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9月份于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西游记》文化讨论会”上，吴承恩是否拥有《西游记》著作权的问题在沉寂了数年之后再一次被提出。由于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李安纲先生在近年的学术活动中多次表述了“《西游记》写的是金丹大道，吴承恩不懂炼丹术，因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奇书”的观点，加之会议期间面世的山西古籍版《西游记》（李安纲评注）采用了“原著无名氏”的提法，因而这一议题在会议的讨论中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想应先将《西游记》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如下界定：
1.鉴于现在已能见到刻成于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应断定该书成书不应晚于这一年；而从其回目标题的对仗形式看，上限则不应早于嘉靖初年[①]，也就是说，其作者生活的年代应在此期间。
2.根据《西游记》中大量方言词和入声的广泛使用来看，作者应操下江官话。这里入声是一个重要标志。
3.从《西游记》基本行文风格看，作者应是知识博杂、性情诙谐的读书人，还应有点心高气傲、郁塞不平的情绪，其身份不会太尊贵，但文笔应可观。
以上三条界定丝毫没有偏袒吴承恩的意思，应该会被广泛认同。在这个基础上，下面我们逐一讨论有关问题。
一、关于《西游记》作者讨论的回顾
《西游记》问世之初，未题撰人，由于元代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亦有一本《西游记》（实为其弟子李志常记述邱处机西行大漠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大约自《辍耕录》始，《西游记》便被误植于邱处机名下。有清一代，翻刻、评点《西游记》者大抵与道教有关，这一说遂一地沿袭下来。
清中叶起，有学人开始怀疑《西游记》为明人所作，如纪昀。他认定书中不少官制为明代始有，邱处机撰书说实不可信。钱大昕还专门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证传说之谬。淮安籍学人阮葵生则据明代《淮安府志•淮贤文目》所载，明确认定作者乃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淮安人吴承恩，其后同为淮安籍的学人丁晏又再次重申。至晚清，在学人的著述中，吴承恩作《西游记》基本是已成定论。只是由于刻书者的关系，在各种坊本上仍可见到邱处机的名字。
本世纪20年代，鲁迅根据前辈学人的记载和有关文献，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的观点；同时，胡适、董作宾及稍后的郑振铎、赵景深等人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于1936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且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仍在吴承恩其人其事，大约是因为资料的积累还不足以支撑更多的扩展。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修业先生从故宫馆藏中抄出了《射阳先生存稿》，这份珍贵的资料50年代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吴承恩诗文集》，这为后来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留下了极重要的伏笔。
80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相继出版，加之发现了很多有关吴承恩的重要资料，终于促成1982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时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的召开。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使得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楚，而且吴承恩与《西游记》的关系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诸如吴承恩何时何地写成《西游记》，吴承恩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题材来源与地域文化氛围等重要问题都有了初步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对资料越来越精细的剖析，作为吴承恩与《西游记》之间联系桥梁的一些重要资料，尚有一定模糊性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1983年，章培恒先生撰文提出怀疑，认为明清史料著录的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写定通俗小说亦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这一说虽然出现在章先生的笔下，但却代表了一批研究者郁结在心中的疑虑，所以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其后，有杨秉祺先生的附议，也有苏兴、谢巍等先生的反诘，争论陆续延续到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言是”与“言否”两种鲜明的观点[②]。从太原会议的讨论来看怀疑仍应属于这次争论的延续，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李安纲先生提出的一些理由。
