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本质的转变。这可称为是典范的转变——传统的知识结构部分解体，外来文化要素进入新型知识人的思域，出现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随之也出现了新的政治行为方式。以往的研究多把焦点集中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上，以中央朝政的变法维新为指归，而忽视了推动中央朝政施行变法的地方强省的动向。论文通过对蔡元培早期思想变化的微观研究，捕捉他从一个帝国的文化精英向中国民族主义者转变的内面契机，刻画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典范转换的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并暗示知识典范转换的另一种政治可能性。
关键词 蔡元培 浙江 变法 世纪之交 典范（Paradigm）
问题的提起
周佳荣在<从清末中日关系论蔡元培思想的发展>中认为“日文书籍的阅读和翻译，是晚清时期蔡元培吸收新知的一大途径；就是他一生学问思想的主要部分，例如他的哲学成就和对宗教的看法，他的教育理论和对学制的见解等，亦莫不渊源于此。”1）这就提出了作为西方冲击具体呈现的“日本冲击”对晚清中国知识界究竟带来了什么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康、梁指导的变法运动，很少注意到对“日本冲击”作出与康、梁不同反应的事例。蔡元培在戊戌变法期间一直在北京却没有与康、梁见面并参与到他们活动中去。政变后不到一个月，突然弃官携家南回。这一决定意味着蔡抱有与康、梁不同的变法取向。
戊戌政变证明了从中央发起自上而上的政治革命是行不通了。罗家伦和蒋梦麟的证言各传达了元培内面真像的一个侧面。2）两人的回忆都是在民国成立以后，有根据结果断事的嫌疑。蔡自己在1923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中国为日本所败，才有一部分学者，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于是基督教会所译的，与日本人所译的西洋书，渐渐有人肯看，由应用的方面引到学理的方面，把中国古书所有的学理来相印证了。”3）这段话透露了一个晚清知识界不争的事实，他们从日本发现了使用西方的知识典范来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从“政教”上反思中国，是建立在基督教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这两个参照轴上的，这使他们超越了以专制王朝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学理”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从“学理”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印证”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学思。而以西方的知识体系来印证中国的传统学术，一个反抗清代专制精神的新典范就在晚清知识界开始胚胎了。4）蔡元培一边被这个出现在杭州的知识团体所吸引，一边又带着清代专制精神的符咒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本论试图把元培从1894年到1901年的活动放到浙江近代化运动的场景中来捕捉他回应“日本冲击”的内面过程。
1）脱离旧学窠臼
蔡元培是1889年（光绪15年）中举的。在保存的五问答卷中并不能发现突破传统的学思。蔡在第四问中叙述了浙江道学的源流，认为“我国家正学明昌，凡诸读圣贤书者，不皆证渊源而励气节哉。”5）“证渊源”讲的是内在体验是否与儒学圣人相感应。显然，蔡是以阳明心学的传人自居的。同科童学琦、汪康年、张元济、胡道南、徐惟则、陈虬日后都投身于变法阵营，梁启超也是这年在广东中举的。蔡对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言论是赞赏的。6）梁所鼓吹的近代主义是理解蔡思想的主线。蔡交往的圈子以故乡绍兴府人为中心，再扩大到同省，又从同省扩大到外省。制约蔡思想形成的另一条伏线是领先全国的浙江变法思潮。
汪康年与梁启超、蔡元培1890年在北京参加会试，蔡中式，两人报罢。现在保存的梁给汪的最早的信写于1892年。这年汪中式，而梁又报罢。梁在信中委托汪代售康有为在189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7）两人成交当在1890年赴京会试期间。蔡元培的日记是从1894年7月开始的。这年汪赴京补应殿试，7月27日拜访了在京拱职的蔡元培。8）蔡元培、张元济、汤寿潜是同科进士，汤在7月13日曾邀饮蔡元培。9）
