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明和文化乃是宇宙生命进化之流在达于终点之时所孕育的较高等动物更高一级的生命形态。而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生命进化的长河上只能视为高等动物与文化生命二者之间的过渡桥梁――他的肉身属于前者而其灵魂则可与后者融为一体。这神秘莫测的文化生命有其独立的意志和意识，它如同一位傀儡戏的表演者总是以其无形之手指使千百万受其化育的人类思虑、行动，从而演出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一句话，所谓“人类的历史”究其实乃是各个独立的文化生命发生、发育的经历。文化生命因其须以人身为依托，故而也和人类一样有着始、壮、究的生命周期――而其中发生过“哲学的突破”的甚至也和人类一样需要在竭思尽虑的理智状态与思惟断灭的休眠状态之间交替轮回。
各大文明在其发生之初无不显现为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描述的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编织而成的共同的纱幕，正是这圆足的意义之网泯灭了“我”与“你”和“他”之间的区别。当此之时，童真未泯之“我”完全融化在和谐无间的公社或氏族之中――后世高度发展的礼乐刑政在人类的自我意识尚未发育之际自是毫无用武之地。与此童年期文化心理相适应的是淳朴的民俗、简单的习惯法以及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部落民主色彩的城邦。而若发生部族与部族之间的长期的战争则往往导致军事首领的个人权力的急剧增长，最终形成跨越广大地域的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正是籍此权力运作机制处于迅速扩张时期的征服氏族得以有效地加强本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并进而巩固其对被征服的地区的统治。从世界历史上看，大致处于此期文化形态的主要的原生文明有前王朝时代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时代的两河文明，后期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唐虞三代的中国文明、城邦时代早期的希腊文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文明、倭马亚时代的伊斯兰文明，而古代美洲诸文明则从未超出这一发展阶段。而当文化生命开始其心智发育之时，日积月累的外在闻见便不断撕破那层童话般的纱幕，使主体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从而证知自身乃是特定时空之中的肉身我――由此而生私有制关系。原本融洽无间的公社和氏族终因其成员之自我意识的成长而趋于崩解，而体现纯粹自由的文化生命则相应地由隐而显，开始变现严密的法律条令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凝聚日渐异化的文明成员――此即由单独的个人所组成的官僚制国家之缘起。而当文化生命之潜能开始耗竭之时，其所孕育的政治法律制度亦无可挽回地随之趋于没落。步入此期文化型态的主要原生文明有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文明、古巴比伦王国时代的两河文明、列国时代的印度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文明、阿拔斯时代的伊斯兰文明、文艺复兴时代的天主教文明以及启蒙时代的新教文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在理性发育的过程中随着凝聚其文明成员的那层纱幕的幻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而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则以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融化经验材料，更新其原有的意义之网，从而形成思想史上四次伟大的“哲学的突破”。在这四大文明的最初的纱幕里面就已经确立了后来各自的“哲学的突破”的方向――正如《奥义书》规定了佛学对个人灵魂解脱的关注，王官文化也规定了诸子百家对完美的政治秩序的追求；雅典哲人所构造的“理念世界”使人联想古代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神系，而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则可寻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前身。希腊人热中于如何圆满地解释世界，古典文明终因在理性发育之后没有形成直指本心的高级宗教而失去其凝聚力，而基督教文明在近代发生的“哲学的突破”似乎正在重蹈希腊文明的前车之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其伟大的精神导师那里顺利地完成了心智发育，从而获得了自己的成年形态――佛教与儒教。
延绵至今的印度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自西北印入侵次大陆的雅利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长期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后来的佛学思想史上看，发端于南印的般若经系和中观学说体现了典型的长于妙悟神解的东方思维，而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的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学说则近于注重分析论证的西方哲学――此其所以空、有二宗在东渐之后－荣－枯。与注重历史和经验的中国文明不同，印度文明从一开始即视流变不定的经验世界为幻有，它永远都在追求着与永恒的宇宙本根梵天融为一体从而超脱轮回之苦的不可言说的意境。因其蔑视经验故而得以永葆童真――这大约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恒久不变的根本原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伟大的文明即以《奥义书》梵我地区的统治。从世界历史上看，大致处于此期文化形态的主要的原生文明有前王朝时代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时代的两河文明，后期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唐虞三代的中国文明、城邦时代早期的希腊文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文明、倭马亚时代的伊斯兰文明，而古代美洲诸文明则从未超出这一发展阶段。