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鲁迅编完自青年时期至1925年底的长文，因为有文言文，有白话文，题名《坟》，作《写在〈坟〉后面》，提出他的“中间物”思想，说：
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早在1909年鲁迅从日本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时候，编辑《人生象》，就使用了“中间物”这个术语。指出：“或则谓变自白血轮，其说曰(一)已在脾静脉及骨髓中，见其方变之中间物；”又：“齅幺之形，上下皆锐，弸大之处有核，环以形素，上端生茸毳，下端则锐灭，与神经 联，其核之高，亦悉等一。上列两种而外，亦有类齅幺并类支柱幺而实非是者，盖其中间物也。”
在鲁迅笔下，有时还使用了“桥梁”来表达和“中间物”或一内涵相同的语义。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又在《古书与白话》中，说“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以上，是鲁迅直接使用“中间物”和或一内涵的“桥梁”这一词汇的全部资料。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他最富哲学意蕴的思想，他深入鲁迅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和文艺观，可以说“中间物”思想涵盖了鲁迅对人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的看法。1985年，当我撰写《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的时候，即已思考这和“否定性特色”不可分割的“中间物”思想的特色。在新理论爆发的那个年代，我不能确切表述我对鲁迅这一思想的体认，迟迟不敢动笔。今天，依然很难说自己能够准确地加以表述，但，我想就其中的三个问题，说说自己的感想。
一、鲁迅“中间物”思想的来源及其依据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来源，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鲁迅由“人类进化史实”，创造性地把“中间物”扩大而至于观察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因此：
鲁迅“中间物”思想是否能够成立：
依赖于生物进化论是否成立？
依赖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中间物”？
依赖于人类社会及其各个方面如吃穿住用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等等是否也是进化的事实？
依赖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是否也存在“中间物”？
依赖于“进化”观念即“发展”的观念，“进步”的观念是否成立？
“进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中间物”的普遍现象，可以从中提出“中间物”的观念？
而鲁迅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中间物”思想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进化”，即“发展”，即“进步”。二是“时间”，即“历史”。我国儒家经典文献中不见“进化”一词，然而，《礼记·大学第四十二》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苟日薪，日日新，又日新”的蕴涵，也就是“进化”。
鲁迅提出“中间物”的思想已经一百年了。一百年来，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生物学已经进入“DNA”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古典哲学已经成为经典。据说，现代哲学已经进入“后现代”的时代。而有的哲学家又说“后现代已经死亡”。我不懂哲学，不明究竟。在这一百年间，对于生物进化论到历史进化观都有重要的质疑。我的学识与学力不能回答这些质疑，这也是我二十多年来不敢写这篇东西的根源。现在马齿徒增，依然故我，时不我待，愿意略写感想，意在引起高明的关注而已矣。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不断遇到挑战。最有意味的大概是“协同进化论”吧？ 1909年鲁迅在日本发表他的一组五篇论文的时候，以《人之历史》(原题《人间之历史》，去年我在清华大学听日本鲁迅研究学者尾崎文昭教授讲《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课，才懂得“人间”在日文即“人”的意思)开宗明义，阐释的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即“自卑而高，日进无既”，“‘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达尔文关注的是生物总体进化的趋向，强调的是“竞争”。鲁迅接受达尔文的学说。他认同说：“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览古国，悉其信证。若诚能渐致人间，使归于禽虫卉木原生物，复由渐即于无情，则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虚无，宁非至净。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摩罗诗力说》)
当系统科学，控制论，生态学发展起来以后，生态学家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不同物种和不同个体相互依存，整个生态的平衡。他们又以为：越是接近原始的，简单的生物，越容易生存；而进化成复杂的，大型的生物反而容易灭绝，这是反“优胜劣汰”的现象。于是提出“协同进化论”。但，“协同进化论”并没有推倒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并且认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总体方向；它是从“物竞”“天择”的“斗争性”中，补充生物的多样性，同一性，阐释生态圈是一个平衡系统。
或质疑进化不即等于“进步”。但是，人类自智人而人科，而现代人，人的心理，智慧，思想和才能，人性，依然在进化，在发展。最显著而一目了然的是自然科学技术的进化。人的吃穿住用行，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可以及身而见，乃至享受。千里眼的雷达，电视，顺风耳的电话，手机，上天入地的飞机地铁，登月和探测火星，无不是人类才智进化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也是进化着的。“大历史观”就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来观察历史的演变和进化，时间长，包容历史进化过程中的缓慢，血污，残暴乃至曲折倒退。一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提出了许多理论，诸如“历史Ⅰ”“历史Ⅱ”；“历史相对主义”；“历史绝对主义”；“新历史主义”和“一般历史”等等，但对于社会进化的事实，历史在进化中的事实，似乎都没有予以颠覆。
人类思想的进化，特别是现代人道观念的提出和发展，更涉及到人性的进化。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真是人类历史上之最残酷的战争，人类有一种觉醒，提出了“战争归战争”的一系列思想，“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近于获得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识，签订了相关的条约。相比较以往的战争，肆意屠杀平民是合乎战争逻辑的行为，哪里会判定为罪行！这种进化，难道不是“进步”么？
