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一生有不少朋友，严武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们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尤其是杜甫居成都期间，严武在生活上曾给杜甫以切实的帮助，杜甫也曾应邀入幕，二人关系空前密切。但是，他们毕竟在地位、性情上都有很大差异，关系也不见得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好，而有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也正有多种史籍记载，杜甫曾有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这些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说法不一，已经易滋疑惑，叙述过于生动，更是有小说家虚构之嫌。因此，历来就此加以讨论的人不少，大约是出于为敬爱者讳的好心，讨论者基本上都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主张本无欲杀之事（注：如仇兆鳌就认为：“初无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按即《新唐书》）信以为然。”）。既然事情去今已远，我们无法质诸当事人，事情真相谁也不能凿然言之。我们也是愿意效法前人的，但是，细读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当年杜、严之间没有发生过酒后“睚眦”一类的事情，或者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小事一桩，那么，有些现象就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杜甫要那么坚决地辞去幕职？同僚的排挤就足以解释吗？严武死后，杜甫为什么没有写出像得知苏源明、郑虔、高适、房琯等人死讯后那样动感情的诗篇，而只是一篇礼节性的《哭严仆射归榇》？要知道，杜甫哭悼苏源明、郑虔、高适、房琯的诗篇都是作于他辞幕前后一段不长时间内的。相应地，有些诗篇，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莫相疑行》、《赤霄行》等，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
本着“知人论世”的想法，我们通过逻辑的可能性和诗歌的解读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不但发生过“睚眦”，而且这“睚眦”还不是小事一桩，杜甫酒后失言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是完全可能的。
二
杜、严是世旧，应该从小就相识。杜甫长严武十四岁，论理二人的关系杜甫处于主动地位，但是严武少年得志，官场地位一直比杜甫高，加之他“颇自矜大”，为人倨傲，杜甫对他总有敬畏的成分。这从现存杜诗中最早跟严武有关的诗篇里就可以看出来。《奉赠严八阁老》：“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秒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诗作于至德乾元间(756-760)杜甫为左拾遗时，当时严武为给事中。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关系中的礼数之隔。这种因官场地位而致的隔阂，在杜、严的交往中，一直未能摆脱。杜甫在成都，严武第一次镇蜀，杜甫有这样的诗句：“（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又有多次言及礼数。例如：“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立秋雨院中有作》）“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严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杜甫跟高适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道吾真。”（《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这是杜甫与高适关系的真实写照。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秋至天寒，一家老小衣食出现问题，他托人给高适捎信，就直言不讳：“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需要指出，高适不但官场地位比杜甫高，年龄也比杜甫长十一岁。杜甫在严武面前的拘谨，是不正常的，原因当在严武身上，从杜甫作于秦州时期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诗看，杜甫对严武是一往情深的。“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往昔情谊，久萦心怀；“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更是一番瞩望殷殷。严武对杜甫，当然也是关心的，愿意帮助的。一到成都（以御史中丞拜成都尹），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也算有礼贤的姿态了。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先后两次向朝廷举荐杜甫，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拒绝了，次年（广德二年，即764年）六月，严武又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为杜甫一生最高官衔。但是，严武毕竟让杜甫感到了拘束，他们的友情始终没能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琯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