二、对言否理由的答复
怀疑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理由，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1.与吴承恩直接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或稍晚的李维桢、吴国荣、陈文烛、丘度等人对吴承恩的诗文均有评论，但均未提及《西游记》。
2.最原始的资料《天启淮安府志》在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注明这里《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述，而清妆黄虞稷则在《千顷堂书目》中将“吴承恩，《西游记》”纳入“舆地类”，表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与小说《西游记》不是同一回事。
3.旧例方志一般不录通俗小说，这也间接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能不是通俗小说：《天启淮安府志》虽然说吴承恩“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但将小说称为“杂记”，也少见。
4.虽然阮葵生、丁晏均说书中多淮上乡音，但缺少举证，因而还不能认定《西游记》就属淮上乡音，吴承恩写《西游记》一说也就是不坚实的。
我们首先回答为什么吴承恩时代人没有提到《西游记》。这并不像有些文章中所说系传统观念使然，至少不仅仅是。很可能陈文烛、李维桢，包括丘度、吴国荣等人均未见过《西游记》，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吴承恩也许早有写作动机，真正动笔完成却是在荆府任职期间（下文半详细论证），而且，写成后极可能是将书稿留在了荆王府等待王府出资刊刻，或直接交给书商，这样，吴承恩卸任回乡后，手边既无书稿，不谈或少谈此书就很正常，陈文烛等人不提此书也就不足为怪。这一推论基于如下基础：其一，至天启年间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西游记》的著录，以天启以后《西游记》见于著录的频率和当时文人对小说的反应程度为参照，可以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只能说明当时并无此书流播——包括抄本。其二，早已有人注意到万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中杂有“荣寿堂梓行”字样，但没有深究。最近侯会先生发现第九、十、十九、二十卷竟然全是“金陵荣寿堂梓行”，侯先生认为这是世德堂本经过改版的重要证据，它告诉我们，世德堂在万历二十年并没有刻成或刻完后并未立即印行，尔后不知经过什么曲折，书版易手荣寿堂，经荣寿堂被版才得以行世[③]。其时间据侯会先生惠告，有证据表明应在万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也就是在吴承恩去世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后。侯先生的这一发现，使《西游记》问世时间与《天启淮安府志》第一次著录“吴承恩《西游记》”可以衔接，也恰恰坐实了阮葵生《茶余客话》“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的说法，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吴承恩同时代或稍晚的人均未提到《西游记》的问题。
其次，我们回答《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可能是地理游记的问题，《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从理论上说，确实有两种可能。这让我们这些言是派大伤脑筋，在不借助其它材料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应付言否的质难。但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反诘——看一看假如把这里的《西游记》看作是地理游记，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问，既然志书有载，那么书在哪儿呢（这一问也许有点刁蛮）？既然能够入志，就应是吴承恩的主要作品，那么为什么吴承恩的同时代人提到那么多吴的诗文，却没提及这一篇？吴的外孙丘度搜集整理了《射阳先生存稿》，也没有见到地理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又是依据什么？要知道，如果是地理游记，它就绝不会象小说那样在吴承恩逝世几十年后才面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是地理游记，那实在有悖于先流传、后著录的常理。