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这方面已有些成果，比如湖北在八十年代成立公安派文学研究会和竟陵派文学研究会，并分别编辑出版过论文集。又如广东明清文学方面，黄海章很早就著有《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一书，陈永正又写了《岭南文学史》，还有严明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等，岭南诗文方面的选本也有多种。目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整理《全粤诗》。章培恒指导的博士中就有以研究明代福建、徽州、江西等地区的文学为学位论文题目的。
蒋寅 这类研究还有陈庆元《福建文学史》和陈伯海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但最该写地方文学史的地方却没人写，比如常州，容我说得夸张点，清代诗文史总有四五分之一在常州吧？明清文献太多，先分地域研究倒不失为一种策略。利用地方文献收藏的便利，结合编方志、整理古籍，作些地方文学研究，很值得提倡。最近整理地方文献比较有成绩的是广东、福建、安徽、浙江、山西、山东，江苏就显得薄弱了。各省编刊的地方文献丛书非常有用，有些书如果不是由地方组织整理，只怕再过多少年也无人问津。我觉得，唐宋以前的文学研究到本世纪末将临近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与其大家挤在那儿炒冷饭，不如分头去淘点生米。
曹虹 其实明清文学在许多地方都有独特性，比如少数民族文学就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少数民族文学家崛起的历史看，清代出现了什么新现象？恐怕也不大同于元朝。清代满族诗人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朝的少数民族诗人，宗室乃至皇帝也都爱慕风雅。以有治世之誉的清初四帝而言，除顺治帝作诗不多而未编御集之外，以后三帝都编有文集，乾隆帝诗歌的数量还创了汉诗史的记录。由于满族诗人的加入，诗坛也有了新的气象，比如清诗对帝京街市风俗图景的描写就是比较突出的。随着满族代代定居，清代的北京已成为满汉风俗民情融汇之地，帝都的“京味”是由满汉民族共同营造的，所以满汉诗人笔下这类即景诗颇多，构成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社出过一套“北京景物风土丛书”，收有路工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从中可见文昭、得硕亭等满族诗人的成就。这方面的资料整理与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吴承学 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文学风气的影响相当大。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于文学一般是通过政策的制定来控制的，很少直接参与具体的文学批评。而清代的皇帝不同，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和兴趣直接参与文学批评活动。皇帝御选的诗文，如康熙有《御选古文渊鉴》、《御选唐诗》，乾隆有《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而且各制序文，并以评点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历代诗文总集也是“御定”的，如《全唐诗》、《全金诗》、《四朝诗》、《佩文斋咏物诗选》、《题画诗》、《千叟宴诗》、《四书文》等重要书籍，都是御定钦定的。这些选本及批评，不仅对历代诗文作了总结，也对当时的诗文创作起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也对当时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统治者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应该作为清代文学中的重要专题来研究。
曹虹 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就是康熙文化策略的一大举措，当时最有名的文士，无论是出仕的还是在野的，几乎都涉及到这次事件中。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人际关系都十分复杂，很难用贰臣、遗民这样的概念简单地划分。南明小朝廷直到康熙前期还维系着士人的向心力，许多文学家都和它有关系。
吴承学 南明史研究是明史研究中最为热烈的领域之一，海外也相当重视，但是明代诗文研究者很少把南明文学作为一个专题作系统的研究，可以说也是一个空白点。由于南明时期的残酷现实使直接参与其政治、军事的人很少活下来，再加上后来对南明著作的敏感，致使有关南明的文献变得复杂起来。这也是个需要系统研究的专题。
蒋寅 可以研究的专题很多，横向的除了地域文学，还有家族文学和社团文学，而妇女文学又跨在两者之上。明清两代，妇女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前人已有论述，但涉及的内容还很少。像明代吴江叶氏、山阴祁氏、清代太原张氏、镇江毕氏、归安叶氏、仪征阮氏、莆田梁氏都是一门风雅，诗词文赋兼擅，留下大量作品的大家族。现在研究妇女文学的人很多，为什么没人做做这个题目呢？目前我只见到王英志写了有关随园女弟子的论文。
曹虹 胡文楷做《历代妇女著作考》，其中清代所占最多，达三千五百家左右。断代的妇女文学史在二十年代末就出过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不过，清代妇女文学的丰富资料还值得进一步利用。如果对前近代的妇女创作以及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了解得更为真切，那么对认识近代以来女性文学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成长，将是大有好处的。
吴承学 晚明时代文人社团最为活跃，谢国桢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郭绍虞著有《明代文人结社年表》和《明人的文学集团》两篇长文，都十分重要。当时的文人集团，像复社、应社、几社、豫章社都是兼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于一身的团体，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到了清代，朝廷明令禁结社，这或许也是造成明清文学差异的原因之一吧。另外，在史学界有关东林党争的研究甚多，但文学界对东林党争与明代中后期文人集团乃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曹虹 清代明令禁止结社，禁的似乎是那种有政治倾向的社，文学性的社是不禁的。雷国楫《龙山诗话》曾记广东月有会，季有社，开榜评诗，厚予奖赏的盛况。清人别集和诗话里常有结诗社的记载，刻的集子也不少，什么《消寒集》、《消夏集》之类的，这可以说是清代诗歌的一个特殊内容。
