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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龙:《诗经》恋歌与布依族情歌比较

  

从狭义上讲,情爱是人类一种生物性的本能意识。从广义上说,情爱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恋,相互追求、相互结合,以及共同生活,包含着丰富多样的社会内容。如爱情的表达、追求的方式、结合的过程、社会发展对情爱的影响等,无不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社会越向前发展,情爱受社会的影响越大,情爱的内容越丰富多彩,形式也呈现多样化。

     《诗经》恋歌与情爱文化发生

   情爱被认为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表明情爱和文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然,情爱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和文学并蒂共生。文学最初没有情爱色彩(如古代神话),情爱起初也没有文学形式(情爱活动)。在中国,情爱和文学的结合可上溯到《诗经》,而情爱和文学的产生则早于《诗经》。由此可见,情爱文化有一个如何产生、发展、进入文学领域的问题。

   人类社会之初,男女两性之间是动物式的杂乱群交,两性结合是生理的本能需求,交欢是为了延续后代,只有性爱而无情爱。古代文献中讲“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就是如此。即使到了血缘婚、族外婚时期,男女以母系为中心,婚姻也仅是偶尔短暂的停留,人们仍然“知母不知父”,说明情爱还未发生,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每个男女或女子逐渐有一个稍为稳定的配偶。虽然这种关系还不牢固,但相互较多的接触、结合,逐渐产生并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宜的柔情爱意。男女在一起,彼此就表达这种柔情爱意,以增加相互的吸引力。表露情爱,由此成为男女性爱的一部分。男女相见,若不便于用语言表露,为了吸引对方,便以歌代言,为恋而歌,先歌后恋,甚至歌恋合一。于是出现大量民间恋歌,出现男女对歌。《诗经》的恋歌完全可以对唱,就是这样产生的。从此,对唱情歌,成为情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情爱文化大增光彩。

   私有制的产生,男子地位日益提高,并拥有个人财产,有地位、财产之男子往往可强占自己所爱之女,不管其愿意与否。《诗经》中就有这种反映,如《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男子随心所欲,喜新厌旧也时常发生,如《邶风•柏舟》、《邶风•日月》等就反映了妇女遭受不幸、被遗弃的情形,即使女子不满意,也无能为力,只得依从男子,如《卫风、氓》、《?{风、柏舟》;有的女子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如《鄘南、行露》、《邶风•北风》。

   虽然有权势的男子可以强迫女子屈从,女子不从或男女喜新厌旧造成悲剧,但乡间广大青年还是大胆追求爱情,寻找恋人,相互爱慕才结合成家。《诗经》中反映这方面的很多。如《周南•桃夭》、《周南•关雎》、《 南•摽有梅》、《邶风•静女》、《卫风•有狐》等等。在这种求爱过程中,男女可以选择,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许多恋歌,情歌由此而产生。《诗经》国风部分大多数是男女青年唱的恋歌,据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说明民间恋歌很多,用恋歌寻找爱情很普遍。诗集汇集这样多的恋歌,不仅使人们了解古代的情爱文化特点,而且使情爱文化获得了新的生命。恋歌既是一种文学样式,又是情爱和文学结合的开始。余冠英先生认为:“除同样古老的神话传说外,民歌几乎是远古人类的唯一的文学样式。”①情爱文学化,便是从民歌开始,而民歌的搜集汇编,则是情爱文化从民间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由此可以看出《诗经》在情爱文化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诗经》恋歌与布依族情歌

   《诗经》恋歌历来被认为是《诗经》中的精华。这些恋歌感情真挚、纯朴、健康、热烈,充分反映了男女之间的相恋相爱、离愁别恨、悲欢离合等思想感情,恋歌手法多样,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情爱活动,表现了人们健康的恋爱观和道德观。布依族情歌和《诗经》恋歌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布依族情歌和《诗经》恋歌比较,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诗经》恋歌的含义和价值,而且有助于了解情爱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1、结构相似。《诗经》恋歌大部分是每首两章或三章,每章四句,并且多是重章叠句。布依族情歌亦多数是每首两章,每章四句,重章叠句。如:

   郑风•狡童   布依族情歌  

   彼狡童兮,   一棵藤子绕半山,  

   不与我言兮;  上绕石岩下绕滩;  

   维子之故,   天不绕来地不绕,  

   使我不能餐兮。 偏偏绕你情妹玩。  

   彼狡童兮,   一棵藤子绕半坡,  

   不与我食兮;  上绕石岩下绕河;  

   维子之故,   天不绕来地不绕,  

   使我不能息兮。 偏偏绕你情妹多。

  

   布依族情歌除用民族语唱的外,几乎都是这种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诗经中与此相似的还有《召南•摽有梅》、《邶风•绿衣》、《卫风•木瓜》、《郑风•萚兮》、《陈风•月出》等。这种重章叠句的运用,既加重抒情的气氛和效果,增强表达感情的表现力度,又增加歌唱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易于演唱和记忆。