也许有人会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证，说其中“吴承恩《西游记》”是被归入舆地类的。其实，为了证明这几个字的可信性，章培恒和苏兴、谢巍几位先生几年前曾大大地打一场笔伏，倒着实把《千顷堂书目》仔细梳理了一遍，结果谁也没说服谁。当时我曾说这本吴承恩的地理游记究竟是作者亲见还是误记，大概是就说不清楚的，而只要从逻辑上问一句。吴承恩的同代人、家乡人、亲朋好友，遗集佚文都没有提到这一本地理游记，黄虞稷又是知何途径见到的？假如黄虞稷著录不误，确实亲见，那么后人为什么又只字不提？难道真是半空中飞来一本吴承恩的地理游记？那么他游了哪里？吴承恩多次南下北上，往西行却只有一次——去荆府赴任。而去荆府偏偏有利于证成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再次，回答旧例官修志书不录通俗小说和杂记不能当作小说的问题，日本田中严和国内杨秉祺先生都曾如此质疑。我说，也许通常是如此，但不能绝对化。我们无须举更多的例证，眼前即有。清人阮葵生、本晏、吴玉搢、冒广生都认为《天启淮安府志》中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所谓“所著杂记数各，名震一时”，就包括通俗小说《西游记》，他们都是有点名气的旧学人，对旧例应该更通，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构成旧例的一部分。吴玉搢还是参予修志的，他把新志剔除未收的内容编成一本《山阳志遗》。他们不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还有什么理由谈“旧例”呢？
三、吴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之一：方言
要证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除了辨析史料以外，还有更可靠的方法，即找出《西游记》与吴承恩的联系。这方面有不少切入点，如陈光蕊故事——产生于海州（今连云港，旧属淮安府），广泛流传于淮海一带；无支祁——淮水水怪，普遍被认为与孙悟空有关，在淮安一带流传最广；泗州大圣、小张太子——与淮安有关的传说人物……，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证据还应来自两点：一是方言，二是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任，这里先谈方言，一并回答言否者的第四个疑问。
1.《西游记》作者所操方言的进一步限定：淮安土语。
一些论者据《西游记》所得出的“江淮方言”的概念，对于确定《西游记》的作者来说，还显得太宽泛，必须将其中的方言词确定到土语的区域内。
据本人调查，淮安恰恰处在江淮方言中淮扬土语、淮海土语、盐阜土语的交汇处，这就为我们根据等语线原理来确定《西游记》方言的所属土语区提供了可能性。等语线是语言学上的术语，它采用在方言地图上将具有某种同一方言特征的地方连接成线的方式，直观地表示某种方言特征的分布境界。如果我们将几个分属不同土语区的特定方言词的分布境界标出，证明只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时使用这些特定的方言词，那结论不就很清楚了吗？
A.二十六回：“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师父……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人民文学版注：禳——秽、脏（《现代流语词典》同）。此注显然不妥。旧时穿衣服要上浆，使之硬挺，穿的时间长了，软了皱了，就意味着要浆洗了。淮安话中“禳”作软讲，如“这条扁担太禳，担不起”。与文意相符。这个意思在淮安以南淮扬土语区中使用较多，但在淮安以北30公里，属于淮海土语区的涟水县，禳已引申为“累了”、“吃不消”的意思。可见“禳”作为“软”解释的义项，主要在淮扬土语中使用，其等语线的北端在淮安。
B.十四回：“三藏闻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另多处出现“央”）。央、央浼，请、请求的意思。在属于淮海土语的淮阴县、淮阴市区、涟水县出现频率很高。特别是“央”。但在淮安和淮安以南的淮扬土语区、淮安以东的盐阜土语区中逐渐少用，故其等语线的东端、南端应在淮安。
C.七十二回：“一个个汗流粉腻透衣裳，兴懒情疏方叫海”，“海”，罢休，完结的意思，淮海方言词。《王家营志》（王家营，
今淮阴县所在地）有“罢休曰海”。这个词在淮安以南、盐阜土语区中，则逐渐减少。它的等语线南端、东端在淮安。
为了更清晰，我绘了一张图，请参看。通过以上举例，我认为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例举的几个方言词其在《西游记》中使用的义项，等语线均在淮安交汇，能同时使用这些义项的，当然只有淮安人吴承恩。
这应该是证明《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的铁证了。有了这个主干证据，其它史料的记载，方言词的解读就都有了依据。犹如原来散落的珍珠被一根金线串起，从此具有了无比珍贵的价值。
2.《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的史证——资料价值的再认识