中日两国1894年8月1日同时宣战，刚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在8月27日写下了「维新有勔夸胡服，实纪何人练浙兵？」10）的诗句。他希望中央实行变法而又把推行变法的主体落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鼓舞他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在9月4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阅读顾厚混《日本新政考》，陈家麟《东槎闻见录》的记载。11）蔡在8月1日的日记中录下了上谕宣战的全文。12）当时蔡也是主战派，对朝鲜问题的知识只限于马建忠的《东行三记》。13）1896年初，蔡又阅读了冈本监辅译成汉文的《万国史记》中的《日本史略》以及沈敦和的《日本师船考》。14）由于战事促使蔡去了解敌国，而变法维新的要求又生出了“以夷制夷”取法日本的主张。
从1895年到1897年的三年中，国人主张变法的书籍开始出现在蔡的读书目录中。如汤寿潜的《危言》、15）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6）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7）、宋育仁的《采风记》。18）蔡身在京城但十分关注南国的改革动向，定购了《时务报》，罗振玉、胡道南常寄《农学报》、《经世报》来。蔡在1897年8月2日的邸抄中得知浙抚廖寿丰在杭州创立求是、武备学堂。19）蔡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了《经世报》第一册的读后感：“章炳麟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宋恕、驳矣。”20）章炳麟的文章是<变法箴言>，立论尚未超出变法论的范围，而陈虬、宋恕则以浙江立言传达了变法运动的深层要求。与南国的变法要求同调说明蔡已从抗战派转变为变法家了。
1897年11月11日蔡的朋友、祖籍绍兴的王式通向蔡提议设立“东文书馆”。王认为“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日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21）这是一条时间与费用双重节约的西化路线。这年年底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游访了日本，22）为输送留日学生开通渠道。这对处于转型期的旧式读书人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日文书籍或游学日本已是打破旧学典范进行知识更新的渠道。
1898年8月4日蔡与同寓诸君聘请外务部左丞陶大均教授日语。23）8日蔡就翻译了《日本小文典》的序文。24）9日陶大均送来日语字母表与注音图表二张。25）10日陶因要去天津与日本续议租界事，推荐日本人野口茂温代课。26）11日，蔡就开始阅读日译本晚清社会小说《李公子》。27）通过《李公子》，蔡了解到了中国民间对官场的批判立场。13日野口来授课，蔡翻译了《万国地志》的序文。28）关于异域的语言知识与近代知识是同时进入蔡的视野的。15日野口与蔡商量打算把《论语》翻译成日文并用日本人读汉籍的方法来断句。29）蔡由此也了解了日本是怎样来吸收中国古典知识的。16日野口翻译了三章《论语》。蔡则翻译“日本败明师于平壤”。30）通过这样的跨越国界的教与学的互动关系，蔡开始理解近代的国家观念。
17日蔡翻译《万国宪法》。31）25日野口带同寓的宪法学家近藤政来。32）蔡了解到学宪法需要专门训练。是夜蔡翻译《俄土战史》感到有“文从字顺之乐。”33）第二天向日本友人借来《亚东时报》，第二册。蔡记道：“中有<连盟论>甚佳”。34）〈连盟论〉是日本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写的文章。蔡接触到了有关国际法的知识。9月8日蔡读了日本民间兴亚志士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35）9日蔡告诉野口因为“外城学堂将开”，36）学习告一段落。
这一个月的日语学习对蔡的思想发展意义重大。他曾在1940年写的《自写年谱》中回忆说：“不肯学日语，但学得‘无尔远波’[日语字母]等读法，硬看日文书。”37）这段抗战期间的回忆已带有感情色彩。当时蔡已是而立之年，作为翰林院的年青精英担忧着帝国的前途，在倾巢之前发现了一条偷梁换柱的快捷方式。从蔡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他求知的急切。本来日语与汉文只有一“音”之隔，只要去掉“音”就很容易把日语翻译成汉文。日本人也只要加上“音”就可以阅读中国的古典。蔡与他的日语老师通过一“音”之转进行了文化交流。对日本知识人来说，这已是他们文化生活中的常识，而对蔡，则是找到了帝国起死回生的秘诀。他从中无疑也感受到了这一文化生命对老大中国的挑战，靠近这一文化生命离回归到他自己的生活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而从生活世界再走向原来的政治空间，他已是另一个面目了。
