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虽用骈文书写，文字上的表达还是很清楚的，时人却每求之过深，时而流于穿凿。即以《文心雕龙》这一书名而言，就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一些研究工作者不按原文的意思作解释，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一
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把他放在生活的特定年代加以考察。他和同时的人，因为生活背景一样，认识问题时也就必然会有相同之处。当然，一些伟大的人物其成就往往超出侪辈甚远，但也不可能遗世独立，与众截然有异。这就是历史人物的时代性。考察刘勰其人，亦应作如是观。
《文心雕龙》这一书名，刘勰在《序志》的开头就解释得很清楚。文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前后两层意思分得很清楚。前言“文心”，乃“言为文之用心”；后言“雕龙”，乃因自古以来之文章以雕缛成体。这就是说，他在撰述之时，是分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进行探讨的。
这是魏晋南北朝人共同的做法，亦即反映了这一时代一些杰出学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曾有主从关系，文学见解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在《文选序》中阐述选择文章的原则，以为六经体制尊崇，不能芟夷剪截；诸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只能弃爱。言辞、史籍，与篇翰有异，也不能录取。萧统行文至此，笔锋一转，云是：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选》内选入了很多史籍中的“赞论”、“序述”，这类文字因为具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也就有异于经、子等类文字。“沉思”与“文心”相通，“翰藻”与“雕龙”义近；前者乃言“文心”独运，后者是说灿若“雕龙”。可见萧统、刘勰讨论文学问题时，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理解的程度，颇为一致。
萧统说的“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综辑”、“错比”涉及“沉思”的问题，“辞采”、“文华”也就是“翰藻”的问题，萧统始终抓住文思与美感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魏晋南北朝人常用“事”、“义”二词。二者既可分用，又可合用。《文心雕龙•事类》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刘勰以为作家除了依靠才情写好文章外，还得援引事例为文义提供证据。这当然是这一时期的人普遍重视骈文而提出的要求，因为引用古事旧辞乃是写作骈文的要著，也是显示作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事类犹如作品中的重要材料。因此，“事出于沉思”乃言作品中的材料出之于深沉的构思，“义归乎翰藻”乃言文义的表达出之于华美的文辞，据此亦可觇知萧、刘二人用辞之一致。
我们再把目光扩大，推向前朝，也可看到同样的见解。汉末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云：
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艺文类聚》卷十六)
卞兰用“沉思”、“华藻”二词来形容曹丕的创作，其用语与见解和萧统之说完全一致。
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赞》中说：
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这里是把文学创作自构思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作综合考察。“情志既动”是说作者萌发了创作的要求，“抽心”即言为文之用心，“呈貌”乃指文章美感之外观，因为文章之貌“非雕非蔚”，并非具体的雕琢与描绘，但都形象鲜明具体，似乎触手可及，故亦“篇辞为贵”也。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称《后汉书》中的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谈，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这又与《文选序》中的提法一致。所谓“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写作这类文体，即在创作美文。文章的特点，可以“沉思”、“翰藻”标示。讨论这类文体，也可说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内中文字，亦可视作“群言雕龙”。
范晔之前，还可以补充《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记载。卷二中有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文字，自序其撰文之心得，云是：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此即所谓“赋心”、“赋迹”之说。赋心，即言为文之用心，因为“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赋迹，亦即言“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而这也就是萧统所提出的“沉思”、“翰藻”。
魏晋南北朝人都很崇拜司马相如一辈文人，他们每托之前人而表达个人的看法。《西京杂记》中的这一记载，实际上是葛洪一流人物的见解①。
下面还可再举一个假托古人而抒怀的生动事例，借与上说互证。《文选》卷十三载谢惠连《雪赋》曰：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召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其后谢惠连在司马相如名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这篇《雪赋》。这种假托古人的做法，还是铭刻着魏晋南北朝人的深刻烙印。“秘思”即“沉思”，亦即“文心”之谓；“妍辞”即“翰藻”，亦即“雕龙”之谓。各家措辞不同，其实质则无差异。
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人探讨文学问题时大都是从构思与美感两个方面着手的。刘勰为其著作命名，正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但他由此深入阐发，完成了《文心雕龙》这一皇皇巨著，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也是其超出侪辈之处。