根据方言词的使用断定《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其实不始于今日，清代淮安人吴玉搢在他的《山阳志遗》中说过：“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之手无疑。”同为淮安人的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也说，“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后，也是淮安人的丁晏又复述了这种意思，甚至吴语区的陆以湉等也承认如此。象这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众口一辞地认定一个事实，实在是罕见的，可惜均未作具体论证。我们现拈出几条可用于印证的方言词，姑且算作对吴、阮著述的一点补充。
A.二十五回：“镇元子问唐僧四众可曾从五庄观经过，行者闻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有物，一般指胸有城府，心中有数，反之则为“没料”。明代淮安人，吴承恩的乡前辈潘埙《熙台公集•送中丞毛滇移镇江南》诗中有“胸中有物自经济”。
B.八十六回：“今日哭一日，明日哭一日，后日复了三。”复三，是淮海地区旧日迷信风俗，人死下葬，当日只堆土高出地面，第三天家人再去烧纸，添土成坟，表示埋葬过程结束，叫做“复三”。北宋淮安人徐绩《北神烈妇序》：“烈妇既葬之，三日复墓以归。”
C、七十二回：所引“海”。海，意为某事结束、完结。民初《王家营志•方言》有“罢休曰海”一条。王家营，与淮安城相距15公里。
另外，明清的各版本与世德堂本均有少许不同，其中有些就是因对方言词不甚了了而出现的改动，这大概也可算作判断《西游记》方言色彩的证据吧。
A.三十四回：“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吞油子，揣腰里，那里有得。”吞，清代各本因不懂，大多误刻为“各”；李卓吾本《西游记》在二十六回处改为“挖”。而在淮安，谁都知道“吞”是掏、摸的意思，如“吞雀子窝”。
B.六十回：“我有几个草头方子，能治大病，管情医治得好他便是。”是，江淮方言中常用的词尾，《西游记》中多次出现，但李卓吾本改作“了”。李卓吾本刻于苏州。
3.《西游记》作者为淮安的活证——方言词的解读。
在进行了以上论证后再来解读方言词，其意义和单独的解读就不一样了。《西游记》中不少方言词在淮安土语中不仅常见，而且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中无法置换。较典型的有：“捏脓”（糊弄人），“没头蹲”（全身没入水中）、“刺闹”（痒）、“穿换”（调换）、“只情”（只管，一个劲地）、“但望”（只希望）、“认此犯头”（故意冒犯作对头）……这些方言词是否只存在于淮安土语中还难以下断语，但绝不会同时出现于其它任一种土语中，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在调查中接触了不少周边地区的同行，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读懂上述方言词。
四、吴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之二：荆府纪善之任
世德堂本的卷首有一篇陈元之序，其中含糊提到了《西游记》的作者：“《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陈元之受书坊主人之托写序，无论如何会问一下书稿的来源，也许书稿原即不题撰人，但出自王府一说必有所本。可惜由于受苏兴先生吴承恩未赴荆府一说的影响，研究者都忽略了陈元之序的重要性，而认为陈元之不过信口雌黄而已。
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任已不容怀疑，这正是出入天潢侯王之国的八公之徒的身份。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的这一职位，是在他因家贫母老屈就长兴县丞，于长兴先受诬下狱，后又冤情辩白得到的安慰性职务，时间应在隆庆元年至二年间。这是令人信服的。但苏兴先生又认为隆庆二年吴承恩有在淮安活动的痕迹，所以可能没有到任，仅遥受而已。这就有了错误。所谓吴承恩隆庆二年在淮安活动的证据，是他写了一篇《赠邑侯汤滨喻人觐是在隆庆二年。其实“汤滨喻”并非杨松，这篇障词的写作时间也就要另作别论[④]。这样一来，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上，隆庆二年至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这正是吴承恩赴荆府到任的时间。吴承恩出狱后，心境实在不好，为避免回乡的尴尬，便直接去了湖北蕲州，做了二年名份要清高一些、事务要轻松一上结、待遇也要优厚一些的荆府纪善。荆府，全称荆宪王府。第一代荆宪王为明仁宗朱高炽六子朱瞻岗。第五代朱厚烇，嘉靖三十二年薨。因其子载盛早卒，第六代便由其孙朱翊钜继位。其时，便是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荆藩封地原在建昌，后迁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纪善，王府属员。明制藩府配纪善二人，八品，“掌讽导礼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有如王府导师。
关于荆府与《西游记》的关系，早已有人注意到。《西游记》中有一个朱紫国，有人认为即是“朱子”——即指藩府——的谐音。此说因单薄而未产生实际意义，但它启发人们应注意《西游记》——荆王府——吴承恩之间的关系。
为了寻找吴承恩去荆府直任的证据，我曾去蕲州实地考察，由于条件不备，没有找到史籍的直接记载，但却找到了同样可以称为铁证的材料。
第一，荆王府旧事与《西游记》有直接关系。