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温柔敦厚”。历经坎壈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因为友人未能及时接济，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但总的来说，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杜甫是满意的。他写了不少记录自己一家富有乐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诗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满了人间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居处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眼见有风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这时期诗作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当为心声流露。所以，严武首次镇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严武为成都尹只有半年时间，否则，就很可能像后来他任剑南节度使时那样闹到不愉快的地步，杜、严“睚眦”事件就会提前发生。
杜甫在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应邀入幕，不少研究者都偏信了杜甫辞幕时的两句诗：“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武第一次镇蜀时为劝杜甫出仕，作了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鵔鸃冠”等句，很快就被杜甫谢绝，他的答诗里就有“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等句（《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严武劝仕之意大约曾表达过多次，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以说，在严武第一次镇蜀期间，杜甫确实是绝意于仕进的，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但是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入京，反映出当时形势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注：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第409页。）。因此他的心情不再平和，变得激烈，又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例如：“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铦》），“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愿问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有感五首》之五）。“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的隐逸心情一去不返，又关心起军情国事来，“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在阆州，他接连写出一组关心西疆军情之作：《对雨》、《愁坐》、《警急》、《王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思君恋阙起来。“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这一回杜甫的入幕，实在不见有推辞之迹。
入幕之初，杜甫也确实有好好干的想法。这从他打消去蜀的念头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往来梓、阆的一年半时间里，杜甫曾多次说过离开巴蜀前往吴楚的话。例如：“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别离终不久，宗族忍相遗”（《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大约是在章彝的帮助下，杜甫得到了一艘小船，“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要不是严武被委任为剑南节度使再次镇蜀，这一回很可能就成行了。后来入幕之后，杜甫也表示过去蜀的想法，如：“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之二）但入幕之初，
约在广德二年(764)夏六月某日陪严武观看骑兵试用新旗帜时，打消了去蜀之想，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我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扬旗》）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完全是因为不合本性，受到拘束。这些不过是说得出来的理由，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说不出来的理由：杜甫与严武发生了矛盾，具体的爆发就是那次酒后的“睚眦”。
人们很容易把杜甫的辞幕归因于他的居幕不乐，不乐有二：一是爱自然的天性受了拘束，二是幕中同僚不睦。这当然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例如“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可以理解为天性受拘；“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则明示同辈不合、为同列少年所侮。两种原因加在一起，更是加强了杜甫“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想法，使他坚定了辞幕的决心。历来的注家、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这当然说得通，而且很堂皇。但是，堂皇的事情，往往另有隐情。隐情自然不能一遍遍地说与人听，但是杜甫毕意不是什么事都深埋心底的人，难免会于不经意间泄露到诗作中。