陈虬在<《经世报》序>中认为“东球木火，管局仁寿，礼让根于性俗，混一全球，终出黄种。”38）当时浙江的变法志士把“东球”——东亚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思维方式在蔡元培的思想里也可以找到。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重新解释了“东”的含意为“日在木中为东”。39）把日本定位到汉字的释意体系中来意味着国人的中国中心观崩溃与重建的过程。
政变是在9月21日发生的。蔡10月15日携家离京南回。40）9月9日停止了日语学习。此时蔡已有归意，政变只是促成了他的决心。也许在政变前他已看到了实行中央革命自上而下推行变法是行不通的。他在《口述传略》中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41）可见他南回，是为了培养能推行改革的新型人才，完成变法课题。而变法是需要国际环境与之配合的。因此蔡赞同《大东合邦论》的“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42）他还依据原本，指出了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的《大东合邦新义》中有有意挖改的地方：“所删者二义：一怂勇朝鲜自立，一说中国满汉不相安；所增者二义：一广孔教，一男女平等。”43）这一删一增正反映了“革命”与“立宪”立论的分歧。元培的客观精神基于对国际局势的现实把握。这时他已完全摆脱了官方的对日观，回归到民间的立场来响应樽井藤吉提出的亚洲连带论。这种连带论是以扇动反满情绪作为温床的。促使元培弃官南归的根本原因是已经起步的浙江变法运动。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已不是文明的中心，因此传统的政治典范也为之失去了威光。
2）浙江的近代化运动
浙江的近代改革是杭人汪康年点的火。汪当时是张之洞的幕友，有感于张在湖北推行的改革，1895年夏回故乡杭州与陈汉第议设崇实学堂。44）第二年他与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汪诒年回忆说：“自《时务报》开设后各地官绅……盖几于视《时务报》馆为办理新事之总汇。”45）《时务报》因聘请日本人为日文翻译，绍介日本情况，所以也就成了中日间讯息与人员交流的中转站。
浙抚廖寿丰在《时务报》影响下从1896年下半年开始在杭州筹划中西结合的近代学堂，指示陆懋勋创办求是书院。书院中各事由廖定意而杭州府总其纲。46）廖主张“拟先从西学书院入手”47），请美国人王令庚任正教习总管教育，1899年又增设外院，确立了“中西并课”48）的教学方针。廖在给汪的信中说设立学堂“若译印西学各国图籍，可使有志之士，省却语言文字一层工夫，获益较宏，观成差速。”49）这段话很能反映当时地方大吏的急切心理。
汪康年1897年帮助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了务农会，50）发行《农学报》。务农会在1898年1月22日创立了东文学社，51）旨在培养日语翻译人材。务农会曾向杭州蚕学馆推荐过懂蚕业的技术人员，由于技术人员提出的需求苛刻，促使杭州知府林启在1897年底直接向日本派送留学生稽侃、汪有龄学习近代蚕业。52）
廖在创设求是、武备学堂之初尚无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当廖得知张之洞派姚石荃赴日考察教育，就写信请汪邀姚回沪时来浙一谈。汪给廖寄去了姚编著的《日本学校章程》并在附信中写道：“保国之道舍此未由，若蒙采择行之非仅一省之福也。”54）一个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开始萌动。廖在回信中说：“东瀛学制原本西洋、伦理、汉文独仍旧贯，历史、舆地本国为先。”55）这就明确了以西方学制为模式，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更新传统学术的教育构想。从日本输入西方学制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同时产生的。
汪有龄到日本后就留意到留学日本的意义。他在1898年1月31日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倘游历一会，阁下果能办成，则三年五载必有可观。”56）有龄在给康年的三十几封信中论述了一个宗旨：“游历一会实自保之秘诀也。”57）主张浙江应参与到以朝鲜为首，湖北、湖南已经着手筹备的留日运动中去。他还将留学日记刻印送交康年。林启在给有龄的信中说：“廖中丞前读足下日记，极相推许。”58）根据有龄的留学观感，
廖作出了从求是、武备学堂向日本官费派送留学生的决策。就这样，浙江开了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更新学术是兴业革政的关键。这成了浙江步入近代之际的公共事业。