而当文化生命开始其心智发育之时，日积月累的外在闻见便不断撕破那层童话般的纱幕，使主体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从而证知自身乃是特定时空之中的肉身我――由此而生私有制关系。原本融洽无间的公社和氏族终因其成员之自我意识的成长而趋于崩解，而体现纯粹自由的文化生命则相应地由隐而显，开始变现严密的法律条令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凝聚日渐异化的文明成员――此即由单独的个人所组成的官僚制国家之缘起。而当文化生命之潜能开始耗竭之时，其所孕育的政治法律制度亦无可挽回地随之趋于没落。步入此期文化型态的主要原生文明有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文明、古巴比伦王国时代的两河文明、列国时代的印度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明、伯裹克利时代的希腊文明、阿拔斯时代的伊斯兰文明、文艺复兴时代的天主教文明以及启蒙时代的新教文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在理性发育的过程中随着凝聚其文明成员的那层纱幕的幻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而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则以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融化经验材料，更新其原有的意义之网，从而形成思想史上四次伟大的“哲学的突破”。 在这四大文明的最初的纱幕里面就已经确立了后来各自的“哲学的突破”的方向――正如《奥义书》规定了佛学对个人灵魂解脱的关注，王官文化也规定了诸子百家对完美的政治秩序的追求；雅典哲人所构造的“理念世界”使人联想古代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神系，而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则可寻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前身。希腊人热中于如何圆满地解释世界，古典文明终因在理性发育之后没有形成直指本心的高级宗教而失去其凝聚力，而基督教文明在近代发生的“哲学的突破”似乎正在重蹈希腊文明的前车之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其伟大合一的思想为起点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哲学繁荣――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在漫长的心智发育的过程中，由外在闻见形成的理性以自身为依据不断否定原有的价值和观念，而生机未竭的文明则以其内在的潜能融化经验材料从而编织更为成熟的意义之网――两种趋势相反相成，前者显现为以顺世论为代表的粗俗的唯物主义思想，后者则孕育了作为印度教在理性时代之高级形态的佛教。原始佛教以众生平等的教义反对种姓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北印土著民族与雅利安族之间的矛盾――但与其母体印度教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日益成熟的心智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之时，释迦即从探索人生痛苦的根源着手揭示更为合乎理性的灵魂解脱之道（四谛之中的集谛即为佛教的理性时代的烙印）。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以“诸法无我”印最为核心――对此印的不同诠释构成小乘佛学与大乘佛学的根本歧异：前者倾向以现象观待的方法空去外面的肉身我，而后者则通过遮拨现象的空观泯灭遍计所执的先验自我。由小乘而大乘，由空宗而有宗，印度佛学直到最终仍然是《奥义书》梵我合一说的更为周密精微的表述。印度文明的理性成长除了孕育佛教还引发社会生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的变化，象市民社会的发育、工商业的繁荣、私有产权的确立以及官僚制帝国的崛起等等――比较而言思想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地反映了文化生命的深层律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的进程之中。借用佛学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现象相对而言皆是伴生的互为依托的增上缘，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作为决定它方的直接的因缘。正是在充分的理性发育的基础上才出现了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带有创始性质的孔雀帝国也和秦汉帝国一样以严刑峻法著称，这是因为此时文化生命需要凝聚其全部的精力方能克服由长期的列国纷争状态之余势所形成的巨大的离心力。 公元九世纪当次大陆的佛教在伊斯兰教东渐的压力下日趋衰亡而印度教在其本土再度兴起之时，这个沉湎于梦幻之中的文明因为逐渐丧失对其理性发育过程的记忆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此后，印度文明再也无力生长出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后起的莫卧儿帝国究其实仅是伊斯兰民族所建立的征服帝国。而高度哲理化的大乘佛学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则沿着“丝绸之路”传向遥远的东方，为同样发生过“哲学的突破”的中国文明所消化，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后者的内在基因。
中国文明的源头并非今日田野考古所发掘的某个文化的城址，而是标志着文化生命开始达于自我意识的《诗经》和《尚书》――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洲东部无数的种族在文明所散发的热力幅射之下逐渐融入以此为起点的延绵不绝的记忆之中。经典记载即便与考古发现相抵牾亦无损其对记忆而言的真实性，这就好象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较当时具体的情形更为真切的道理一样。《诗》、《书》所蕴涵的虔敬肃穆的文化氛围将我们带到了殖民城邦象众星拱月般藩屏王室的西周封建时代。当周人开始营建其殖民帝国的时候，他们也和初至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王”的名义占有广大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性质的“占有”实仅表示政治上的辖权。而在帝国的基层，农村公社的农民在井田制之下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共同使用耕地――在土地的法权关系确立之前亦无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问题。