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历史通俗文学：一份批判性文献报告》（Historische Belletristik: Ein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进入德国书市。它是由当时被视作学界顶尖杂志之一《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所推出的，作者是6位职业历史学家，他们批判的对象是4位流行历史传记作家的7部作品。根据1931年《大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的界定，“历史通俗文学”指的就是“历史传记”：“它不要求严格的学术特征，其影响主要运用艺术性的手段和精神方面的描述，时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或政治世界观倾向……在德国，世界大战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通俗文学和历史专业学术之间便形成了尖锐的对抗。”
显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历史通俗文学之争”实质上就是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的一次对垒。在20世纪的德国社会文化史中，此类公众史学争议并不罕见，而且每次公众史学争议都成为超越学术之外的社会事件，与历史行动者、史学的自我认知、一个社会及其所处时代的精神氛围都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纠结关系。不过，每一个时代的争议文化既有其特性，又会为后世留下某种范式。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以1928年“历史通俗文学之争”为代表的魏玛德国公众史学争议，体现出怎样一种争议文化？它留下了哪些具有延续性和普遍意义的特征？
转型中的德国社会与“历史主义的危机”
任何一场公众史学争议都是在经历了一段酝酿期后到达临界点的。不过，与后世相比，1928年的“历史通俗文学之争”源于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更为紧迫的学科危机和更为强势的挑战者所产生的巨大浪潮。
从帝国后期开始，德国社会日益陷入到所谓“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中：即一方面，社会财富不断增长，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社会裂化日趋明显，恐慌心理流行于世。这是1918年后“历史热”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希望从历史中继续找到对当下和未来的指引。然而，职业历史学家不仅不愿、也无力承担起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重大职责。在他们中间，把历史研究与普鲁士-德意志道路的政治合法性扭结在一起的“普鲁士学派”，仍然把持着历史学教席。被誉为“历史主义最后一位大师”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也掌控着《历史杂志》这一重要阵地，从而可以把不同政治立场者排斥在历史专业圈之外。
与此同时，一场“历史主义的危机”已经出现。在历史研究者的资格、科学考证的方法、历史解释的原则和史学研究的功效方面，都出现了反对历史主义的迹象。
首先，批判性知识界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随着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人数增多，未能进入学界的人大量投入到公共历史创作中；另一方面，社会的持续裂化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光谱，极端右翼、温和右翼、理性共和派、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和极端民主派等阵营各自找到了不同的发言渠道。
其次，历史学研究对象产生争议。从解放战争到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统一进程是职业史学家所热衷的话题，因为它们契合了普鲁士-德意志道路的合法性论证需求。相反，左翼历史学家们却对革命、战败与和约这些“半政治化的”问题感兴趣。
再次，传统的历史学解释似乎已达到极限。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恐慌心理时，学院派历史学家仍然延续旧有的思路，既拒绝讨论战败与民主等现实问题，又不愿意吸收陆续出现的新科学（如演化论、精神分析）。其结果让自己失去了读者，并进而导致了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受到质疑。所以一本30年代初的论著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客观性历史观察的信仰业已得到克服；此前被视作主观性的、建构性的、哲学性的、艺术性的、宗教性的、几乎被排斥在外的评价，得到了重视。”
最后，历史功用的争论日趋尖锐。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与帝国的国家结构是扭结在一起的。而在共和国中，他们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痛恨当下转型，视之为“毫无规律的、缺乏联系的和狂妄无耻的”。一言以蔽之，他们感到它是‘非历史的’，而他们的心却属于那种相互联系的、虔诚的历史性的过去。”相反，左翼史学家却宣扬“睁开双眼，观察世界”，甚至表现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危机中，职业历史学家的优势不复存在，而公众史学家却找到了渗入读者的机会。不过，战前的公众史学家也在潜意识中接受了“历史主义”的标准，因而一度与职业历史学家相安无事。
然而，魏玛公众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左翼传记作家为载体的，其社会影响力、创作理念、历史观和政治立场都对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本质性的挑战。以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1881-1948）为例，这位“魏玛共和国（时代）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德语作家”，其作品被翻译为25种语言，总销售量在130万册以上，超过了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主义”是支持传记类型的。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便曾强调“人物决定历史”。20-30年代还是德国历史上传记风潮涌现的时期，在1918-1936年间，曾有500本以上的传记付梓出版。但是问题在于左翼传记作家的作品不仅更为成功，而且还让“普鲁士学派”感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冲击”。
