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许纪霖教授谈知识分子的长文，感慨良多，我前些日子贴出的《什么是知识和知识的“异化”》就是对他提出很多问题的解释，许教授最后谈到“所以每一次演讲别人问我，知识分子怎么办，我说没什么办法，从自己开始做起。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点滴改良’——点点滴滴地开始做起，也许未来会给中国打造出一个新的制度。”我是十分赞同的，这“点滴改革”许教授没有再谈，我可以说是先认清你自己，真正知道什么是“知识”，接下来就知道应当去做什么了。
许教授谈到解放初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这段分析是不错的，我父亲是普通小知识分子，解放时正在陇海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中，之前他工作很不稳定，经常失业，解放后工作稳定，有比工人高许多的工资。当时知名知识分子的高收入是高过党政领导的。如果把这种现象认为是“好”的时期，则是危险的，六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我在我的《什么是知识和知识的“异化”》文章中讲：
人们在求知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新知识”，得到这些“新知识”有先后，有一条“捷径”就是用“钱”去换，这也是“知识就是财富”的原因。和“知识”紧密相连的“智力”，在经济上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而且是最优质的，不少人可以以此为立身之本，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但“知识”能顺利地换取“财富”，必须是在“常态社会”里，“知识”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交换是自由的。资本和“劳动”(智力、体力)的交换是最基础和常见的经济现象，人的劳动必然是和“知识”相联系，尤其“广义的知识”更是如此，从交换“知识”中得到个人所需要的财富是极其正常的。所以谈知识被异化，是世俗“权力”对“知识”的绑架，这个社会的特点是“知识”的交换不是自由的，对“知识”的重视只是表面，而主要的目的是对“人”的控制，是对“人”思考能力的摧残。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典型的知识被异化的历史，而计划经济又延续了这个过程。“科举”和“计划”都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是其中的“主角”，“知识”被“知识人”扭曲，这些正是异化的特征。
在市场上可用于自由交换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实用部分，在传统文化中称之为“器”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更贴近真正知识的“东西”，如有关精神层面的，人文学科的，这些和资本所需要的“劳动”联系不多，和财富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资本家会投资开发新式马桶，但不会去投资研究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解放初期对知识分子采取“高薪”的政策脱离了经济原则，这已经不是“常态社会”了。“权力”如果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从经济利益出发，来“收买”知识分子，“高薪”是有道理的。如当年不知北京城哪些建筑值钱，来询问梁思成，这是正常的。但高薪收买“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这就不是“常态社会”了。新中国是打着为“工、农”的旗号，而在实际操作中给最低的“报酬”，这种直接违背“真知”(“守信”是最基本的)的现象，当时并没有引起知识分子警觉，而认为是尊重自己，这不是糊涂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随后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不断，实际上也和在经济上对知识分子待遇较好是有关联的。我的父亲解放后工作稳定，收入高于普通工人，能认真工作的机会很少，他的薪金成了思想改造的“报酬”，他的工作稳定是失去“自由”换来的。文革中他被诬告有历史问题而被“看管”在工地上，看管他的工人只有他薪金的一半，这是正常的社会环境吗?一个社会是否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绝不是看“读书人”收入如何，而是看“真知”能否自由自在传播，看知识分子能否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
执政者如果利用权力，制定有利于知识分子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在特殊历史阶段，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定为长期的政策，强制定为社会“共识”，则没有真正理解“知识”的真谛，是对知识的“异化”。同时这种做法是有悖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真正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是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从事各种工作的“人”。许教授谈到改革初期是“建国60年来，知识分子的二度被边缘化”，出现“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提出“第三种尊严”，对这些观点我有自己的看法。“知识不是财富”、“知识不是权力”，认为有知识就应该有“财富”，有“权力”，则是对知识的异化。号召大家通过学知识来摆脱贫困是对“贫困者”的欺骗。我曾和一个搞装修的中年瓦工交谈，讲他的儿时伙伴上了大学，现在收入远不如他。是啊，他的收入是用他装修好的一间间“卫生间”换取的，一个仅读了书的人，没有付出，有什么理由得到“财富”呢?一个精通制造导弹的人，如果找到需要的“雇主”，“身价”会不如“卖茶鸡蛋的”?社会需要许教授提出的“第三种尊严”，需要尊重“知识和人文”，而这“尊严”是敢于对“财富”和“权力”说“不”，尤其是拒绝“财富”对“知识”的“贿赂”。许教授谈到当年社科院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科院的。”其实这正是自己不尊重“知识”，缺少“自信”的表现。一个有“真知”的人，不会去羡慕“有钱人”的。现在有众多“土豪”很“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化人”去捧他们。改革初期，中国社会风尚下滑已经很久了，“文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而文革的发生不可能只是“一个领袖”就可以做到的，在这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作为“真”的社会理论研究者应该深深表示“忏悔”，羞于坐在这人文学术的最高“殿堂”，还有颜面来要求过好日子吗?改革初期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改革开放重要的一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正常社会的重要标志。现在来看，正因为当初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彻底，才有的今天改革的困难。“假作真时真亦假”，知识的异化使得人们与真知识“久违”了，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难度，也给现实中的改革埋下“暗礁”。
笔者和许教授一样，也是恢复高考第一届的大学生，我获得了系统学习知识的机会，也得到不少人羡慕。我也一直认为人们渴望上大学是求知欲的驱使，但我错了。人们爱好的只是“异化后的知识”，爱好的是背后可能带来的“财富”。在我退休后，在网上发表了不少言论，是从“求知”的角度去写的，但很少得到人们的认可。尤其因为耽误各种家务和应酬，同时又不利于健康，被亲朋好友们指责和嘲笑，成为“另类”。但这些让我更认清了什么是知识，谁是真求知者。“知识就是力量”，但这个“力量”不是财富，不是能“战胜”谁，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敢于蔑视“权贵”的力量。
许纪霖教授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和同龄人，看过他的不少文章，也下载过他的不少文章，希望有时间仔细去读。他谈到：“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这话是不错的，但希望能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不是给他“钱”，不是和他“度蜜月”，而是尊重他说话的权利，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