彼时周族成员及其盟友作为征服氏族居于国内统治广土众民，而在城邦之外的是生活于农村公社中的没有开化的“野人”――后者因未受文化的濡染永远存在于沧桑的历史流程之外。当此之际，童稚的个人尚未从群体中分化出来，故而国家主要与氏族或公社直接发生关系。和所有的童年期文明一样，宗教信仰在上古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倾向政教合一的王官文化赋予国家政权以教化人民的义务，由此孕育了象文、武、周公这样亦君亦师的伟大的圣王。在国命天授观流行的西周盛世，各级统治者深信人格化的上帝永远居高听卑――唯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势中自求多福。正是以童稚无邪的人性为基石确立了等级森严的伟大的礼乐制度。而在两千八百年前的幽厉时代，古代世界的上帝就随着中国文明的心智发育被迫“退隐”，由此引发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的政治动乱。在历史的阵痛中，与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则在战国时代呱呱问世。信仰危机引发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繁荣――诸子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终于尘埃底定。中国文明因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出现于世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在“六艺”的思想系统中，周人所尊奉的人格化的“天”一变而为《易传》中健行不息的生命进化之流，从而再也不会随着理性的成长而“退隐”；在世卿世禄的封建制度栋折榱崩的时候，《周礼》规划了一幅选贤与能的官僚制国家的蓝图以取而代之；而作为儒家的“经王”，《春秋经》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基础上阐发拨乱反正、渐趋大同的全新的王官之学。当孔子携其弟子栖栖惶惶、奔走列国之际，新生的文明开始表达其重建政治秩序的强烈的意愿――正是由于这意愿的驱使，尊奉“素王”的儒家在战国初年逐渐控制鲁、魏等国并进而在大一统时代征服秦汉帝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子夏与魏文候、子思与鲁穆公、孟子与梁惠王、吕不韦与秦王政、孔甲与陈涉、董仲舒与汉武帝、王莽与汉室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以新经学“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学说为指导爆发了战国初年遍及各国的变法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即为其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尝试：甚至连其“燔《诗》、《书》以明法令”的措施亦与孔子“损文用忠”的思想不无关系。
这次变法的实质乃是在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开始崩解的背景下进行的创建由个人组成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改革――而其起点则是通过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直接确立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关系。经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凝聚千千万万的个人的利维坦终于在大地上站立起来――春秋末年“人与人争”的原始的自然状态已一变而为战国时代“国与国争”的高级的自然状态。长期紧张的国际关系使得利维坦内部的成分趋于均匀，加之个人的自我意识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日益成长，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终为战国、秦汉时代的布衣将相之局所取代。在当时社会的基层，传统的农村公社随着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进一步崩坏，而商业资本运动的结果则形成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来生活在农村公社荫庇之下的“野人”在共同体崩解之后有的成为新时代的雇农或自耕农，而那些依然停留在心智发育的童稚阶段的则因缺乏自立意识沦为大地主大商人的僮仆奴婢――其人口比重随着战国之后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日益增长。直到倾向众生平等的大乘佛学东渐中土，这一局面才因中国文明的内在基因的改变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坛经》里面有一段五祖弘忍与六祖惠能之间的对话：弘忍问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犭葛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则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犭葛 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的意见代表的是三代以来世代相延的贵族化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其势已是强弩之末；而当惠能答话之时，融汇自上而下的王官文化与自下而上的北传佛学所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正在南方蓬勃兴起。古典中国文明在生长出秦汉帝国这样的超级利维坦之后已因负荷过重而感精疲力竭――这在学术思潮上表现为缺乏思想活力的经学的兴起。强大的匈奴的存在使这个超级利维坦仍然可以象战国七雄那样将共同体成员的动物性集体向外排泄，从而增强自身的内在凝聚力；而在北方的强敌衰弱之后，秦汉帝国便不得不将其攻击性向内收敛，这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知道这个帝国的上层乃是由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从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中分离出来的个人组成的近代官僚制国家，而其下层则是保留着农村公社之残余的乡里组织――后者随着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开始成长为东汉时代大土地所有制之下的庄园。