二
古人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刘勰以此作为书名，首先说明“文心”一词乃“言为文之用心也”。“心哉美矣，故用之矣。”这在历史上也有根据。因为涓子(环渊)的著作即取名《琴心》，王孙的著作即取名《巧心》，前代已有先例。这就说明，刘勰采用“文心”一词作为书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刘勰用作故实，也就是《事类》中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其后他又说到“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可知雕龙之说也是用的一个典故。
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刘勰在“援古以证今”的做法上是有保留的。他举“驺奭”为例，只是用作反面教员，实际上是要摆脱与他的联系。例如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中将上文译作：
从古以来的文章，都是雕章琢句文采纷披，因此书名又叫“雕龙”，难道只是由于驺奭的绰号叫做“雕龙”，所以采用了它吗？②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中译作：
其次是文章的写作，从来都是以精雕细刻和文采丰富为法的，这正如雕镂龙纹一般，我因而又称这本书为“雕龙”。过去大家曾以此来称赏驺奭的文采，但我难道是采取这样的用意，表示自己也富有文采么？③
刘勰的态度似乎很微妙，一方面以为文章贵修饰，一方面又坚决与驺奭划清界限，以为没有受其影响，“雕龙”之说与前代的故实无关。
这几句话中的是非曲直，问题出在对“岂”字的理解上。
“岂”字为古文中常用的词，一般作“难道”解，《序志》中此句句末加上“也”字，更加强了反诘的语气，实际上是增加了肯定的分量。因此，此句应该译作：“难道不是有取于驺奭的群言雕龙么？”可知刘勰于此决无轻视驺奭乃至想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意思。
按《文心雕龙》中同类例句甚多，今摘引数则如下：
《诔碑》：“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疏光武而改盼千金哉！”
《杂文》：“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
《才略》：“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延寿继志，瓌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
这类句式，“岂”字均作“难道不是”解。这是常见的用法。郭、赵等人均以学养深厚称，为什么不能求得正解？看来这不是在词义的理解上有问题，而是对刘勰的文学见解求之过深。他们把刘勰视作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超人，以为不会去引驺奭等辩士为同调，也不可能以其主张为理论根源，实则这是不符实情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后人很少有从负面的角度去加以接受的。
《文心雕龙•时序》曰：“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爽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可见刘勰之看待这一时期人物，也与他人一致。他对战国时期学术风气的介绍，与《史记》中的记叙是一致的。
魏晋南北朝人重视文学形式的华美，故而援引“雕龙”一词时，都寓赞颂之意。蔡邕《太尉乔玄碑阴》曰：“威壮虓虎，文繁雕龙。”范晔《后汉书•崔骃列传》赞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任昉《宣德皇后令》曰：“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龙，而成辄削稿。”江淹《别赋》曰：“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可见其时文人都把“雕龙”一词作为美文的代称。刘勰以此作为书名，正是时代风气的反映。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于“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下批曰：“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④阅读《文心雕龙》，确应把握这一原则。刘勰毕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处在普遍追求美文之时，自会采择“雕龙”之说，但他又受玄学的影响，故又重视自然之说，从而反对过甚过泰。
张长青、张会恩在《文心雕龙诠释》中说：
刘勰认为，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重视文采修饰的，但修饰文采是为了表现义理，而且要顺乎自然。不能像战国时代的雕龙奭那样，修饰太多，雕琢过分，流于矫揉造作。这是针对六朝浮诡讹滥的文风而发的，是富有战斗性的。⑤
这种看法，与郭、赵一致，反映了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一种现代人的意识，即以目下文学理论上的要求来要求古人，从而扭曲了刘勰的观点。郭、赵等人的看法，也是由此出发而有违《文心雕龙》原文本意的。
三
前此讨论《文心雕龙》书名的文字很多，其中当以李庆甲《〈文习雕龙〉书名发微》一文用功最深，创获亦多。他把学术界在刘勰运用“雕龙奭”这一典故时究竟持肯定的态度呢，还是持否定的态度，归为三种不同意见，从而进行分析，并对其他各种异说一一作了评述。材料充分，考察全面，很有说服力，本文论述这一问题时也参考了他的意见。但他对“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一句的解释实际上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他把“岂”字的用法分为“否定副词”与“推度副词”两种，以为刘勰在这里用作“推度副词”。这一种看法，不知参考的是哪一位语言学者的意见？
现在看来，似乎应当参考杨树达在《词诠》中的意见。若按该书所说，刘勰句内的“岂”字应当定为“反诘副词”。杨氏云：“岂，宁也。无疑而反诘用之。”⑥样也就可以求得正解了。假如把“岂”字视作推度之意，那对刘勰是否接受驺奭“雕龙”之说仍然有存疑之意，这样也就与否定之说相去无几了。
李庆甲对此书名作出的解释，也有继续加以推敲的余地。李文曰：
