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刚 李冬君
(原文刊于《中国经营报》)
历史上，所有的朝廷都害怕一官独大，威胁王权，因而喜欢搞分化，分而治之。
有人说，民主制不也搞“三权分立”?不也在“分”上做文章吗?
是的，但“分”有彼此，王朝之“分”，是王权主义的“分”，不光瓜分民权，还要限制官权，尤其对李鸿章其人，必须限制，因为他的北洋系，已俨然成为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具有亚政权性质。
把“军事—工业复合体”，搁在官僚体制里，怎么看都不合时宜。这工业文明的尤物，同朝廷似乎总有点格格不入，不错，朝廷不得不靠它来支撑，可朝廷依靠它时，又总是如芒在背。
李鸿章身上，就有这样的芒刺，他在王朝官僚体制里，有意无意的扩张工业文明的芒刺，向朝廷喋喋不休的展示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牙齿，他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除了他的部下，朝廷上下无不想“去李鸿章化”。可撼山易，撼李难，何出此言?因为此时的清廷也只有他，多少还能代表国家。清朝无国防，只有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看上去，还有点国防模样，就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要船有船，要炮有炮，要工业有工业，要军校有军校，要外交有外交，要外贸有外贸等，李鸿章对于近代化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形成了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一体化模式。
李鸿章一手缔造的这一模式，若无毁于甲午战争，它能否超越晚清，成为共和国体的原型?有可能。但我们还是觉得它缺了点什么，究竟缺了什么?也许缺了一种思想。什么思想?一种关于枪杆子的思想，不是拿起枪杆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而是放下枪杆子的“军队国家化”思想。也许还缺一点力量，什么力量?不是关于民的被道德驱动的革命化力量，而是关于人的被欲望驱使的制度化力量。
人的欲望，一度被曾国藩当作“心中贼”来捉拿，后来，曾氏从思想上受了王船山启发，懂得天理就是人欲，是人欲的制度化依据。于是，他除了以理学治军外，还用人欲带兵，以论功行赏，将人欲在制度里坐实。李鸿章没有灭过“心中贼”，无须以天理即人欲来解放思想，天理人欲，在他那里，原本就是一团浑沌未开的“痞子腔”。
“痞子腔”，其实就是以人欲立言，好处在于人欲可以做实事，不足则在于用术。以修铁路而论，张之洞以清流之姿，挟朝廷扶持之力，抢了他的风头，他便跟张之洞打“痞子腔”，让张栽了跟头。
故事如下：为修卢汉铁路，张之洞移住鄂地，欲展宏图，这让李鸿章不快。因卢汉路跨直隶湖广两地，分南北两段开工，之洞请他出马，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他问责;南段从汉口到信阳，张自领衔。另外，张还想开矿、办厂、炼铁、炼钢，当然还要练新军，在中原腹地，再造一个湖广“军事—工业复合体”。两人本为同道，却非同党，理应道高于党，可李鸿章还是打了“痞子腔”，表面称“自愧年衰力薄”，怕“难睹其成”，私下又说张之洞好大喜功，“恐难交卷，终要泻底”。
然而，还未等张“泻底”，他便来抽薪了。他以俄修东方铁路觊觎关外为由，将卢汉路专款抽走，去修关东路，结果呢，此款经他手，又转去送给老太太祝寿，关东路亦因此而未修成。怪不得慈禧寿诞之日，要破格赏他“三眼花翎”，连以“奴才”自居的满大人才有的待遇，他都享受了。
这究竟是受宠，还是受辱?在我们看来，这“宠”和“辱”都是一回事，亏他还能宠辱不惊。左宗棠死了，左氏集团也垮了，朝廷不能眼看他一股独大，若没人制衡他，制度就会垮，可谁来制衡他?朝廷有了新的安排，左宗棠倒下了，张之洞站起来，朝廷扶张上马，再送一程，把个清流后生张之洞，当作左宗棠的接班人来培养了。不知有意无意，左死后，朝廷谥以文襄，后来，张去世，亦被谥以文襄。曾、左、李的地盘，都是自己打下来的，任其发展，朝廷如坐针毡，总有不安。而张之洞的势力，是朝廷培养起来的，其根基，在上不在下，当然会听朝廷的话，如根基在下，像曾、左、李那样，就难免要下克上了。
要牵制李，把张放到哪儿去?放在两广太远，够不着，放在两江太近，那不是互相牵制，而是相互拚刺刀呢，这对朝廷也不利。从极权地缘政治上来讲，最好搁在湖广。湖广在长江中游，两江在长江中下游，顺流而下，便以上海为门户，江宁为玄关了。坐在湖广，不仅可以长江为纽带，拽住李“条条”的尾巴，还能脚踏两湖，看守着湘军的老家，当年朝廷安排官文在此牵制曾氏，等于是扣压了湘军家属作人质，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
从两江反观湖广，李鸿章则以湖广为内地，有了轮船招商局，便利了他的势力沿长江而登堂入室，将内地煤、铁输入两江，去发展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使上海不仅与天津还与武汉连成一体，划一个这样的圈，是他的得意之笔。
你有你的打算，可朝廷也有朝廷的安排。朝廷想在李身后，再造一个官办而非官督商办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来制衡李的战略布局。李一念初起时，顿生反感，但，稍思，便知其为机遇，为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从沿海向内地发展提供了机遇。朝廷知其一，只知再造一新兴势力来制衡李，而不知新兴势力的崛起，反而要靠李来支持。也就是说，在武汉造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需要上海为它提供人才、资金、技术以及企业运营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支持，而支持的过程，便是上海模式向内地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李的“首长所有制”和“首长发展战略”向内地深化的过程。张也知道，他修卢汉铁路离不开李，所以坚持南段归他，北段归李，而造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更需要李支持。
因此，两人先要相生，然后，才谈得上相克。所谓“相生”，实为双赢。以修卢汉路言之，张本以局外人进言，被朝廷采纳，成了赢家。李退而求其次，放下“清通路”初议，来修卢汉路北段，看似不得已，实则欲以卢汉路由北而南，以火车贯通两河流域，以轮船连江海为一体，统统入其彀中矣。
观李鸿章始议“清通路”，用意太露骨，不仅招来反对修铁路，即便主张修铁路的，也多半反对修“清通路”，因为修“清通路”明显是在发展淮军地盘，“清”指清江，即今之淮安，“通”指通州，把清江与通州连起来，如此海、陆并行，两手抓，这也太“李合肥”了!所以，朝议大都倾向于修从卢沟桥到武汉的铁路。而李来搞卢汉路，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清通路受阻，实际上，其欲以卢汉路拓展战略部署，这就等于他在规划中原，以江运、海运和铁路画了一个圈，将直隶、湖广、两江都圈起来了。
李张二人划的这个圈圈，后来，竟然成为新中国的起点。什么叫“相反相成”?什么叫“相克相生”?由此可见。五德终始，五行运之，可以说，此圈圈划成之日，便是清王朝寿终之时。君不见，此圈圈之交点——武汉，岂非辛亥革命的原点?观其与南京互动，于万里江山开出共和国的局面，岂为偶然?履霜坚冰至，冰冻三尺，原非一日之寒，不要忘了曾有那么一位老人以上海为起点划了这么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