路德维希这位头号公众史学家拥有着自成一体的传记创作理念。他提倡运用档案，结合心理分析方法，让所有伟人“就像站在街上的那个人一样”，而不是“奥林匹亚上的半神”。正因如此，20年代末，文学评论界认为，他是“新传记”类型的代表之一。
在此基础上，路德维希对专业历史学提出了挑战。其一，他强调，历史就是“人的讲述”，他虽然没有学过历史学，但也是“人”，所以有权利“讲述故事”。其二，他认为，传记的重要部分是生命本身，而不仅仅是知识。他甚至相信，艺术家是通过知识的魔法，作为上帝之手来看待历史资料的。其三，他讨论了史学与诗学的亲近，提倡用“直觉描述”（即“前感”）来驾驭历史。其四，他极为重视历史的功效，主张历史著作应该让孩子们拥有精神的熏陶，思考发明家和思想家，把置人于死地的将军和救人的医生进行对比。如若我们把这些诉求与前述提到的历史主义危机的四点特征结合起来，便会发现，路德维希恰恰点中了当时职业历史学家的死穴。不仅如此，路德维希还颇为高调地立足于共和国的立场中。战争结束后，路德维希便以和平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不断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宣扬欧洲精神，而且还鼓励其他公众史学家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共和国。
总之，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焦虑心理，未能从处于危机中的“历史主义”那里获得纾解。左翼传记作家们则高调地试图为彷徨者指明出路。这种针尖麦芒式的对立始终在寻找爆发的契机。
燃烧到政治舞台的争议
在酝酿期中，公众史学争议的双方已经展开了正面对决，不过并未引起大众舆论的关注。直到一方重拳出击，这场争议的高潮期才真正到来。随后，一旦另一方进行回击，争议的范围、时间和深度都会因此而被拉长。在这一方面，魏玛德国的公众史学争议也不例外。
对于传记作家的批评，其实早已开始。以《历史杂志》为例，从1925年起，职业历史学家的偶尔点评已经充满着火药气息，不过散见各处，火力并不集中。
当然，维护者也不遗余力。1920年代后半叶，路德维希便被外国媒体称颂为“新德国的代表”。在1928年由出版社编辑付梓的两本有关国内外报刊杂志评点路德维希作品的小册子中，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正面评论。这自然是路德维希主动维护自己在大众舆论中形象的努力，同时，也是回击职业历史学家批评的一种方式。《历史通俗文学：一份批判性文献报告》这本小册子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完全恢复该书出版的详细进程，但大致可以发现这么几点特征：第一，它以《历史杂志》特刊的名义发行，即便不是主编梅尼克的授意，也应该得到他的允许，这表明，这位坦承自己“在内心中仍然属于君主主义者”的“历史主义大师”并不满意左翼传记作品；第二，尽管如此，梅尼克拒绝为该书写前言，后来又在信中坦承自己对充满着右翼口吻的前言感到不满，这又契合他作为“理性共和主义者”的身份；第三，虽然该书是书评合集，但前言并没有给其他人审阅，从而引起了一些作者的不满。
如果进一步阅读该书，我们便会发现两类重要的代表性：一方面，作者拥有职业群体与政治光谱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靶子也拥有明显的共性：它们都是畅销传记；主题都涉及德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形式都采取了文学化的手法；内容上都“没有超越旧著”、“没有新材料”，甚至“没有看过原始文献”；即便有所引用，不是“引文不正确”，便是“毫无批判性”；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传记硬伤累累，都可列出3-5页的错误；其作者大部分是鲜明的政治左翼。
不过，除去批判对象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外，我们也能发现字里行间中的某些区别：一些人从一开始便摆出专业史家的姿态，甚至认为批判公众史学家是多此一举；一些人则最终指向传记作家的政治立场；另一些人却也坦承公众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了最近研究中的错误趋势”，进而思考后者“为什么成功？职业历史学家为什么不成功”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并不大，但其后续影响力却持久而强大。从历史学界到公共媒介，从左到右的政治阵营中，后续评论在两年间从未间断过。这些评论都敏锐地捕捉到“历史通俗文学之争”的背后是有关史学编纂理念、政治立场和社会氛围的重大争议。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右翼评论家批判传记作家们的“精神饥渴症”及其“肤浅”而“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时，左翼作家也认为此类“普鲁塔克式的复兴”并没有“证明其内在质量以及它在政治上的成功”，相反，“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后阶段”。
路德维希是这场争议的首要对象，而他也顺势发起了反攻，以致在1929-1930年间的争议出现了新现象。他首先指出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遵照历史主义思想。其次，他宣称建立历史研究的“新学派”，即以传记的形式创造一种拥有“精神的”历史编纂方式。最后，他出版《1914年7月》一书，继续指责帝国政治家的“幻想战争”导致了“七月危机”。此举让这场“历史通俗文学之争”得以继续推进。自由派历史学家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1892-1966）虽然也坦承历史主义存在危机，但不赞同路德维希试图拒斥传统的立场，因为所谓“新学派”的传记仅仅依靠“直觉”而非扎实的史料分析来进行研究。所以，即便路德维希“在德语表达上比一般职业历史学家要高”，但他所呈现的能力却是其“不合法”的象征。“合法的”历史写作不是去“统治过去”，而是为了“从自我批判的角度找到当下的问题”，从而“从当代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走向未来”。
这场争议很快也燃烧到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在制定为世界裁军会议做舆论准备的方案中，曾计划让这位左翼学者在美国报刊上“讨论罪责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右翼外交家们却以此为借口，百般阻挠路德维希在世界各地的演讲。
纳粹上台后，路德维希们的远走他乡
公众史学争议的落幕如开端那样，一般没有确切的节点。不过争议双方的此消彼长态势会以比较显著的方式显现出来，
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产生影响。
1929年末，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整个社会自此被扭转到通往纳粹独裁的道路上。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带走了大部分读者，从而让传记作家们失去了市场。纳粹上台后，“历史通俗文学”的代表们显然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战争”中失败了。传记作家的作品或成为焚书对象，或遭到禁止。路德维希们被迫远走他乡。
