑是余杰竟然打着高行健的旗号来打击我父亲。高行健是我父亲的挚友，他获得诺贝尔奖后，立即送给我父亲一幅字：“得一知己足矣”。这幅字至今还悬挂我家的墙上。前不久，我同时接到两部书，一部是高行健的新著《论创作》（台湾联经出版社和香港明报出版社同时出版），序言正是我父亲所作，题为《后诺贝尔时期高行健的新思索》，另一部是我父亲《红楼梦悟》英译本，序言是高行健所作，题为“自立于红学之林”。高行健对我父亲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高行健刘再复巴黎十日谈》中有记载（收入《思想者十八题》），余杰不妨读读。他们两人互为知音，纯粹是文学心灵的连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2006年，余杰到巴黎求见高行健之前，行健叔叔曾打电话询问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因为他批判钱穆，我就没有再读他的书了，但你得了诺贝尔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还不错，我印象改变了，你不妨见见。”行健叔叔也把余杰在巴黎让他看的两篇文章寄到美国给我父亲。没想到，此次见面，竟成了余杰攻击我父亲的材料。在《又见故国、故都与故人》的访谈中，我父亲说了一段话：
例如和高行健，我们就经常在电话中交谈，但他属于全世界，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6种文字，水墨画展出（包括个展与参展）也有六七十次之多。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已建立了高行健资料中心。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还举行了10天“高行健艺术节”，我和他有个“走出20世纪”的对话，艺术节中还有画展，高行健国际研讨会，《山海经传》演出。大约因为太忙，他不太谈论中国，也不像我那么关心中国。在这次国际讨论会上，龙应台说，连高行健都不敢面对，请免谈大国崛起。话虽尖锐，但值得思想。
在国内的政治环境当中，我父亲这么说并不容易，但是这也引起余杰无端的攻击，竟然说我父亲是以“高行健的朋友自居”，我父亲和高行健叔叔亲密无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在通电话，不是朋友，又是什么？
花了一个晚上写作此文，实在是不得已。我父亲太善良，二十年前对一切攻击中伤全都宽恕，而面对余杰新的发难，他也不会理睬。但我年轻气盛，容不得一个“四不像”的人（文人不像文人，教徒不像教徒，作家不像作家，政客不像政客）来践踏我父亲高贵的心灵，所以只能“来而不往非礼也”了。尽管我说了一些重话，但也未必对余杰就没有好处，英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艾利亚斯·卡奈蒂（E.Canetti）有一部名著叫作《得救的舌头》，从这一书名，可以得到一个启迪，一切高唱拯救世界拯救中国的人，最好还是先救救自己的舌头。此外，我知道我的文章与余杰的文章一样粗糙，甚至也一样带有舌苔似的空空荡荡。好在我有自知之明，“自知其无知”，明白这仅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道。今后如果余杰为实现“抱负”之需再挑衅，我当奉陪，但也只想用一个晚上时间，不会把生命愚蠢地消耗在唇枪舌战之中，被余杰牵着鼻子走。放下此事，我会立即回到我艰苦的、笨拙的、积累性的正经工作当中，请朋友放心。只是此文中的粗糙之处，还敬请读者与网友们谅解。
写于2008年10月15日美国马里兰州
附：作者简介
刘剑梅，女，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北京二中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曾出版中文著作《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与刘再复合著,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台湾九歌出版社，2003年）、《狂欢的女神》（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台湾九歌，2005年；北京三联，2007年），《共悟红楼》（与刘再复合著，北京三联，香港三联，2008年），英文学术专著《革命与情爱：文学史女性身体和主题重复》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文编著《金庸现象：中国武侠小说与现代中国文学史》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与何素楠Ann Huss合编，Cambria Press, 2007年)，另有中英文文章数十篇，发表于各种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