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既可以理解为“传统呼唤我们去对什么进行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应对传统进行改革”。而之所以选择了它，恰是因为它一题摄二义，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献学”联系在一起，谈论学科的现状、发展，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功底”。如果再细加分析，所谓“功底”又有两个指向，一指研究者的素质，一指研究工作的方法、路数。前者主要是人材培养问题，事涉对教育现状的某些方面的审视与估价；后者则关乎对两个学科现状的认识。就前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呼唤对教育的改革”；就后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的现状应进行某些改革”。以下便从这两个方面略陈芹曝之见：
人材的培养视其社会功能而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有的应侧重动手操作，有的则侧重理论分析；有的强调社会活动能力，有的则强调个人研究能力；有的知识结构应博而杂，有的则应专而深，等等。我们所讨论的两个专业无疑是需要知识结构专深的人材，尤其是基础，理想一点讲，“根到九泉”方为好。正是有见于此，才有了八十年代关于“童子功”的设想与实验（注：八十年代初叶，一些老先生共同提议，在小学设立国学专业班，课程设置等均另起炉灶。不果。）。但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在“经贸为先”的时代氛围中，过于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的路是注定走不通的。我们所能做的是，研究在现行学制和课程体系的大框架之下（这就意味着不能存从中小学便开始读线装书之类奢望），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采取的举措。
问题一：中小学语文教学在“应试”的指挥棒下，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直接影响到传统学科的后备人材。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近一两年来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有争议），但大多止于对学生一般阅读、写作能力的担忧，似乎还没有人来替我们讲话。而若站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立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看到的：1.由应试导致的机械训练，使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的实际水平，以及所接触的文言文篇数均大幅度下降。2.学生的文学感受能力，以及连带而生的文学兴趣皆有明显削弱。上游如此，大学中文系的生源水平可想而知。
问题二：相当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在教改中出现“大文科”倾向，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中文系学生的看家本领。目前，大学本科的总学分多在150上下，其中政治、外语、计算机、 高数等共同必修课约占三分之一，所余专业方面课程只有100学分左右。 而中文“本工戏”的必修课十门上下，如果再加上为“拓宽口径”所设的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课程，必修课便有十五、六门之多。在这种“课多时少”的情况下，顺理成章的办法自然是削减每门课的学分与学时。如有的学校数年之间，“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学分由20而16，由16而12，由12而终至于8； “古代汉语”课则由10减到了4。据笔者所知，这不是个别现象。 应该说“拓宽”初衷是很好的，问题在于要从实际出发。不可回避的是，在总学分、学时限定的前提下，“宽口径”与“厚基础”彼此矛盾，若只顾“拓宽”，势必出现“减厚”，此鱼与熊掌之关系也。中游如此，两个学科未来博士生的“功底”可想而知。
说到举措，既有“肉食者”的责任，也有一些我们可以介入也应该介入的余地。中小学方面，我们虽鞭长莫及（其实，鞭亦不长），但不妨加入呼吁者的行列。至于大学的问题，同仁们的责任便无可推卸了。愚以为，中文系的教学模式不必划一（注：主要指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本工戏”、“看家本领”还是要强调的。至于上述矛盾，似可这样解决：专业必修课减少门数增加每门学时来“厚基础”（注：南开的作法是，专业必修减至7门，而古代文学学分为16， 古汉语学分为10。仅供参考。），而“宽口径”的问题放到选修课中解决。当然，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此不劳在下哓哓也。
再说学科本身的改进（或曰改革）问题。诚然，根基不厚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游谈无根之作亦时有所见。不过，这些问题已为同仁们所共识，且经大家努力已有相当的改进。而另一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似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个人化。其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
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这既体现于研究选题，也体现于研究旨归。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狂热后的消歇，文化争论的反拨，对经济潮的无奈，等等。对于一介书生来说，这也实在无可深责。但是，古代文学研究毕竟是文学研究，完全没有情感的投入，“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是会影响这个学科活力的。另一方面，你逃避社会（无论有多少理由），以荒江野老自居，社会也必定加倍远离你。虽说“心远地自偏”“固所愿也”，但我们所珍爱的学术领地疆域日蹙，我们所看重的传统传薪乏人，恐怕是所有同仁不愿见到的前景。
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粱谋。或为职称，或为阿堵，或为浮名，原因虽异，表现却同。大要言之，有的作文章写书撇开原始文献，一概二手材料；有的并无固定见解，为皂为白全看当时需要；有的一味求新求异，只要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全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更有甚者，以纂、攒为能事，上者偷意，中者偷句，下者偷章节，哪怕是熟人同事，一样挦撦殆尽。无论何者，有一点是共同的：不肯从基础做起，下一点扎扎实实的功夫。
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而对于我们的学科来说，假如完全脱离了社会，完全成为研究者私人的事情，那么无论你自我消遣而陷溺于文献，还是沽名射利而无视文献，学科都将是无法发展，甚至是难以生存的。
以上或不免于偏颇，唯思“变则通，通则久”之义，故贸然陈之以就教于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