秦汉帝国的上层结构后来随着作为其赋税与兵役对象的自耕农之人口比重的锐减趋于崩溃，而居于下层的庄园则因失去大一统国家的荫庇进一步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带有军事性质的坞堡。由此而言，曹操与苻坚统一中国之尝试的失利貌似偶然却蕴涵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在秦汉帝国崩解之后，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象汹涌的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入侵中原，而失去融化能力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则萎缩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学”――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倒退回了“哲学的突破”发生之前的封建时代。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的两汉经学在解脱了对大一统国家的责任之后开始回到自己的内心，从而恢复了思想的活力――此即飘逸脱略的魏晋玄学。经学乃玄学之醒觉状态，而玄学则为经学之梦幻状态。正是以超脱历史感与现实感的魏晋玄学为依托，古典中国文明开始了消化与之性相略类的大乘佛学的艰巨工程。比较一下《庄子》与《坛经》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二者皆以妙悟神解著称，但前者似乎更具孤峭脱俗的贵族气质而后者则偏向简易随和的平民风格――这也是以王官文化为代表的古典中国文明与融汇了大乘佛学之后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之间的分野。正是在新的文化氛围之下，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才落实为鼓励社会各阶层公平竞争的科举考试制度，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土地所有者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才演变为两宋时期作为契约关系中的平等方租赁地主土地的农民――此乃佛教给予中国之恩惠。而从消极的一面讲，中国人亦因之深染沉湎个人内心之“印度病”，从而丧失了直面现实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最后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这个曾经哺育过孙武、商鞅、白起和韩非的文明借助欧洲思潮中极端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自己治愈了多年的顽疾，并因而再度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在第二代文明孕育的过程中，南中国和北中国在发育程度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较为老成的南方流行空灵脱略的玄学与慧学，而较为幼稚的北方则讲求严谨笃实的礼学与定学――当天台智者鼓吹其“止观双修、定慧并重”的学说时，南北文化生命在经历长期的隔阂之后终于开始合二为一。从后来禅宗内部的能秀之异到庙堂上面的牛李之争，从晋帖魏碑对书风的影响此涨彼消的经历到租庸调制渐为两税法所取代的过程，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南北文化势力相互之间短兵相接、互争雄长的紧张――总的说来北方的文化生命随着自身的理性发育逐渐濡染先进的南方的色调，但其间亦不无象唐代“古文运动”这样的反动。而若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隋唐史学界所关注的“南朝化”的趋势其实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宋明时代。与玄学和经学的关系略类，在第二代文明中隋唐佛学乃宋明理学之梦幻状态，而宋明理学则为隋唐佛学之醒觉状态。当朱子尖锐地批评释氏蔑弃纲常之时，新的文化生命终于睁开惺松的睡眼，从而获得朦胧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在中国文明第二次大轮回的过程中又蕴涵着一次与明代相始终的较小的轮回：文化生命在遭遇元末遍及全国的明教起义之后似乎回到较为原始的状态，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一轮新的发育周期。从明代中叶起，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个人的自我意识日益成长，与之相应的是空灵奔放的阳明学逐渐取代严谨笃实的朱子学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带动了城市的繁荣，这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通俗文艺在此时出现了继宋元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这个小周期终因一六四四年明帝国的覆亡划上了句号。在经历满洲征服的强烈震撼之后，第二代中国文明开始进入长达三百年之久的休眠期――显现在学术思潮的变迁上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标榜的考证学派的崛起。
在今天龙门石窟优美圆润的佛像造型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旧大陆另一侧的希腊文明通过印度健陀罗艺术带给遥远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希腊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迈锡尼文明死寂之后所残存的躯壳上逐渐生长起来的――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的“荷马时代”为其开始孕育形成的发生期。反映在荷马史诗以及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古代神话为我们展现了这个伟大的文明的最初的纱幕。荷马史诗以奇伟瑰怪的想象铺陈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传奇――希腊的勇士们为了荣誉和财富攻城杀将、血流漂杵，而引发这场人间浩劫的却是诸神为了金苹果而起的争执。当美丽的神话终于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趋于幻灭的时候，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便开始以理性的语言客观地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经过。而《神谱》则讲述这样一个“创世纪”的故事：万有之中首先产生的是混沌，其次则是地母该亚，接着诸神依次诞生并形成自己的系谱。