《西游记》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回叙述了玉华州的故事。唐僧师徒经一十四载寒暑到达玉华州，“我这敝处，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玉华王自称，“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有个贤名在外”；又有三个小王子，“不摆驾，不张盖”，拜孙悟空等为师。这个故事就是荆王府的真实写照，我们不妨一一对应比照：
1.玉华王是皇帝宗室，受封于此。这与荆藩身份完全一致。
2.玉华王封号，完全可能就是荆藩的别称。现藏蕲春的《荆藩家乘》载荆府共有七宫，其中主宫之一即玉华宫。
3.玉华王和三位小王子。荆藩的王储恰巧也是三位，据载，第六代荆王有三子，其叔樊山王也有三子，如果吴承恩就任纪善，正与这两个系统的三位小王子同时。
4.三位小王子拜悟空为师。吴承恩在名份上正是小王子之师。
5.小王子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按理拜师须有正式礼仪，但吴承恩虽为小王子之师，却是朝廷派的职官，为王府属下，所以既为师又不便行仪礼。这一条非常特殊，所谓“不摆驾，不张盖”绝非随意之笔。
6.玉华王在此已五代，荆藩受封，至吴承恩时历六代，但荆藩封地最初在建昌，后迁蕲州；迁蕲州不久，第一代荆王即去世。由第二代荆王起，在蕲州算作五代，也相吻合。
7.玉华王也有贤名在外。第三代荆王曾因恶行被赐死，其子亦被贬为庶人，这在荆府被称为家难。从第五代荆王起荆府中兴，《明史》称其人“性谦和，锐意典籍”；其侄则“折节恭谨，以文行称。”此时正是荆府声名最好的时期。可参看《明史》。
8.玉华王府的“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藩府建制。《明史•职官志四》载，王府“设长史司，辖审理所，典膳所……”。其中长史职位最高，正五品；审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记》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审理所、典膳所，可见作者对王府建制非常了解，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决然不致区分得如此清楚。
9.唐僧沿途所过，凡有王位均称国，唯玉华王所在地称玉华州（又作玉华县）。这也绝非随意之笔，作者对王城与府州县的关系了解得很清楚，如七十八回悟空说：“……若是西邸王位，须要倒换关文；若是府州县，经过。”按此说法，玉华王所在地就应称国而不会屈称州县。作者写到玉华王之所以不称国，正是因其暗指荆藩。封藩古称封国，但逐渐演变为称国即犯忌。第三代荆王正是因有异谋而被赐死。作者在它地方可以信手拈来，唯独在此必须谨慎。这反映了作者对王府禁忌的了解。
玉华州又被称作玉华县，书中交替使用，这也反映了蕲州的特殊地位。据《明史》与嘉靖《蕲州志》载，蕲州洪武初为府；洪武中降为州，领五县；后领二县归入黄州府；至景泰年间再次缩编，不领县，已同县无异。这种名为州，实同县的地位被作者无意中带进《西游记》，才出现了玉华州、玉华县的混称。
10.三藏师徒从长安到西天，共历14年。这14年不知据何而定。而唐僧在玉华州即称：“贫僧在路，已经过一十四遍寒暑”，也是14年。这后面的14年恐怕不象笔误。第六代荆王嘉靖三十三年即位，至隆庆元年正是14年；吴承恩嘉靖三十三年入南监读书，算是彻底放弃科举另辟入仕之路，至隆庆元年进入有贤名的王府，算得上仕途到顶，也正是14年。唐三藏所谓沿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得到宝方！”的概叹！大约也包含了作者的无比心酸。
以上十条对应，恐怕很难用巧合穿凿作解释。既然如此，作者非吴承恩又是何人！
第二，有到过荆府的论证。
《射阳先生存稿》中收有吴承恩一首《宴凤凰台》诗：
梅花融雪丽香台，仙旅凭高锦席开。山水四围龙虎抱，云霞五彩凤凰来。客乡喜入阳和候，尊酒叨承将相才。独倚东风番醉墨，遍题春色对蓬莱。
过去认为，“山水四围龙虎抱”的描写与金陵形胜大致仿佛，所以本诗当为吴承恩就读南监时所作。但我到过蕲州之后，觉得这是一个误断。理由有三条：
1.《宴凤凰台》与蕲州地形对应，蕲州凤凰台与诗作的吻合程度远胜金陵。
蕲州州治及荆藩王府的所在，是一块∩形盆地。开口处南临长江，对岩为幕阜山，周遭依次为迎山、大潜山、缺齿山、龙峰山、西塞山，（以上山名均为记音）恰成形抱之形；群山内外均有湖水绕山而走，又恰成四围之势，称此形势为“山水四围”，正是再合适不过。盆地中间有两座小山：一座位于开口处，临近长江，名凤凰山，凤凰台即在此山之上；一座位于?形略深和，称麒麟山，两山虽不高峻，但在小小的盆地中间，却也十分醒目（状如?）。州衙、藩府等主要建筑均在两山周围，嘉靖《蕲州志》称州治“背麟岗，面凤岭，大江襟其前，诸湖带其后”倒确是言之不虚。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凤凰山上，又是得到“山水四围”印象的是最佳位置，一旦身临其境，自然产生“山水四围龙虎抱”的印象。
2.《宴凤凰台》诗与蕲阳八景中“龟鹤梅花”对应。
按照一般规律，类似《宴凤凰台》这样的应酬之作均会与其时、其地、其景的独特标志有某些对应。我所见到的李白、杜甫、谢肃、邝露、何良俊的几首咏凤凰台的诗均如此。
对照蕲州的“蕲阳八景”，吴承恩《宴凤凰台》的首句“梅花融雪丽香台”正是一种对应。嘉靖《蕲州志》有“蕲州八景”之说，又录州人陈溱咏八景诗：“麟阁江山献绮罗，太清夜月宿嫦娥。凤凰岗上晨钟响，龙眼矶头夕照多，城北荷花开锦障，东湖春水泛金波。鸿州烟雨将收尽，龟鹤梅花雪满坡。”吴承恩“梅花融雪”句显见是对应“龟鹤梅花”一景。
从实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凤凰台，则尽在视野之内，“仙旅凭高锦席开”非此莫属。金陵凤凰台则不具备这一条件。