   2、表现手法基本一致。《诗经》的写作手法是赋、比、兴,尤其是比、兴用得较多。布依族情歌也惯用这三种表现手法,同样是比兴用得多。如赋,《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布依族情歌如:看见情妹站成排,如花似玉好人才,千里得知妹有名,不唱山歌枉自来。比如,《诗经》有《邶风•绿衣》,用衣裳比作女方,《匏有苦叶》用雌雄比喻男女,《卫风•氓》用桑树的盛衰比喻爱情的变化,《木瓜》用信物比喻爱情,《王风•有狐》用孤独行无伴比喻求偶。布依族情歌中,则有用针和线比喻男女之配,用疙瘩比喻爱情,用蜜蜂采花比喻对爱情的追求。《诗经》恋歌有通比、首比和尾比,布依族情歌也有这三种比。如通比,布依族情歌有:情妹打扮象彩虹,眉毛弯弯象条龙,牙齿白白如玉闪,脸上好象桃花红。

   无论是《诗经》恋歌,还是布依族情歌,大量的是用兴,唱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语)。《诗经》恋歌有一句起兴和两句起兴。布依族情歌也是一句或两句起兴。一句起兴,《诗经》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还有《邶风•终风》、《齐风•东方之日》、《魏风•汾沮洳》等。布依族情歌如:坡上木叶青又青,问妹真心不真心……。《诗经》恋歌和布依族情歌,一句起兴一般只是为了押韵,和下文所咏之词没有关系。

   两句起兴有的上下有联系。《诗经》恋歌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外,如《摽有梅》、《桃夭》、《燕燕》等也是。布依族情歌如:“寒冬腊月下大雪,狂风刮破杉树叶,今天姊妹分别去,何时春来得团圆。”又如:“大河涨水小河翻,小河涨水把路淹,只要讲得心和意,双手搭桥和妹玩。”再如:“天上飞来白天鹅,飞到山上看山脚,晓得情妹有心意,早来连妹早来说。”二句起兴有的上下则没有多大联系,仅为押韵。《诗经》恋歌如“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机。”其他如《 南•鹊巢》、《召南•草虫》、《邶风•柏舟》、《郑风•东门之墠》等。布依族情歌如:“高坡上面栽杨梅,大风打来细风吹;妹的仁义实在好,心想连妹不想回。”又如:“一块大田四角方,大田装水水载秧,哥不成双来怪妹,妹不成双怪那郎。”再如:“小小螺丝三道弯,螺丝上面刻牡丹,只要妹心作得主,五湖四海陪妹玩。”

   3、内容相近。《诗经》恋歌的内容广泛,有相会相识,赞美追求,也有幸福爱情、离别失恋,还有思念苦闷、盟誓坚贞等;布依情歌也是这些内容,如相互要求对歌。《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汝……”;布依族情歌如:“堂屋点灯亮四方,四面八方到妹乡,山歌还是哥的好,妹唱这首哥接唱……”。如怀念,《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布依族情歌:“十八情妹哥想连,时时想妹在心间,一天三刻不见妹,好比家中断油盐。”又如相爱,《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还有《王风•君子阳阳》、《邶风•静女》等;布依族情歌如:“哥是天上月上月,妹是后园冷水叶,生不同路死同路,死去同坟也值得……”。再如追求爱情,《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布依族情歌:“好朵鲜花长得圆,可惜生在河中间,当中隔着大河水,会妹尤如会神仙……”。《诗经》恋歌同一内容有若干首不同的歌词表达;布依族情歌也是这样,如相识,思慕、追求,分别有若干首,且歌词不同。在对歌演唱时,每一内容要唱几十首,多的达百首以上。因此,男女青年一次对歌,一般从初识开始,经过相会、赞美、思念、追求、定情等过程,时间长达半天或一天以上。《诗经》恋歌是经人搜集整理,为了方便入册,只是选用其中一部分,没有实录。司马迁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可能就比较完整。

   4、演唱方式相同。布依族青年男女,相互遇见或节日集会,一般要以歌敬人,相互对唱情歌。而单独一人时,可独唱自唱,一是练习记住歌词;二是提高演唱技巧。《诗经》恋歌中,也是既可独唱,又可对唱,如《周南•关雎》独唱时,是泛指,没有具体的目的,对唱时,则是表达对女子的追求。《诗经》中的“可以晤歌”指的就是对歌。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对《诗经》,(尤其是国风)每首诗作这样那样的题解,或说某诗是写什么,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是牵强附会,不可取。作为民歌,特别是情歌,任何人都可以唱,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唱,没有什么限定。布依族情歌就是如此,其他民族的情歌也有这种情况。

   《诗经》恋歌和布依族情歌的区别,主要是前者多是每句四言,后者则是每句七言。几千年来,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七言的发展过程。因此,四言和七言的区别是发展中的区别。至于《诗经》恋歌有标题、布依族情歌无标题,不能说是一种区别。诗经标题多是从歌中选择句或字而成,估计原歌没有,是编集成册时加的。在用韵上,《诗经》有句尾韵、句中韵、句句韵、隔句韵、换韵等;布依族情歌也有这些韵,但主要是句尾韵。这也是民歌韵律发展变化的结果。