这不可言说的“混沌”后来在“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逐渐变现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希腊文明的理性成长始终滞留在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幼稚阶段，故而没能象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哲学的突破”那样成功地孕育标志着文化生命之成年形态的高级宗教。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个人乃至阶级的自我意识都在不断地增长――前者萌生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海外殖民运动而后者则加剧了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成熟的文化生命相应地引发象雅典的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这样的政制革新运动以调整渐趋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改革的指导方向即为确立一个泯灭贵族与平民之界限的公民社会，从而将伴随着文明的理性成长而衍生的动物本能由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矛盾。希腊文明主要局限于一个疆域狭小、地貌破碎的半岛，故而其列国纷争状态与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相较直有小巫、大巫之别。公元前五一三年，新兴的波斯帝国继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之后进而占领色雷斯并控制赫勒斯滂海峡；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希腊诸邦开始结为同盟共御强敌，从而将群体之动物本能由城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转化为希腊诸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矛盾。而当卡里阿斯和约签订之后，赢得对波斯战争的希腊诸邦因失去外在攻击目标而将其内敛的动物本能重新表达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针对希腊社会的危机，雅典哲人柏拉图规划了一幅“理想国”的蓝图以济其溺：在城邦之中，军人、农民与工匠代表的是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不断释放出来的激情和欲望――而唯有当体现善之理念的“哲王”君临其上之时，“群与群争”的高级自然状态才有可能最后得以终结。事实上这一构想后来只在东亚真正落实为第三中华帝国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文官考试制度――因为唯有中国文明在融汇大乘佛学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超越放任自由的“战国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态。继希腊文明之后兴起的是作为其子文明的罗马文明――正是后者哺育了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影响深远的罗马国家。罗马国家在发生、发育的过程上与同时代的秦汉国家差相仿佛。罗马人与秦人一样皆以无与伦比的军事战斗力以及政治组织力睥睨一世，盖因其一方面葆有传承不堕之部落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可从发达的文明地区汲取所需的实用技术。 处于理性发育的幼稚阶段，两个民族对于东方的先进文化既抱加以利用的心理又怀强烈的抵触情绪――是故罗马人每将希腊知识分子作为奴隶役使，而秦人亦曾酝酿过驱逐山东侨客的风潮。早期罗马国家与战国时代的秦国如出一辙地将其强大的战争机器构筑于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之上。而后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压力加之川流不息的资本运动，自由小农普遍破产从而沦为流民或托庇于大庄园的依附农民――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罗马国家与秦汉国家之命脉的义务兵役制。大格拉古在罗马公民大会上抨击富人占地的演说使人联想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而马略变公民兵制为募兵制的改革与汉武帝“七科发谪”之应急措施内容虽异却理无二致。由共和国蜕化的罗马帝国实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官僚制国家，而其封建色彩在戴克里先改革之时至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使得东西方两大帝国在其后期都出现了症状略类之社会危机：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渐取代商品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型态；与之相应的是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而曾经繁盛一时的大都市此时则普遍走向没弱。当罗马帝国的统治盛极而衰之时，曾经日丽中天的古典文明在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紧张思虑之后终于回归思惟断灭之休眠状态；而势不可挡的神秘主义思潮正在东方悄然兴起并随着基督教被尊为国教最终征服整个帝国。这似乎是各大文明在“哲学的突破”的晚期所呈现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文明史上反映为经学的衰弱和道教的兴起而在印度文明史上则反映为有宗的衰弱和密宗的兴起。