吴承学 研究明清诗文必须将眼界拓宽，必须从世界史的大背景中观照对象。明清两代是中国与外国加强相互联系的时代，明清文学史也应该成为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明清也是中国由原先处于世界先进地位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文学，也必须与其它国家的同期历史及文学进行比较和联系起来研究。
蒋寅 明清两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最发达的时期，洋人带来了洋货，好奇心就在文学里闪烁起来。题咏新鲜玩艺儿是清代诗歌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光咏眼镜和香烟的诗就不知道有多少。东方邻邦的文人也比任何朝代都来得多，中日、中朝、中越文人的文学交流到明清两代才具备了可以做专题研究的材料和条件。
吴承学 已有些学者注意从中外文化交流这个背景来研究明清诗文。早在八十年代初，范存忠发表《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英国的启蒙主义》一文，论及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的人文思想传入欧洲，并对西欧启蒙运动产生作用的问题。而徐朔方《徐渭笔下的西方传教士》一文则论及西方文化传进来之时，“即使像徐渭和汤显祖那样的杰出人物，当全新的事物来到他们眼前时，不管带着多大的新奇和惊异之感，他们却只能以老大帝国的老眼光去对待”。这些探索都饶有趣味，可惜太少。明清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尚未有什么成果，这方面可研究的课题甚多，如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及明清中日交流和来往对文学的影响，都值得研究。这种研究难度比较大，应该有国际汉学的背景和文献资料为基础。
蒋寅 现在陈庆浩已联合多国学者着手世界范围内的汉籍及域外汉文学书籍调查，严绍 、李庆、蔡毅、萧瑞峰、王晓平等正研究日本汉学史、汉文学、中日文学比较，文学所比较文学室周发祥等也在研究世界汉学史的文学专题，他们的成果无疑会促动明清诗文研究向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拓展。
曹虹 两位提到明清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令我们拓宽视野的话题。以中韩关系而言，吴晗汇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对利用域外史籍研究明清史就很有贡献。其实，朝鲜文献中有关文学的史料也不在少数，大量朝鲜文人到中国所写的“朝天录”或“燕行记”等游记，就记载了许多有意思的内容。尤其是大量的笔谈资料，在中国均已失传，但却原汁原味地保留在朝鲜文人的著作中。日本也保存着黄遵宪等与日本文人的笔谈。这些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材料，就是对于清朝作家作品及文风学风的了解，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偶见日本学者藤塚邻的专著《清朝文化东传的研究》，探讨嘉道学坛与朝鲜文士的关系，甚具实证与分析的力度。此外，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有不少汉文诗话和文话，其中往往讨论到明清时期的诗文，也不乏独到之见。目前这些文献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以文话来说，如王水照就曾编过《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其中收录了江户时期两位日本学者的文话，即《拙堂文话》和《渔村文话》。这些书在同治、光绪年间曾一度流传于中国，并在文坛上产生了一些影响。这种文学上的双向交流，是值得作些探讨的。
蒋寅 光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明清诗文研究面临的问题就远比唐宋以前复杂得多。由于明清文学处于古典文学的晚期，又置身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它的任何问题都与多种因素有关，受到多方面的牵制，无法孤立地处理，因此研究明清诗文比起研究以前的文学来更需要开阔的视野，也更需要切合实际的策略。
曹虹 明清诗文研究的深入，可能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数十年来对清代诗文较有条理的研究，似乎颇受文学批评史的带动。明清有建树的文学家几乎都对文学有一套见解，因此从批评史角度的切入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何借助于批评史抽绎出来的一些结论或框架，受其启发而不是束缚思路，则需要斟酌。更多地注意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于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学现象，对于发现更新鲜活泼的问题也许是很必要的。蒋寅说到清代诗文没充分经历时间的沙汰，这一实情也是对研究者鉴别力的挑战。事实上，对某些较有定评的名家的重复研究，是应该尽早避免的。
吴承学 明清两代的文学现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而又与以往任何时代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明清文学的内部研究其总体特征、发展阶段、文学思潮、风格流派等，