日本关西的兴亚志士山本宪受康年委托教授二生日语，他在给康年的信中报告说：“稽汪二君语学大进，可刮目，请为安意。”59）年青一代开始接触到一种不同于中国的近代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孕含着的新精神也随之进入到了他们的生命中。有感于中国青年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成长，为安排浙江留日学生而奔走的旅日宁波籍华商孙淦也以在中国筹办红十字会与游历会为己任。60）对他来说，援助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是同建立红十字会意义相同的人道事业。有龄在1899年6月21日给康年的信中说：“综厥期限，须五六年后方可卒业归国，然非迂径，实正办也。总之练才与练学此两事，似同而实不同。”61）经过在日本一年多的见闻，目击了中国留日运动的发轫，有龄认识到了当以知识典范的更新为留学的最终目标。这已是塑造近代学术人格的课题。
日本驻杭州的速水一孔领事接到了廖寿丰想派送留日学生的委托，在1898年5月9日给西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说：“清国近来感到有必要改革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如果产生了把其改革的根本委托给帝国之倾向的话，帝国一定要圆满地回答其委托执助长之劳。”62）改革的根本在于造就新型人才、更新学术、重建军队，而日本成了中国新型人才的训练场。由于速水的努力，浙江政府派出了九名学习文理与军事的留日学生，其中一名是私费的。留学费用是通过在日本设有分店的浙江钱庄汇送的。《国闻报》于6月4日报导了这一消息，由于浙江与日本在文化、金融、蚕业等方面的沟通渠道，杭州蜕变成了影响全国的近代思想中心。
孙淦在7月15日（旧历5月27日）给康年的信中说“浙江所派之八学生，其武备四人，已于节前入学，外务省另赁寓所，甚为清洁。高才生四人，外务须咨照文部，恐迁延时日，以荒及生等之学。故于初八日即礼拜一，遣外务省候补译官，酒佑三君，就厚生馆旅寓，每日教东文两点钟。”63）可见一行是在6月间到达日本的。
关于留学经费，据孙淦的诂算，每人每年二百元就够了。64）但这对中国学生来说仍然是很大的负担。在龄在给康年的信中说：“盖中国公理不讲，徒知自便，求其出资财，以培植素不相识之人，咸必有所不愿。”65）因此，孙淦“另思一捐募之法。”66）但廖寿丰在1898年5月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昭信票一节，此间官为倡借，约可三四十万，至阖省绅商，虽经出示劝谕，应者廖廖。”67）这当为孙淦提出的“国债”办法，但如同有龄所料行不通。时任求是学监的陈汉第在1900年给康年的信中说求是书院“系将各局经费抽提一成，月得五百余元，又将书院存典生息，官课奖洋拨归求是，年可得八九千元。”68）后因学校扩大，陈又“请将各州县丁漕平余一项提拨三千余元。”69）“丁漕平余”是指省级的各项税收。教育经费出自税金，当时浙人已把浙江视为一独立运作的政治体了。求是书院的经费来源也说明了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性格。
童学琦1896年底在杭州筹创《经世报》。以《经世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推动浙江近代化运动的精英团体——“兴浙会”。汤寿潜写的<例言>反映了发展产业的要求。《经世报》报导了浙江省各项改革举措，鼓吹新观念。“兴浙会”可以看作是汪康年“中国公会”的分会，主旨在落实日本兴亚志士的兴亚呼吁。最先提议设立“浙学会”的是宋恕。他在给章炳麟的回信中说：“执事欲振浙学，与恕盖有同情，然非开学会不可，非请曲园师领袖其事不可。”70）章在发表在《时务报》第十九册上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主张：“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71）他已认识到建立近代学术典范与政治典范是物之两面缺一不可。由于这两者的冲突导致了辛亥革命。
章炳麟在<兴浙会序>中举出浙江历史上刘基、王阳明、黄宗羲、张煌言，说“如四公者，环地球之师也；如忠烈者[张煌言]，盖浙江一部之师也。”72）“部”的概念也是宋恕提出的。他们在从事浙江的近代化运动中已看到了全球大势与浙江一“部”的互动关系。章说“吾胎萌于浙，虑从其近，是以树兴浙会。”73）这是与兴业革政混为一体的近代民族意识，透露了某种与专制政制对决的民主要求。本来，原初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章把宋恕“浙学会”的学术更新构想向“兴浙会”的抵抗暴力政体的政治方向转化。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得到浙江知识界的共鸣，但对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部分知识精英是有震憾力的。