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基督教文明使西方历史开始了继希腊罗马文明史之后的第二次轮回。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社会与荷马时代的希腊相较不禁予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所不同的是古典文明的色调较为明快柔和，而《圣经》所反映的新的纱幕则显得过于阴郁凝重。随着基督教文明的理性发育，欧洲历史开始由浑朴稚拙的童年期逐渐过渡到生机蓬勃的青年时代。西方人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殖民扩张运动好象重演了希腊的前辈由爱琴海沿岸向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殖民扩张的历史，只是所及的地域范围远较后者为大。而欧洲的政治制度则相应地由等级君主制一变而为绝对君主制、再变而为自由民主制，与希腊城邦由贵族政治而僭主政治，由僭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经历可谓异代同揆。在不可遏制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缓慢地、但确定不移地由旧大陆之一隅向全球扩张，从而将所有的国家纳入欧洲历史的“大战国时代”。以民主阵营为一方的新的提洛同盟和以集权国家为一方的新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围绕着权力与利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两次互争雄长的殊死决斗――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无一例外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此时，一个新兴的富有生气的民族如同当年的马其顿人一样在文明的边缘地带迅速崛起，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精疲力竭的西方世界的无可争议的盟主――紧接着就是一场征讨共产主义俄国的新的亚历山大东征。 尽管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已因与之伴生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而被普遍冠以“现代化”之名，
但似乎尚未独特到无法与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同日而语的地步。这个稳涵着“现代性”之基因的文化生命在其发育过程上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贵族化的天主教文明和平民化的新教文明两个不同的阶段：基督教在前一阶段完全寄生于希腊罗马文明的蛹体之中，而直到后一阶段才开始了自身独立的演化与发展。在天主教文明发生之初，因蛮族入侵而破坏殆尽的罗马帝国的典章制度随着新的文化生命之孕育开始借尸还魂，逐渐变现为教皇制之下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象尚未发芽的种子一样蕴涵着无限潜能的原始宗教在与曾经理性发育的希腊罗马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尖锐的矛盾――从《圣经·哥林多前书》所见的使徒保罗对当日理性主义者的严辞抨击可以略见一斑――无论神学家们如何生硬地运用古典哲学的观念方法诠释基督教教义也无法弥缝二者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若与第二代中国文明作一对比即可明了天主教文明以及后来的新教文明的内在症结之所在：前者因孕育“悟性”故可在思惟粗重之醒觉状态下随意体验身心轻安之梦幻状态，是故自宋代开始“三教合一”的思想广为流行，而社会结构亦因有高度成熟的文化生命为依托得以长期维持其稳定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后者之醒觉状态与梦幻状态分别居于心智发育过程的高低不同的势位，因而当文化生命随理性成长而苏醒或因思虑过度返回内心之时往往引发社会生活层面的剧烈的革命运动。天主教文明的理性成长首先显现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繁荣，而当文化生命的发育程度达到与昔日之希腊罗马文明相当的水准时就水到渠成地引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乔托到米开兰基罗，这个贵族化的文明随闻见之累积不断更新原有的纱幕，从而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受其世俗化波及的意大利上流社会逐渐习惯于象高等动物那样“现实地”看待外部世界，而象征着中世纪天主教会之威严的礼仪典型也就随之扫地以尽。当精疲力竭的文化生命感到回归内心之需要时，就在北方半开化的日尔曼蛮族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原始精神之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须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上帝交流。号称“神言”的《圣经》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视角说书，具有使进入其情境之读者混一神我的魔幻效果；德国人因在原来的文化教养上白纸一张故而得以亲历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皆无缘领略之与神同在的意境，从而成功地孕育全新的文化生命。为天主教会拘囚千年之蛮族灵魂此时开始进入《圣经》情境以神自居，浑然忘其本身――还从来没有一个文化系统将“人”之动物本能奉为神明。随着基督教原始精神的复兴，原始宗教、部落意识、部落民主制三位一体之早期蛮族文化亦死灰复燃，逐渐演变为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制度三位一体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基督教新教在理性时代之世俗形态――启蒙运动之前的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是新教信仰针对天主教信仰的宗教战争，而启蒙运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和南北战争则是新教之世俗型态针对天主教之世俗型态的变格的宗教战争。当新教文明开始其心智发育之时，日益成长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新的文化生命必然发生精神分裂；因此理性只有顺着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方可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的工具理性则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在不可抑制的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人类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释放出源源不绝的巨大的自然力――正是新教文明看待世界的独特的眼光缔造了永无止境地开拓新的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武断地说，无论是西商操纵的票号还是美第奇家族经营的银行在其原来的文化背景下永远也不可能扩张至今日第一劝业银行的规模。