     异曲同工的情爱文化

   从《诗经》恋歌搜集的范围和布依族的历史发展看,布依族自古以来,居住在祖国西南部的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布依族情歌不可能是在《诗经》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两者为何如此相似。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科学的考察,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1、《诗经》恋歌和布依族情歌,都是以农耕为转移的情爱文化。从事农耕,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所谓“春播、夏耘、秋获、冬藏”,指的就是一年四季,不同季节农耕的内容不同。相对而言,春季农事较少,夏季农事最多,秋季时多时少。与此相适应,青年男女多在春季对歌、恋爱。其次是秋季。《诗经》恋歌,既反映了农耕的季节性,又明显表示为春季所唱。

《周礼•地官•媒氏》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具有古老稻耕文化的布依族,历来多在春季玩山对歌、恋爱游乐。在布依山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见歌声,遇到青年人出来对歌。刘锡藩在《岭南表记》中说:蛮人“亦以仲春仲秋二月,为祀社报祈之期。是日……唱歌为乐,怨女旷夫,亦或趁此机缘,各览配偶。”农耕民族之所以多在春季对歌恋爱,一是与农耕季节有关,二是春天到来,万物复苏,正是人们情丝萌动,春潮涌动之时。男女恋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

   2、以山水为背景的对歌场所。农耕民族大多居住在青山绿水之处,农耕离不开山和水,生活也依靠山水。对歌恋爱也常在山水之间。布依族地区山青水秀,青年男女对歌恋爱在河边、山坡上,并且时间、地点已固定下来。例如惠水县董郎桥、羡塘河、翁吟河,长顺县古羊桥,福泉县陆坪,平塘县清水桥,贵阳市花溪,镇宁县小桥河,紫云县板当河,独山县麻坡、者安坡,福泉县凤山、火石山,惠水县糯米坡、老鹰坡,长顺县秋坡,镇宁县扁担山,安龙县毛杉树,兴义市查白场等,就是青年男女对歌恋爱所在之地。《诗经》恋歌多处显示,当时对歌恋爱已有固定场所,且多与山水有关。如《郑风》中的“溱水”、“洧水”,《卫风》中的“淇水”,《魏风》中的“汾水”,《陈风》中的“宛丘”、“东门”,《周南》中的“汉水”、“汝水”,《鄘风》中的“沫乡”等即是。《汉书•地理志》载:“谓仲春之月,二水(即溱、洧二水,引者注)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选择山青水秀之处,有益身心健康,气氛融洽,环境协调,人心和顺,使人焕发?出一种热烈之情。

   3、歌主言辅的爱情表示。从事农耕之民族,一般均能歌善唱,青年男女往往由歌入恋,为恋而歌,用歌来认识对方,了解对方,追求对方,以歌传情。言则在其次,无歌而难言。《诗经》恋歌中,《萚兮》就是男女相遇要求对歌而唱。《东门之池》中的“晤歌”就是对歌,“晤言”和“晤语”就是交谈。假如民间没有丰富的男女对歌,《诗经》就不会汇集这么多的恋歌,现今布依族地区,青年对歌恋爱仍很普遍。男女相遇或集会,首先要相互对歌,经过对歌得知双方愿意,才单独见面,交谈,建立感情,然后才视感情发展,确立恋爱关系。

   4、以节日为依托的对歌活动。节日形成有一个演进的过程,起初是自觉或不自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次数的重复,内容的固定,才形成节日。从《诗经》恋歌中看,当时青年男女常到“溱水”、“洧水”、“淇水”、“汾水”、“东门”等地游乐、对歌、恋爱,并且多在春季,说明对歌聚会已形成固定的时间、地点,成为共同认可的节日内容。可以这么说,许多民间节日都有对歌恋爱习俗,都是男女狂欢之日。只是到后来,由于宗教祭祀和恋爱狂欢结合在一起,把宗教祭祀合法化,对歌恋爱才逐渐让位、减弱。如上古时候的二到三月,本是男女游山玩水,对歌恋爱的时节。自魏以后,由于祭祀、求子的宗教色彩加重,才固定为三月三,并演化成为专门的祭祀节日,失去原来的面目。中原一带流传下来的节日多是祭祀,没有对歌,就是这个原因。相反,布依族的许多传统节日,至今仍保留有对歌玩山习俗。有的节日有祭祀活动,又有对歌玩山,如三月三、六月六、七月半等,有的节日是专门的对歌恋爱,尤其是春、秋季节,对歌恋爱节日很多,各地都有,有的地方连续几天。为什么布依族的对歌恋爱能够以节日形式流传下来呢?一是布依族认为青年对歌恋爱,是一种高尚的娱乐活动;二是布依族青年具有健康的恋爱观点;三是布依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大量的民歌必须靠演唱流传下来,为后辈掌握运用。四是布依族把情歌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情歌十分爱惜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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