浙江的近代化运动也鼓舞了留日的浙籍学生。汪有龄在日本给康年的信中说“近见杭州渐求维新，鄙怀甚喜，倘游学事果成，拟效贪得无厌之举，再上整顿求是书院刍议。”74）对浙江英烈的表彰与建立近代的知识制度是一致的。陈汉第在任职求是书院期间落实了“兴浙会”的主张，“与浙中同志创一学会、合农、蒙、格、时为一，专讲实学，以杜康教之侵害浙士。”75）求是书院培养了具有同一目标的各类人才，在1914年被命关闭，蔡元培1916年受命接掌北大开始在中央最高学府导入近代学制。他从回乡办学到出掌北大又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
3）回乡办学
蔡元培是在1898年10月26日回到绍兴家中的。76）12月12日，绍兴府知府熊起磻敦请蔡任新设的中西学堂校长。77）蔡在充任校长之初，“欲以切音为学子识字之初桄，沟通西音之快捷方式，商量旧学，无惬心者”，78）主张以乡音为准，教授蒙生。这一教学主张得自于学习日语的体验，日文字母本是按切音原理产生但又附合口语习惯。蔡在1893年曾访问过香港对英国的商业植民地有一种印象，79）把这种印象与清代中国相对照使他感受到了商业国家与专制中国在原理上的对立。他的视野已从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治体系通过香港的孔眼朝向了世界。蔡1899年3月21日与学堂同人胡钟生、杜亚泉、马用锡开始学习英文。80）23日与杜亚泉编写切韵记号，“以无字之音，非记号不能读也。”81）4月27日蔡“以切音简表教蒙学斋诸生。”82）蒋梦麟曾回忆：“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先生说：‘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83）在传统的切音体系中加了若干表记乡音的记号，尚难说是创造文字。蔡在190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写定切音通俗字母”，84）将乡音纳入了工具理性的近代典范之中。当乡人再把对乡音的权利转让给官音时，清代专制精神在与西方工具理性的相遇中重新走向转生。
1899年元培着力于制定学校章程，设置课程体系。他以杭州养正书塾为据点多次来往于杭州——绍兴之间，通过日本领事馆聘请日文教师，又访问东亚学堂、求是学堂了解近代学校的运营方式。在对学生的考卷中已出现了诸如铁路、养蚕等有关实业的问题，他还接待了日本养蚕专家一行及诗人本田幸之助的来访。直接通过日本驻杭领事馆或同日本人接触使他获得接近近代识知源的优势。在1899年12月写的<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蔡已总结出了兴办近代教育的六个问题：“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85）他想以绍兴为试点通过对这六个问题的解决来摸索决解中国教育问题的方法。从倡导一元化现代教育的倾向里，我们可以窥见到他身为帝国文化官僚的自负。
蔡在1899年5月17日访问杭州养正书塾时，汤寿潜来访，86）蔡于是同他商量请省里为中西学堂拨款事，7月24日得知浙江布政使署批示：“允于丁漕平余所提省会学堂款内岁拔—千串给绍兴学堂。”87）在省会杭州进行的近代教育改革开始触及府县，省内的税金也开始把省都与府县的教育事业结成一体。这意味着新型的教育行政机制正在转换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蔡是这一政治现实的参与者，新型的权力观念在他内心萌发。7月26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重读冈千仞《观光纪游》的感想：“时以烟毒，六经毒并言，其实谓八股毒耳。……十年前见此书，曾痛诋之，其时正入考据障中所忌耳。”88）这段话表明了元培回心的内面过程。元培是从八股的遂道中穿过来的人，当他通过异域的语言形式接触到了近代知识以后开始省悟到积淀在八股这种文体之中的专制精神，烟毒与经毒只不过是这种精神的生存状态。他借助冈千仞的中国批判视角认识到烟毒与经毒同为清代专制精神的一对副产品。由于对专制的反拨而厌恶八股文，又由于厌恶八股文连清代传统学术的考据词章也不以为意了。
1900年是蔡元培完成思想转变的一年。蔡接掌中西学堂以后即实行全面改革，导入现代教育机制，还向学生讲授他得意的和文汉读法，传授接近近代知识的快捷方式，学堂教员逐分为两派。使元培失望的到不是新旧两派的分歧，而是新派内部对蔡急迫的改革举措亦不了解。2月25日学堂督办徐树兰来书，要蔡将“沾染康、梁恶习者，严斥而痛惩之”的上谕“恭录而悬诸学堂”。89）蔡在26日写的回信中说：“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90）有关谭嗣同就义的事迹，他是回到绍兴才知道的。他是以谭以一己生命冲决网罗的精神来从事改革的：“有与元培同志而不畏祸者，共事可也。”91）当夜，蔡应剡山、二戴两院之邀赴嵊县。在3月2日的日记中，蔡记道：“嵊县风气，较山、会为开化矣。”92）嵊县是绍兴府内教育落后的地区，也就是清代专制精神比较淡薄的地方，因此容易对蔡的教育思想产生共鸣。