天主教文明的世俗化引发作为其反动之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同样的道理，新教文明的世俗化亦引发作为其反动之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不断向全球扩张的平民化文明，后者之理性发育所波及的就远远不只是以梵蒂冈为首的意大利上流阶级，而是包括所有的阶层在内的西方乃至非西方社会――其内在弊病由欧洲哲学所遭遇的困境充分表现出来。自笛卡尔革命以来，欧洲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近代哲学家热中于建立一系列意义圆足的伟大的形上学系统以解释世界，也唯其如此方可以神自居；可是因其缺乏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得以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另一方面孕育现代科技之文化生命却一直受到“上帝退隐”的困挠以至迟迟无法完成其心智发育――情形看起来有些象拉伯雷笔下甫一出世就有着硕大身躯和惊人气力的高康大父子。这新的巨人仍然需要用高度精密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来满足自己不可禁遏的孩童般的好奇心，他始终没有学会如何以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感约束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粗的胳膊和腿脚。天主教文明的世俗化仅仅表现为意大利人自觉自愿地象高等动物一样纵情声色、为所欲为；而新教文明的世俗化则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的辅助下变现出构造组织较原始丛林复杂千百万倍而运作原理与之相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涡旋迫使卷入其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民族不得不按照“丛林法则”在其中谋得生存。
当意象朦胧的印象派风格开始流行画坛的时候，这个似乎有着永不衰竭的精力的文明终于感到倦意已酣――渴望回归内心的文化生命此时只有在发育程度较趋于世俗化的西欧落后几个世纪的东正教俄国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精神之再度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场在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与其创始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连――一个是思想家而另一个则是实践家，两人的关系有些象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路德和加尔文。其时基督教文明的心智发育已经到了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年龄，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他的创新的教义在文化相对老成的西欧社会仅仅表达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无聊的争辩，只有在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即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并葆有浑朴的农村公社传统的俄国人那里才引燃火一样的宗教热情。如同加尔文将宗教改革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归正宗和政教合一的日内瓦共和国，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亦以基督徒之坚定执着与鞑靼人之机敏灵活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的理念落实为斗志顽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教合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质是中华帝国自前二二一年问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改版――其三版宋元明清帝国作为一种高雅而孱弱的实验国家（类似柏拉图笔下由哲学家领导的“理想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迅速崩解；不屈不挠的中国民族以普遍野蛮化为代价重建适应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现代中华帝国――这一新版的大样在正在进行的邓小平改革中已经最后成形。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领导宋元明清帝国长达千年的优雅的知识贵族因其德衰被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交出统治中国的印信――白话运动就是一个信号――并在此后遭到历史的放逐；绚烂的中国文明亦随其载体的失位破坏殆尽。在残酷的内战中崛起娴于权力斗争的新一代王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缔造了适应群雄逐鹿之“大战国时代”的第四版中华帝国――人民中国。文化生命的高度成熟使前近代中国除了周期性的易代改朝之外鲜有剧烈的革命运动，与列国纷争、动乱不止的同时代欧洲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唯其如此这个老大帝国的趋于萎痹的肌体越来越难以适应高度紧张的丛林环境。遇到象甲午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之时，中央政府所能调动的只是京畿附近非常有限的兵力――如此情形在全民皆兵、令出如山的战国、秦汉时代直是不可设想。与位于文明边缘的日本作一比较即可更好地理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之实质。十九世纪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适应扩张中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恰恰由于迟至开国前的江户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的发育程度仍然与其母文明的春秋或北朝时期伯仲之间。明治维新不过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化改新――后者在七世纪尚未分化的氏族社会的基础上抄袭官僚制的隋唐国家之架构的尝试只能证明是劳而无功。从儒学输入后蜕化为维系封建制下主从关系之“武士道”的“返祖现象”到内部组织严密成员各守分际之工商业集团在经济竞争中迅速崛起的典型事例都使人感到氏族社会的传统在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影响――也正因其社会机制之原始性与欧美相去不远，日本得以由其文化发育之趋势顺利地实现“脱亚入欧”。