还要研究它与汉唐、六朝、宋元等文学时代的承传与出新。清代诗文与明代诗文既有联系又有巨大差异。弄清这些问题，对其它领域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蒋寅 我觉得，鉴于研究条件的不足和研究力量的薄弱，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做些阶段性的成果，比如地域、时段、群体和流派研究。我曾与专攻明代诗文的饶龙隼博士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现有明清诗文研究的论著题目似乎还太大。文献太多，个人精力有限，题目一大就很难深入，只好浮光掠影。最近看到张仲谋的《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是一部很有见解的著作，但题目似乎还是稍大，难以集中深入，比如吴之振编《宋诗钞》与京城风会的变化，本来大有文章可做，但他放过去了。如果只做康熙朝的浙派，可能会好些。那仍然是很大的题目，光秀水、余姚和钱塘，就有多少作家，多少问题啊。也许只做其中一地会好些，就像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很充实。明清诗文里有很多类似的现成题目可以做，除了文学史上已大书的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桐城、阳湖、性灵、格调等等，还有什么吴中四杰、闽中十子、泰和派、虞山派、前后南园五先生、河北三诗人、江南三布衣、关中三李、南北二曹、钱塘十子、燕台十子、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吴中七子、越中七子、高密派、同光派，等等，等等，非要有常宝华念菜谱的本事才能数尽，随便抓一个都是很好的学位论文题目。如果十年二十年内这些题目都得到研究，那么一部相对充实的明清诗文史就有希望了。
吴承学 流派问题应该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真正针锋相对的文学流派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但我们对各流派之间的关系还注意得不够，而且也过于简单化了。前后七子，就以“复古”二字以蔽之，公安则“性灵”，至于他们理论的复杂性和内在联系，比如复古主义所隐含的性灵说与反对理学，就注意得不多。
蒋寅 不光是流派，每个时段的文学思想也是不同的，有时尖锐对立，有时又趋向融合。比如清代嘉、道间的文学思潮就以融合为主流，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已把握到时代的脉搏，诗学里也有同样的倾向，它们都是与学术思想的大趋势相关的。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创作与理论脱钩的缺陷。研究创作的人只注意文学表现，研究理论、批评的人只关心理论主张，双方都缺乏对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关注，而且又缺乏对文学活动过程的深入研究，不免为一些表面的问题所迷惑，得出皮相的结论。王渔洋门人郎廷槐就说过，许多人平时高谈汉魏，自出手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罗宗强曾指出，一个时代更真实的文学观念往往不是表现在理论中，而是表现在创作中。这在明清诗文研究中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曹虹 我们看明清人论文谈艺的资料，很容易看到不同的人谈论同一个对象，而各自切入的角度或引出的结论则未必相同，这样的地方往往可资比较。创作上也常有不同的人写同一人事的，罗东升等《清文比较评析》一书着眼于这样的创作状况而选文评析，不失为明清文学鉴赏的一种有效方式。除了明清诗文内部的比较研究有必要加强，在更大的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也是值得拓展的。《文学遗产》1988年刊载的吴兴华遗作《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是这方面的出色尝试，他结合中西文学原理的恰当比较，对骈文的文体功能以及清代骈文的特色作了生动的说明。真正学贯中外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有魅力的。
吴承学 明清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是与理论、批评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也都有斗争，而且很激烈。研究各种流派首先应从其创作出发，不能光看理论。明清两代的诗文创作又各具特点：在明代，一切似乎都用极端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较少四平八稳的东西，这与清代集大成式的总体上的平稳和理性有所不同。明人的说法常容易引起非议，但也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在这方面，明人似乎有点像严羽，说话总是斩钉截铁。对明人的理解应该得意忘言，像何景明《杂言十首》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或者像李梦阳说不读唐以后书之类，都只能理解其内涵。
蒋寅 还有，在评价上也要注意，杰出的理论家一般只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老生常谈不屑于措口，但这决不表明他们反对那些东西。过去我们一看到批评家不谈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就说是形式主义，殊不知有些开篇就高倡“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反而只是做做幌子，别有用意。
曹虹 研究明清诗文困难极大，文献数量多且复杂，具有集大成式的特点，可借鉴的成果很少。而研究明清诗文，仅懂得明清诗文还远远不够，以前的文献也非熟知不可。大凡研究宋以前文学史的学者，敢说通读了该读的书，而研究宋以后的几乎无人通读，明清诗文尤其如此，所以研究明清诗文非博雅之士不可为。
蒋寅 一般认为研究古典文学前难后易，古难近易，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前者只不过是难以提出新的见解，后者有时竟不知提什么见解。研究后面的必须熟悉前面，否则源流不明，无从把握批评的尺度。看研究明清诗文的论著，常看到将唐宋人的滥调当新见来推崇，正见出文学史修养的缺乏。研究明清诗文的确需要钟嵘说的“披沙拣金”的手眼。
吴承学 关键是要阅读大量的原著，明清以来的诗文评只能作为研究的参照，而不能作为研究的起点，更不能作为研究的结论。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受传统诗文评影响过大，尤其对明清诗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前人诗话的观点，剿袭成说，聊作敷衍。套用王士禛一句诗，就是：“耳目纷纷说开元，几人亲见明清诗。”
蒋寅 正像明清诗文的难于研究一样，对研究的评论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三人的漫谈也只是个人闻见所及和日常所思，难免挂一漏万。如果我们的意见能使学界对明清诗文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那就很让人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