所谓“进化论”是“线性进化论”，并不是进化论的本义。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特别指出“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在谈到中国小说的进化的时候，又特别提出中国的特色：“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否成立，首先必须考察它的来源与依据。依据是事实则成立；否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能成立的。
二、鲁迅“中间物”思想的意涵
鲁迅“中间物”思想是以时间为轴线，在历史长河中的否定性达观。只有时间的轴线，才有承前启后的必然关系。空间不存在这种必然关系，“空间的中间物”是不存在6的。在时间的轴线上，“中间”就是“现在”。执着现在，正视过去，达观将来，是“中间物”思想的逻辑。正因为有这种逻辑关系，鲁迅才自信：“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守常全集〉题记》)
“中间物”思想的两大对象，一是人，二是人所创造的一切。
人在人类进化的时间轴线上，是“中间物”，无论谁，大人物还是老百姓，人人都是“中间物”。首先，人在血统的关系中，是“中间物”。“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玄孙”，每个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一分子。鲁迅认为：“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的思想是用人性的爱，代替人为的“恩”。爱，是义务的，责任的，不求报偿的。“恩”是上对下，尊长对幼小的“报偿”，是以“上”“尊长”为本位的强制“下”，“幼小”尽“报偿”即“报恩”责任的人为的道德。慈善家要求被救助的人的“报偿”，“报恩”，这种不是出于人道，出于“爱”的慈善，是多么伪善！今天的大肆宣教“恩”与“报恩”，这种“嗟来之食”的慈善，两千多年前即为有自尊心的人说鄙视，所唾弃，当今却作为核心价值观来鼓吹，令人悲哀。“嗟来之食”，
不仅侮辱了人格，也败坏着人性。
其次，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是“中间物”。鲁迅在阐释这种“中间物”性的时候，着重强调的是谁也不是“天纵之圣”，每个都带着人的过去的，旧有的因子。他在《狂人日记》中，不但揭露家族制度“吃人”的根本特质，揭露“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更进一步揭露道：“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解剖。但必须注意：这里反省的是“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是“未必”，是“无意中”。“不知者不罪”。解剖是必须的，反省是应该的，可以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人人都有“原罪”的结论。不能由此得出“错误人人有分”的结论。而放过了元凶。
鲁迅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答有恒先生》)这是真的。鲁迅解剖自己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19350824 致萧军》)“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19340522 致杨霁云》)在“红色三十年代”，在中国，许多知识者以自封为无产阶级而骄傲，鲁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或属于无产阶级；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听说梦》)“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罢。”(《19350610 致增田涉》)
鲁迅是真诚的。但是，在解读鲁迅的自我解剖的时候，需要认真和仔细，不可以意为之。比如，鲁迅解剖自己思想上，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什么是庄子的毒？什么是韩非的毒？不能从庄子和韩非的著作中去梳理，然后套加在鲁迅头上。只能就鲁迅所说“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去研究，去发现。
人既然是“中间物”，人所创造的一切，自然而然都是“中间物”。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会为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而存在。包括自然，人是自然的产儿，人也是从自然中竞争诞生的，杀出一条血路成长起来的。从捕猎，采集，刀耕火种，以至于今天。人类是一切动物的天敌，最狡猾最凶猛的天敌，动物中凶猛如狮子，老虎的王者，硕大无朋的犀牛和大象，都逃脱不了人类的猎杀。以至于人类不可一日或缺而赖以生存的水，空气，阳光，也被人类污染到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地步。可悲的是：今天，还只有少数觉醒的知识者认识到保护生态平衡，保护地球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而“自私”“贪婪”仍然被各种旗号包裹着肆意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只有当地球村的大多数居民认识到必须拯救地球并有决策的权力的时候，只有当权贵阶级惊恐的感受到自己将有灭顶之灾，断子绝孙，并无可逃避，既不能躲进太空船，也不能依据外星球的时候，人类才会开始挽救自然的生态平衡，才会有拯救地球的切切实实的作为。
一切都是变动的，在变动，将变动；虽然有曲折，有复旧，有倒退，但在总体的方向上，变动多是进化，发展，进步。一切都是“中间物”，没有不朽，没有“止于至善”。
鲁迅“中间物”思想，具有普遍的认识作用。这种“中间物”的认识论，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执着现在，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现在主义”。鲁迅曾作《现在的屠杀者》，指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又作《杂感》申论这一观点：“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鲁迅的“现在主义”的根本特质，是执着“现在”，特别地“执着现在”。过去即历史是改革的对象，为了改革，往往不恤对过去即历史施行袭击，用他的话来说，是：“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19250331 〈两地书〉(八)》)这就是“有理想的破坏”。而“将来”，只是憧憬。将来的“新”可以不知道是什么；也可以不知道“新”的起来，就一定好。(参看《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的“执着现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有趣的消息》)
在鲁迅思想中，没有“终极目的”。他曾回答青年的询问，明白表示：“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9350629 致唐英伟》)