蔡在<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以为“古称四民：士、农、工、商。士者，包官与师而言，实言之，则皆工耳。”93）他认为“士”也是以工作换取工资的劳动者。这是近代商业国家的分工原理，将之套用到中国，在清代专制体制中扮演“官师合一”角色的士大夫将蜕变为一国家公民，而私家立言的师儒传统将无以为继。但若将“官师合一”的分工原理限定在专制政体中的特定地域，那未涤汤专制精神的私家言也将胚胎于其中。在蔡元培看来，天子只是企业国家的总办，而“秦汉以来，办总办者，日事干没资本，笼络股主，而夺公司以为私业。”94）元培出生于钱庄之家，有资本运作的观念。资本与近代教育的结合要求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这就与渗透到资本与价值观中的专制精神在原理上发生了冲突。到此，元培完成了从变法家向革命党的转变。
元培9月23日赴新昌访问童亦韩，他在韩家读了宋恕于1897年出版的《六斋卑议》后在日记中写道“多厘然当于心者。”95）元培自已说“自著言夫妇一伦者或同宋氏《卑议》书中〈伦始〉一章”96），对旧伦理合理性的怀疑，提倡恢复人的自性是蔡对宋恕变法思想产生共鸣的原因。在10月4日写的<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中，蔡认为“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97）他已进入了宋恕的变法思路。在1901年1月2日写的<为宋省庵书屏>中，蔡认为“姿其专制，夫妇造端。”98）他看到了私德不靖是公德败坏、专制肆行的原因，并说“《六斋卑议》，新会罪言。知行合一，责在时贤。”99）宋恕的思想、梁启超的宣传在元培的人格形成上留下了烙印，驱使他走上了冲决网罗的不归路。这年他研究了日本从小学到大学并与师范教育相辅的教育体系，决定将之应用到中国来。
1901年蔡的活动半径扩大到了上海，他多次与浙江当局及教育界人士晤谈，想在浙江导入以师范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主张将已有的养正、求是书院也纳入到全国规模的教育体制中来。100）此时，陈黻宸、宋恕分别任养正与求是的汉文总教习，以一家言深得书院高材生的心仪。杭城导入新式教育，随着新制度与近代国家观念的流入，师生伦理与满汉关系也发生了龟裂。蔡元培在1901年4月4日访问养正书塾，书塾总理邵章给他看了章炳麟旨在帝孔逐满的《訄书》，蔡认为“今乃有以争为宗旨，此满汉大同[乱]之基也。”101）第二天，他还登门拜访了章，求得《訄书》一册。
1901年夏，蔡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然以阖省各州县之丁漕平余，办阖省可以肄业之学堂，必指索省垣坤士，已属不通。……窃以我国万事隋坏，正以国民无国家思想，辄以人人应问之事诿之君官，以为我不必越俎也”，102）元培认为省单位的自主改革与全国规模的国家建设不能兼容。他一边立足于宋恕的变法构想，一边接受了梁启超在日本鼓吹的「新民」说，面对现实中地方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如，开始倾向于中央革命。
急进的制度改革论使刚出现的现代教育又面临了倾巢之危。因此，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大愤，驰书中丞，历叙维持书院之苦心”，102）向蔡的教育改革案提出了抗议。
陈汉第、宋恕倡议教师、学生联名要求挽留总理。元培以为这是专制陋习不以为然。103）结果陆辞职由劳乃宣代任，宋恕因与劳办学理念不合也辞去了教职。急进派可以利用学生的一时喜恶左右书院总理的去就，一家言已无立足之地。蔡在《自写年谱》中说宋“虑患特深”，104）章炳麟也认为他“畏祸”。105）
宋的学生许寿裳、马叙伦也要在他头上戴上革命的帽子，他们要对宋恕超越满汉畛域的儒家情怀作出政治注解才能自圆其说。整个二十世纪“革命”变成了一个专制符咒。
其实，宋恕是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复兴运动的播种人，他表彰《伯牙琴》、《潜书》、《孟子字义疏证》，在旧学学脉中发掘出了反专制思想，启开了传统文化现代更新的路向。106）元培在1901年7月6日来杭拜访宋恕，俩人进行了畅谈。107）在这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俩人碰面以十次计。蔡对哲学的关心亦受宋的启发。蔡在7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宋恕“月旦人物，推论事理，不愧明通。”107）可见蔡对宋倾倒之深。