由“客乡喜入阳和候”又可得知。《宴凤凰台》当作于冬残春至之日。其时蕲州地赏梅既是当令雅事，又是乡俗盛景，咏梅可以说是酬唱必选，这又可说对应了“其时”。金陵凤凰台则未闻有梅、雪之景。
再从评诗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说不上出色，即使是实景写照，也仅能称稳妥而已。以吴承恩诗才论，要非本色。以此起句，显然是为了照顾或受启发于“龟鹤梅花雪满坡”的蕲地胜景。而金陵凤凰台地近秦淮，若以吟咏题材论，较之蕲地则要宽泛得多，所谓咏梅者，在蕲地为雅，在金陵则为俗。吴承恩诗作中独出机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会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蕲地，所谓“梅花融雪丽香台”才算应景。
3.《宴凤凰台》与吴承恩补荆府纪善时的心境、经历对应。
从全诗看，《宴凤凰台》拘谨而落俗，当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吴承恩和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尊酒叨承将相才”这类客套是一个明证。如果吴承恩在隆庆元年残冬或二年到达荆府，此时正应是初会新友。又《宴凤凰台》心平气和，一本正经，细细咀嚼还可品出一股受宠若惊的味道，实在不应是吴承恩与金陵文友唱和的面目。吴承恩与金陵一班人称“白下风流”的文士早有往来，与这些人物交往，既无通家之好，又无乡谊之雅，所凭者唯诗而已。倘若应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与主人初会，座中也会有文友作陪。此时吴承恩呈牢骚太盛状可也，发及时行乐论可也，唯不能作寒虫之鸣唯唯应声，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凤凰台》是作于蕲州，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时吴承恩刚刚从长兴获释，正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或者正有如获大赦的那种感受。且的逾花甲，心境亦应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员的礼遇时以这类作品进献，就算得上顺应乡情，恭而谨之地答谢了主人的盛情，正为合式。倘若主人为王府同僚，吴承恩称对方为“将相才”就有了更明确的着落。藩王为皇裔封国之君，吏员知可看作辅佐，明代马中锡《赠汤纪善序》中记载了秦府纪善汤潜的说法：“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可为一证。如此“将相才”之谓，就不是一般的敬称而堪称恰如其份了。
经过以上论证，我认为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西游记》的作者确是吴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并做一些推想：
隆庆元年底或二年，吴承恩由长兴获释后，得授荆府纪善一职并赴蕲州到任。在王府官员为其接风的酒宴上，写下了《宴凤凰台》诗。王府清闲，使其有时间着手《西游记》一书的写作，并在一、二年内完成。隆庆四年，第六代荆王去世，吴承恩随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无力刊刻近百万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许诺出资刊刻，《西游记》书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给了第七代荆王，此王是他名义上的学生。吴承恩回乡后因身边无稿或不经意于此，便未再多言此事。这位荆王万历四年死之前，大约并未处理好书稿，其去世后书稿传出王府，被世德堂购得并付梓。故有陈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的说法。然而世德堂虽于万历二十年刻成书版，但当时并未立即印行，辗转至荣寿堂之手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吴承恩的同进代人和稍后的晚辈或无从得知，或虽知有此书但无从得见，也就未予著录。至天启间修淮安府志时此书书大行，方有“淮贤文目”加上的一笔。
注释：
① 参见《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探》。
② 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是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一期），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一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期），扬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二期），拙作《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
③ 侯会《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文学遗产》1996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