在争议的另一方中，职业历史学家们大多以欢欣鼓舞的方式来欢迎“一体化”的进程。从这一点而言，纳粹体制正是“普鲁士学派”所欢迎的形态。
当然，像路德维希这样的对手并不会轻言退出。他在国外，从传记转向纯粹的政论，用笔来攻击纳粹政权和让他失望的德意志民族。1941年，他出版了《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The Germans: Double History of a Nation），尖锐地批判德国人的“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并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机遇，而确实是一种德国现象。一切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试图说明希特勒与德国人的性格有所不同，这就错了”。他后来成为罗斯福总统的德国政策顾问，其负面的德国观对战后初期美国军政府推行严厉政策直接相关。
二战后，这场公众史学争议连同“历史通俗文学”的代表们，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消失了。路德维希回国时，感受到同胞们的巨大敌意，甚至连左翼也同他保持距离。他们的著作很少得到重印。在1975年《明镜》周刊的传记作品排行榜调查中，20年代的左翼作家们居然一个都没有上榜。这些人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有关魏玛文化史的著作中。即便有所讨论，一些学者却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些传记对读者产生了负面影响，“是法西斯主义的前兆”。在《大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此后版本上，“历史通俗文学”的分量不断下降，直至消失。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在政治意义上才对他们加以肯定。
德国进入大众社会后的第一场大型公众史学争议
1928年的“历史通俗文学之争”是魏玛德国公众史学争议的集大成者，反映了这一时期争议文化的如下特性：第一，它是同“历史主义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与“普鲁士学派”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出现的最为深刻的学科困境。它联系到职业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与文化地位，并同一整套历史解释模式的生死存亡有关。第二，它是同魏玛民主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是支持与反对共和国的斗争，又体现了德国在民族化还是国际化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第三，它是同西方现代性的危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快速的社会变迁与对于未来的渺茫心态，让大众文化同微言大义式的专业史学拉开了距离，从而使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又通过祛魅方式实现常人化的传记作品流行一时。它带来了新鲜话题，突破了某些禁忌性问题，甚至带来了社会氛围的些许转变，但终究没有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读者面的狭窄与学术水准的问题限制了此类大众文化继续发挥影响的可能性。
这场争议有意无意地留下了20世纪德国公众史学争议的某些延续性特征。
首先，史学与诗学的对峙与统一，始终是备受争议的话题。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之一是所谓“科学性”。在1928年“历史通俗文学之争”中，尽管批评者用词尖锐，如舒斯勒说“他们用汽水来冒充窖藏红酒”、“业余爱好与毫无功底的无考证特性的五彩斑斓的混合物”，但公众史学家的学术功底确实是让人攻击的最大把柄。即便在后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下，人们承认挑选资料、设计场景、运用修辞不过是历史学家们“讲述故事”的主观行为，但不恰当的联想与毫无根据的评价，仍然是足以被诟病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公众史学时常被视作“快餐文化”，体现了社会与文化发展中的沉沦迹象。
问题之二是“文学性”。如蒙森这样的敏锐史学家也承认“路德维希的成功说明，人们还是对历史材料的呈现感兴趣的”，只是在呈现对象和呈现方式上，并不取决于作者的文学观。但是，在所有公众史学争议中，这一点却总是无法得到统一的答案。这一方面是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来都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呈现原则。例如在20世纪末的“戈德哈根之争”中，不少德国史学家认为，美国学者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呈现的“屠犹场景”过于血腥，它突破了有关“大屠杀”的不可言说的标准。但批评者自己也知道，这个理由其实很勉强，并不具有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呈现方式是公众史学获得市场的保证，而且也是让专业史学不断反思的对象。
其次是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主义是以“如实直书”为口号的，但其实质却同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合法性联系在一起。1928年“历史纯文学之争”中的批判者以政治中立为理由，攻击左翼传记作家，然而他们不是站在右翼阵营，便是对共和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一批右翼学者以实证主义为由，试图走上一条“正常化”的道路，结果让“宪法爱国主义者”占据道德制高点，重新强调了德国在纳粹历史上不可动摇的罪责感。10年后，在“格德哈根之争”与“国防军罪行展览争议”中，政治正确最终战胜了考证原则。当然，与魏玛德国的公众史学争议不同，20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冲突是以有利于民主的结果而告终的。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程序。1928年的“历史纯文学之争”是德国进入大众社会后的第一场大型公众史学争议。它遵循着酝酿、爆发、扩散、落幕、总结和后续影响的一整套程序前进。其中，历史主角们表现积极，大众媒体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读者借助他们的各种反馈行为（购买、来信等）来表达意见。这套程序此后不断地重演，只是由于大众媒体的形式增多（电视、广播、辩论、网络）与读者反馈方式多元化（现场鼓掌、投票）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一意义上，公众史学争议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理应成为社会史的关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