宋离开求是住到日文学堂治病，蔡也去看过他。蔡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介石来，同至日文学堂，看燕生、州髓。州髓以《寄学速成法》印本不全者见示，视《和文汉读法》为详。”109）介石是陈黻宸，燕生是宋恕，州髓是林文潜，马一浮在1902间与林在上海相识，宋参加了蔡1902年元旦举行的结婚式。蔡在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看燕生，病丹毒，卧床二十日矣。翰香日视之，友谊之挚，可敬。”110）翰香是贵林，满洲驻杭州防营协领，师事宋恕，辛亥革命时率营投诚后父子却遭军政府杀害。当时蔡认为翰香“可敬”，而在《自写年谱》中却说宋“虑患特深”，辛亥以后，“革命”还是“改良”成了定是非的天平，不复再有学术公论可言。宋所希望的是通过恢复国人的自性，涤除专制意理。
结论
蔡元培1898年底弃官回乡办学，此时浙江的教育改革已开始起步。蔡离开绍兴以后在杭州教育界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1901年9月13日被南洋公学聘为特班生总教习，推行其和文汉读法。辛亥革命以后求是书院被命关闭，浙江的教育事业按照蔡划定的方向发展。求是精神只有以留存民间的形式被马一浮承传发扬。
整个20世纪中国走过的是一条中央革命优先的道路，以求是精神所体现的地方革命的课题只是一股潜流，从求是书院关闭的1914年到蔡元培出掌北大只隔三年时间，但却造成了中国历史的新走向。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一边继承了清代反正统的传统精神111），一边以杜威的工具主义，把陈虬、宋恕尝试的浙人创造运动纳入了“中国人”创造运动。钱均夫说到1929年浙大成立“中间相距十五年，浙江文化因此亦迟缓十五年之发展，此种损失，但难以言语形容者。”112）邵裴子也认为“其间以受高等教育机会之减少于人材成就之消息，当可想见。此吾人食喜变更制度之果之一例也。”（13）非国人喜变，地方社会革命的进程被中央政治革命的进程所遮断、吞没说明中国局部地域的发展要在整体进程中进行。也就是说，知识典范是在局部的社会变动中发生转换，而又受政治整体进程制约的。
蔡元培1916年11月8日从巴黎回到上海后，12日就来杭州住皮市巷，龚未生去看过他。114）皮市巷是汤寿潜的住宅所在地，可能就下榻在汤家。出任北大文课学长的人选是陈独秀或马一浮。据王驾吾说，陈独秀是马一浮推荐给蔡元培的。115）陈就读过求是书院，表代求是的急进派，116）而马与求是早期学生后任该院教师的钱家治志趣相同117），体现了求是书院稳健派的主张。陈与马同出一源，却代表了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的两种不同取向，现代中国的世纪转换也将从对这两个人物的深入研究与重新评介开始。
注：
1）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页255。
2）罗家伦证言蔡元培认为戊戌党人“态度也未免太轻率。”蒋梦麟则回忆说蔡元培认为“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页133—134。）
3）转引自周佳荣：《新民与复兴——近代中国思想论》，页254。
4）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三章（北京：中华书局，2000）。
5）42）43）78）85）90）91）93）94）97）98）99）10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1—22；79；79；81；90；92；92；94；99；113；118；118；131。
6）蔡元培在1896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卓如近于《时务报》中刻其《变法通义》，能撷经史偏旁之义，左其新说。近时言西学者，莫能抗颜行也。其强记博辨，实足脾睨一切，而早岁溺于康有为之说，不能摆脱。”（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页99）
7）22）46）47）48）49）53）55）56）57）58）59）60）61）63）64）65）66）67）68）69）74）75）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827；3295；2152；2143；2165；2832；2833；2834；1058—1059；1061；1077；3295；1066；1096；1445—46；1061；1059；1066；2833；2052；2052；1076；2045。
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9）40）76）77）80）81）82）84）86）87）88）92）95））96）101）102）103）107）108）109）11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页13；4；25；29；16；42；6；57；66；66；136；137；149；182；183；183；183；183；185；185；185；185；186；186；，186；187；187；188；189；190；192；211；212；216；269；218；226；226；251；270；278—29；327；346；346；344；347；370；373。