笔者认为“文心”与“雕龙”二者联系紧密，不是互不关联；它们之间是主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是探讨文章写作的用心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即论述文学创作的原理之谓。“文心”一词提示了全书的内容要点，在书名中处于中心位置。“雕龙”一词出典于战国时代的驺奭，所谓“雕镂龙文”，本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形容其文采富丽，另一个是极言其功夫精深细致。刘勰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典故的，他在书名中所说的“雕龙”，主要吸取了后一层意思，用以说明自己这部书是怎么样地“言为文之用心”的。这就是说，“雕龙”二字在书名中处于从属位置，它为说明中心词“文心”服务。如果串讲，“文心雕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用雕镂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文心雕龙》的书名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文术精说》。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确实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名实完全相符。⑦
这种解释之中，有很多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地方。要说“文心”一词提示了全书的内容要点，“即论述文学创作的原理之谓”，则又从何看出？无非是在使用增字解经的方法而自创新说罢了。
滕福海在《〈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一文中说：
总之，“文心”提示了全书内容的要点，“雕龙”标明了该书形式的特点。“文心雕龙”就是以雕镂龙文般华丽的文句和精美的结构，去论说文章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以为，该书书名可翻译为：华美地阐述为文之用心；或者径译成：美谈文章精义。⑧
李庆甲评论此文，以为作者“理解到‘文心’与‘雕龙’二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属主从结构，‘文心’是中心词：这一些都是正确的”。但他对“‘雕龙’标明了该书形式的特点”之说还有保留。实则李庆甲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颇有进退失据之势，因为他也承认“雕镂龙文”本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形容其文采富丽，另一个是极言其功夫精深细致”，刘勰文中既有前一层意思，那不就承认“雕龙”具有形式的含义了么？而他强调刘勰“主要吸取了后一层意思，用以说明自己这部书是怎样地‘言为文之用心’的”，那又不像是张国光在《〈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一文中所说的：“缀上‘雕龙’二字”，“简直是画蛇添足”⑨
应该说，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意识，刘勰取书名时未必如此考虑。
骈文两两相对，开合成势，光从结构上看，很难发现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因此，骈文作者阐述一对对相应的概念，介绍其中的关系时，都要加上其他阐明作者主见的文字。
《文心雕龙•情采》中多方面地讨论了有关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问题，里面的一些文字，也是两两相对，用骈文的标准格式分别阐述“情”与“采”的内涵，但当涉及二者的关系时，则又明确地说：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上述文质、辞情之间的有关文字，确是可以看出主从的关系，但“文心”、“雕龙”二者不同，很难归入“内容”“形式”的范畴，无法判定其为主从关系。因为解释“文心”、“雕龙”两个概念的这一段文字中再没有加入什么阐述二者之间何者为主何者为从的文字。
这里还可以附带讨论一下有关《文心雕龙》书名的翻译问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施友忠教授将此译为“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即将书名直译成“文学之心与龙的雕刻”⑩这种对号入座式的译法，几乎遭到国内学者的一致否定。实则平心而论，施氏此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简捷办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人们用当下的白话表达方式本难反映魏晋南北朝人行文时的神韵。如上所言，刘勰本来就是分从构思与美文两个方面着眼进行考察的。《文心雕龙》这种标题方式，采取的是骈文的标准格式，根据时人的文学观念，对举成文，这与现代人取书名时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自然难被信奉现代文学理论的当代学者所接受。
如何沟通古今？范晔“抽心呈貌”之说的表述方式似可考虑，因为这既不违刘勰的原意，“文心”与“雕龙”之间的关联似乎也紧密了许多。
总结上言，可知今人研究《文心雕龙》之易生误解，往往是用现代人的意识去规范古人，又不重视骈体文的写作特点，不能把问题回归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学术环境中去考察。
注释：
①参看拙作《〈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原载《文史哲》1990年第4期；后载《周勋初文集》第三分册《文史知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文心雕龙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8页。
③见《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412页。
④见《〈序志〉第五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218页。
⑤见《文心雕龙诠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352页。
⑥见《词诠》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0—221页。
⑦见《文心识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3页。
⑧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文史信箱”。
⑨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⑩此书为第一部英语全译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施氏于1970年时又将之改为中、英文对照本，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