而古老的中国只有在蜕去第二代文明的僵死的外壳之后才能逆势退回久违的“战国时代”――在理学巨子那里洋溢着人性之温暖思想潮流已在时间的流程中凝敛物化为毫无生命力的意识形态。随着文极而敝的第三中华帝国之崩解，“理想国”中体现善之理念的“哲王”终于向代表着激情和欲望的阶级交出由其长期垄断的权力。而丛林化的环境则为逐鹿中原的各派政治势力提供了选举下一代王者的绝佳场所。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一遇的政府换届大选，与之相比今日欧美国家四年、五年一度的哗众取宠的总统竞选简直有如儿戏。需以生死相博的选举在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的乱局中开场，要等到一匹额上画着“王”字的猛兽在林中出现才姗姗落下其帷幕――从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屈辱中惊醒的文化生命需要选择它最喜爱的势力以收缩久已松驰的肌肉。中国共产党以千千万万殉道者为牺牲赢得这场公正而神圣的大选，由此缔造了由平等的“同志”而非“上等人”和“下等人”组成新的民族国家。最初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那里我们感到了一种新生命的涌动，这无形无质的原始生命在感染从童稚的东正教文明那里传来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之后逐渐凝敛成形。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于血雨腥风的武装割据时期，与政权和军队三位一体，完全适应了当时残酷而紧张的丛林生活。这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苏区共产党长期受制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浮于社会上层的上海共产党，但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击败了后者并于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将其残余肃清，从而获得了普遍接受的正统地位。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不绝如缕的千年王国运动的火焰再次从葆有农村公社传统的社会基层熊熊燃起，将第二代文明的毫无生命力的表皮焚为灰烬。在解脱了僵死的文明的约束之后，由浑朴的中国农民组成的步兵在其天才领袖毛泽东的指挥下有如拿破仑的骑兵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一样纵横捭阖、飘忽无形――自从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以来东方人第二次将战争艺术发挥到了这样空灵的境界。而脱胎于晚清秘密社会的中国国民党则属于已经物化老死的文化生命，只有世故虚伪的习气而无真挚虔诚的信念――最后在溃败之际仍然不忘将第二代文明之皮蜕随同带去，陈列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之中。共产主义革命之勃兴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得以返老还童，由此开始了一轮全新的发育周期――反映在经济产权关系上的变迁与从上古井田制到春秋时期“初税亩”以及从北朝均田制到中唐两税法的演化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以私有产权之确立为基础的古典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熟悉是后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较其北邻更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后者直到一九○六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之时仍然在抄袭公元前三五○年商鞅在当时最为落后的秦国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的措施。当共产主义运动的火苗随着苏联社会世俗化的进程逐渐趋于暗淡的时候，中国革命的教父就着手进行全面革新马克思主义正统教义的创宗活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似乎仍然相信千年王国之来临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传统旧说，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即陷入茫无头绪的思想困境之中。和历史上许多遭遇精神危机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他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闭关退隐的生活，终于在此期间完成由基督教系统之他力拯救说到宋明理学之正心诚意说的思想飞跃。成长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之间并依生存竞争的法则登上权力的顶峰，毛最后领悟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样高远超俗的境界。在大彻大悟之后，中国革命的教父迫不及待地发动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以确立全新的道统以及传承其衣钵之法嗣。唯其如此象刘少奇这样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顺理成章地蜕化为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者”――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究其实无非历史上孟子与梁惠王的义利之辨以及朱子与陈亮的三代汉唐之诤的某种现代翻版。在世人的眼里有些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应被视为儒家系统内部的偶像破坏运动，一如呵佛骂祖的禅宗思潮属于佛教系统内部的偶像破坏运动――正因毛将孔孟程朱毫无生命的偶像打倒在地，他才得到了新儒学的活泼的思想精华。在二十世纪只有列宁和毛泽东堪称真正的大政治家，因为他们有着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胸襟和气魄――列宁的名字应当写在“使徒行传”之上，而毛的名字则应写在“道学传”之上。但文化大革命隐涵着较十月革命远为丰厚的历史意蕴：发动十月革命的无形之手乃是代表着渐趋世俗化的新教文明之昨天的尚未发育的东正教文明，而在文化大革命那里人们可以感到融汇了东方两次“哲学的突破”之结晶的第二代中国文明在蜕去其僵死的外壳之后最初的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