18）37）41）79）89）104）114）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页110；127；133；60；171；211；618。
38）胡珠生编：《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262。
44）陈汉第<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浙江校刊》，校庆特刊，1947年4月1日，页3。关于汪康年，参照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5）50）51）54）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纪、遗文》（台北：沈六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5册）《传纪》，页268；261；《遗文》，页131。
52）参见吕顺长《近代浙江与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章。吕著着重于事实的考证，而拙论则着眼于分析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政策形成过程。
62）日本东京外交资料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陆军学生之部〉。
70）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573。
71）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3。
72）73）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3，15—16。
83）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307。
100）蔡元培在1901年夏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今杭垣学堂，如养正，如求是撤内院而留外院，皆是小学堂课程。方宜增设高等学堂，而况师范一门为各学堂根本者乎。”（同注21书，页131）
105）《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224。
106）参见拙论<宋恕的变法理论与清末政治思想>《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台北：39-4，2001，12，页129-165。
111）胡适在1933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宋恕受颜习斋、黄梨洲、戴东原的影响最大；我读他的《卑议》，此为第二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页236）可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的学思源自宋恕的思想。胡适的父亲铁花先生还是宋恕的友人，胡适可能从其父亲留下的书籍中开始读到宋恕的《卑议》的。胡适到晚年尚与宋恕早年的朋友赵颂南（旅居法国）有着交往，且胡适在日记中也摘录过他父亲的一则日记——该则日记是关于他父亲与宋恕、赵颂南往来的一段记录（《胡适日记全编》，8，页736）。
112）钱均夫讲，赵昭昺笔记<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浙大校刊》复刊第151期，1947年5月12日，页2。
113）《浙大校刊》复刊154期，1947年5月29日。
115）楼达人<陈独秀的西湖之行>香港《大公报》，1994年8月6日。五驾吾是随待马一浮到晚年的入门弟子，这当为马自己讲的。
116）见波多野干一：《资料集成中国共产党史》第二卷，东京：时文通讯社，1961，页103附注7。钱均夫曾回忆说，求是书院在庚子年间成立了励志社，从事学问修养之工夫。其主要活动,一是在院内举办读书会，规定每周必读完一书，周六晚餐后，向同学讲述，藉以交换知识，二是扶助低年级同学求学兴趣之发展，每周有讲演会及文课竞作。在院外的活动有三种，一是响应白话报运动，二是向市民讲解白话报，三是改革私塾，自编教本以代替百家姓与千字文。东京留学界组成的最早的团体励志会早期浙籍留日学生多有参与，陈独秀也侧身其间，可能与求是书院的励志社有关。
117）据楼达人记载，钱均夫之子钱学森视马一浮为父执，1956年陪夫人蒋英回杭扫幕时，去拜访过马一浮。见楼达人〈一次鲜为人知的拜访〉《杭州日报》下午版,1996,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