二是怎样看待改革出现的新事物。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就是针对新文化的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出现的文章。他定义这种新作家新文章有三种特质，一是新旧杂糅，“不三不四”；二是他从旧的走出来，洞察旧的致命要害，反戈一击，容易致胜；三是他也是“中间物”，必须消亡，也一定会消亡，不是不朽的楷模。正是这样的否定性的达观，有力地推动着改革，推动着新事物的产生。第一是理性地看待自己，自己不是“天纵之圣”，而是带着旧的因子；自己也不是不朽的神圣，只是“中间物”而已。第二，不要害怕新事物带着旧的因子，它只是“中间物”，不是不朽的范本，但必须有它，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有生路。鲁迅说：“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这个与那个》)
三、“中间物”的“偏至”
鲁迅以思想者出世，首先作《人之历史》，按发表次序，其次是《科学史教篇》，其次是《文化偏至论》，其次是《摩罗诗力说》，最后是《破恶声论》(未完稿)。明显是一组9系列的论文。首先诠解我们———人从哪里来，其次叙述科学发展的历史教训，特别之处在强调科学与人性的关系，说：“时泰，则为人性之光”。第三篇《文化偏至论》从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提出“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并认为“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这就是在改革大潮中产生的“中间物”，带有“偏至”的特性。这种“偏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至”，如在“人择”和人对社会改革的主观设想中，不够理性，不尽合理。二是发展的结果存在“偏至”，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的“社会民主之倾向”，产生“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的抹杀个性；又如多数决定的“民主”，也会产生“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现象。新文化兴起与成长过程中，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如钱玄同的废汉字说；汉字简化个别字不尽妥当；乃至第四批“简化汉字”的不得不废止。
鲁迅，鲁迅思想，既然也是“中间物”，同样不能不带有“偏至”。鲁迅多次解剖这一点。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19250318 〈两地书〉(四)》)他告诉自己的朋友：“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19340516 致郑振铎》)
这样的例子，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自然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鲁迅曾经大声疾呼：“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是面对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施行袭击的改革关头，不能不有的痛切论断。从劳苦大众的立场、角度观察中国的旧文化，这无疑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然而，旧文化当中还有为劳苦大众呐喊，对劳苦大众有益的文化在。鲁迅自己辑校了那么多的古籍即旧文化，鲁迅自己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明证。
又比如，鲁迅指出：“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其实，历史，在鲁迅心里，那里是“无物”呢？鲁迅是最重视研究历史，主张“读史”的一个人。他说：“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
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 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个与那个》)
再如，鲁迅青年时期即批评屈原，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晚年，更以《红楼梦》的奴才焦大比之于屈原：“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是鲁迅的卓识，独特的反叛的思想。但是，当对于屈原作历史的考察的时候，当“历史归历史”的时候，鲁迅高度赞美着屈原，并高度估价他的历史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道：“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更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赞颂太史公司马迁。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著述的身份，是思想评论家，还是历史学家，是清楚加以区别的。
最后，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鲁迅对于国民性即国民劣根性，我认为即对于汉人之民族性的批判，是他毕生不遗余力的伟业，可是，这又几乎为无数我同胞深恶痛绝，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诟侮之声不绝于耳。可惜，我同胞“好读书，不求甚解”，根本不能理解鲁迅的创作根植于大爱。鲁迅晚年明白告诉读者，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致尤炳圻》)不仅仅是这一个孤证。国民党实行“党国一体”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鲁迅对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及其诸多根本政策，不停抨击。而我同胞不能深思熟虑，区别党是党，国是国，政府是政府，误信国民党“党国”一体的宣教，给鲁迅戴上“卖国”，“危害民国”的可杀的罪名。请听听鲁迅晚年的自白吧：“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其中提到“张勋复辟”，当张勋复辟的时候，鲁迅是曾经愤而辞职的啊。
对于鲁迅而言，他的思想中的某些偏至，只是个别观点及其表述的偏至，在他的思想的总体上，根本特质上，并无偏至发生。这是他注重事实，常理，和思想深邃，思维明敏的缘故。也是他深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偏至，保有清醒的理性的缘故。
“中间物”的偏至，是有巨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无声的中国》)筚路褴褛，先驱者的苦心与奋斗，后死者是不能不铭记而感奋的吧？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改革过程中的“中间物”。
这在改革当时，当中的时空是“不能”不发生的“偏至”；而在此时，此地则必须理性，客观地评估，充分估价彼时彼地先驱的奋斗业绩；继往开来，继续改革。而不是以“后见之明”，横加指责，甚至进行荒谬的诋毁，恶意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