杜甫与章彝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章彝原本不是杜甫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因为严武，很可能是严武离蜀时将杜甫托给时任梓州刺史兼蜀州留后的章彝照顾。杜甫在梓州期间受到了章彝的诸多照拂，交往也较为频繁轻松。从现存杜诗看，章彝曾赠杜甫桃竹杖（《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他们曾同游山寺（注：杜甫《山寺》诗原注：“章留后同游。”），杜甫常在章彝府中吃饭，坐骑也是章彝所赠（《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章氏曾有荐举杜甫的意思，杜甫《奉寄章十侍御》“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从杜甫的“反言以讽”（杨伦语）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杜甫对章彝似乎也有不错的印象，《冬狩行》一诗对章氏的治军有方颇多赞美之辞，例如“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这样的关系，依着杜甫的脾性，日后章彝为严武所杖杀时，杜甫不可能不为章氏抱屈、说话，而这又一定会招致严武的不满。史籍中“章、杜同杀（杜因武母得救）”的情节，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是杜甫酒后失礼和严武杖杀章氏未必同时发生，要是那样，杜、严之间就有两次“睚眦”了。差点被杀的是杖杀章氏的那一次，而不是酒后失礼那次，有如《新唐书》本传所载的那样。
新旧《唐书》杜甫传均耿耿于严武去江村访草堂时，杜甫“有时不冠”或者“时或不巾”，斥为“傲诞”。王嗣奭回护杜甫，在《有客》一诗“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下予以反驳：“余谓情亲之人，当在病中，犹正巾以接之，安有不冠见严中丞之理？”（《杜臆》）其实即使杜甫真的有一二次“不冠”或“不巾”见严武，也不能说明他“傲诞”，而只能反映出官史修撰者有强烈的礼制意识罢了。
三
先看他的居幕诗。现存杜诗中，可以根据诗的意思明显看出是居幕期间所作并且内容跟居幕有直接关系的作品有如下十余首：《扬旗》、《立秋雨院中有作》、《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到村》、《村雨》、《宿府》、《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严郑公阶下新松，得沾字》、《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得忘字》、《初冬》、《至后》等。从写作时间上说，这些作品始于广德元年(763)六月，止于同年冬天。除了几首应酬之作外，这些作品透露了如下一些信息：入幕之初，杜甫是有兴趣、有决心的，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冲撞了严武，跟同僚相处也不愉快，感到了幕府生活的拘束，于是怀念起了江村草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对参幕完全灰心，多次辞幕，终获如愿。杜甫入幕的原因除了严武的邀请之外，还有为朝廷靖边，为自家生活两点。《扬旗》一诗充分反映了杜甫入幕的兴奋心情，诗的后半有如下几句：“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可见这时候杜甫是决心效力戎幕的。为自家生活入幕，这是杜甫在对居幕失望之后说出来的：“稻粱须就列”（《到村》）。为报严武的知遇之恩而入幕这一点，杜甫曾说过几次，例如：“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到村》），“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幕府生活失望，大约始于初秋时分。“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到村》），“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至后》），自秋至冬，杜甫就一直在这种失望与惆怅中参与幕府，做他的节度参谋，直到次年正月初三日严武准了他的请辞。
居幕期间的诗作中，有两首值得特别注意：一首是《立秋雨院中有作》，一首是《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立秋》全诗：“山云行绝塞，大火复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已费清晨谒，那成长者谋？解衣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这是一首记叙性的诗，前四句交代时间（七月）、处所（“华屋”）兼写景（山云、飞雨），五、六、七、八句表达自己愧疚之意，“借前筹”指自己为节度参谋，“长者谋”指为严武出谋画策，“清晨谒”当指严武清早看望过杜甫。九至十二句写自己病中休养情景。十三、十四两句当指严武的宽解和节候（立秋）使自己感到身心为之一爽。末二句当指严武回去处理军务，而自己获准回家一趟。整首诗脉络清楚，每句的意思也不深奥，只是我们不了解其来龙去脉，杜甫为什么要表示愧疚？严武为什么要清晨看望杜甫？“礼宽”具体指什么？一概不清楚，因而整首诗的意思反而有些不知所言。李子德云：“高人入幕落落难堪，触事写之，自有其致。”（杨伦《杜诗镜铨》引）“触事”触的到底是什么事呢？我们不妨假定：这事就是因杜甫酒后失礼引起的那场“睚眦”。杜甫愧疚，说明他自知失礼，并且内心感到了不安。严武前往宽慰，说明严氏在“睚眦”事发时亦有激烈表现，例如怒至欲杀。《遣闷》一诗不妨看作杜甫向严武提交的辞呈。“白水渔竿客，清秋鹤发翁。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一上来就声明自己是江湖老翁，不该入幕任职。接着，摆出了种种理由。幕府中纪律礼制太严格，“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身体有病，“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年老体衰又与同僚意见不侔，“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等等。然后说自己当初答应入幕，是出于与严氏的友情，“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说自己想念草堂景物，希望能回去修葺荒芜了的家园，又叹自己在幕中的拘束之苦，等等。最后二句“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简直就是哀求。张溍谓：“物色，物之本色，谓得全其闲旷之本色也。”（杨伦《杜诗镜铨》引）但是我认为，这“物色”恐怕不只是指“闲旷之本色”，也指性命。因为“倚梧桐”显系化用自《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众所周知，庄子是讲“保命”“尽天年”的。说得明白一点，杜甫是担心往后再有所触犯而遭不测。
辞呈是在“睚眦”事件后，经过一段回草堂暂住的思考提出的。写作《到村》时大概已经打定主意要辞幕了，但是立即提出显然不合适，于是他就在心里作了一个计划：“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杜甫的辞职报告自然没有立即获得批准，因此，他在节度使府中过了一段苦闷无聊的日子。终于明白自己入幕府的初衷完全幻灭，“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初冬》）“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
《莫相疑行》和《赤霄行》二诗一般认为是杜甫辞幕回草堂后的追叹之作。两首诗明显地是在为同一件事愤愤不平的心情下一气作成的。《莫相疑行》由目前的年老体衰忆起当年文采飞扬的情景，在本该作今昔之叹的地方，他却转向对同僚的不满和告诫：“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作完《莫相疑行》，杜甫大约消掉了对浇薄后辈的愤激之气，冷静一些之后，又反思自己的态度，既为自己大志被人误解感到失望，又对自己前此的激烈情绪作了检讨，作了自我安慰：“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如果说前一首重点在责人，那么后一首的重点则是慰己。责了人又慰了己，这件让他愤慨了许久的事情，就算在杜甫内心作了个了断。论者多认为这两首诗是因同僚少年轻簿侮慢而起，就诗论诗，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诗后透泄出的深切愤激情绪看，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也许我们可以稍作引申：诗中也隐含了对严武的不满。对少年同僚的侮慢，很可能根源于主将（节度使）的态度，严武真正尊敬的长者，当不致于受同僚们的侮慢；既然辞归，少年同僚的不敬，实在用不着那样大动肝火；杨伦说少年同僚的态度是因为严武对杜甫“相待特优”（《杜诗镜铨》“莫相疑行”下），也有讲不通的地方，首先“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既非实职，品位也并不高，只是从六品上，按照“官至五品，皆升士流”（《新唐书·李义府传》）的说法，杜甫此职，未入“士流”，似乎不值得“见忌”；其次，严武荐举杜甫是在杜入幕之初，此后未见有任何荐拔之事，诗酒唱和、生活上予以关照，少年同僚也未必妒忌；实际上，从严武做成都尹时劝杜甫出仕的诗《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中，不难看出严武本人对杜甫以诗赋自负的不以为然。因为对严武的不满很难明白说出，只好借对同僚少年的不满一表内心幽愤。
杜甫辞归前后的几首悼亡之作也有助于了解诗人跟严武“睚眦”之后的苦闷心情。这些悼亡诗包括《怀旧》、《哭郑司户、苏少监》、《闻高常侍亡》等，都作于出峡之前。三首诗皆是感情深挚之作，见出杜甫对苏源明、郑虔、高适的怀念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首诗都有一种同样的情绪：友死己孤。《怀旧》的“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哭郑司户、苏少监》的“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存亡不重见，丧乱独前途。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飘零迷哭途，天地日榛芜”；《闻高常侍亡》的“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无不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作这些诗的时候，严武应该还活着。对亡友特别的怀念，有时候不妨理解为对活着的朋友的失望。
探索杜、严关系，《哭严仆射归榇》当然是重要的一篇。全诗为：“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把这一首跟悼亡苏源明、郑虔、高适的那三首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杜甫感情的彼厚此薄。虽然末二句也可见出杜甫的哀伤，但到底不免于空泛，欠真切。同时朝廷大臣，高适死了，他痛惜朝廷失人（“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严武死了，无一语及此。我们知道，前此两年多，杜甫送严武由成都尹任上奉召入京时是说过“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的话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可见那时杜甫曾对严武寄予愿望。假如我们再拿这首《哭严仆射归榇》跟他作于不久之后的《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作个比较，也不难得到一个印象：《哭严仆射归榇》实在太像礼节性悼亡之作。悼亡房琯的两首诗将悲房与自悲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用情极深、极真，可以跟悼念苏源明、郑虔、高适的那几首相颉颃。单独地看《哭严仆射归榇》，“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二句颇堪玩味。把武母之贤与严武昔日部属的前恭后倨相对比，当然有悲慨人情世态的意思，我们却不妨由此稍加追问：严武母亲一向贤明，贤明在何处？杜甫赞她，会不会跟从前也曾有恩于他（例如，在严武欲杀他时，她的“奔救”）有关？部曲在严武死后的变态正可活画他们在严武生前趋附的嘴脸，这又可以佐证我们幕中此辈的轻侮系效法自严武本人对杜甫的态度的猜想。
仇兆鳌在批评《新唐书》杜甫本传说严武对杜甫的失礼曾怒至欲杀时，引证《哭严仆射归榇》的“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和《八哀诗》的“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等诗句，认为：“若果有欲杀之怨，不应眷眷如此。”（注：《杜诗详注》卷十《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下。）这也不难解释：第一，严武对杜甫毕竟是恩大于怨；第二，“睚眦”原来就是突发事件，杜、严失谐并非源于积怨，突发事件，易怒亦易消，再说杜甫也不是没有发过怨言；第三，这也正可见出杜甫是珍惜友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