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前天刚从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颇有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游。我们有幸遇上一位颇有见解的华侨导游。他八十年代来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见多识广，又善于思考，与他攀谈，也很是投缘，一路上分享着他对日本的经验与感受。
导游一开头就告诉我,日本人性格是内向的。我确实注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欢开窗户，连小旅馆也是如此。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距离感，这也就是重义不重情吧。
总的说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种提倡一衣带水的亲华派已经淡出了,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华为己任的周游中国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经绝迹。用导游的说法，对于中国，日本人谈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关心中国,也多是出于利益考虑。中国占日本进口贸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国进口贸易的第一位，对于双方来说，利益都太大了。导游还说，有些日本人骨子里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不必大惊小怪。随着中国的进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其实，我觉得与具体的人的接触对于彼此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人们超越许多未经证实的抽象的判断，第一天下午就遇到一位友善的日本女青年。我在宾馆门口把一张写着“成田新胜寺”五个字的汉文纸条给她看，请她指路，她正好与我们同路，就一路带着我们上大巴，带我们在巨无霸式的成田机场里转来转去，并一直陪我们坐上了去成田与东京的城际铁路。她的英语很难听懂，大致上得知她在东京工作，没有到过中国，但去过法国巴黎旅游。临别时，我们与她相互挥手致意，从此就如同萍水相遇的流星，消失在茫茫的天际。我们此生中再也不可能与她相见，正是靠这位再普通不过的日本人帮助，使我与太太顺利到达新大学胜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上一次来日本是四年以前去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临行前与与一位在东京的侨居多年的朋友通电话，我问他对日本的看法，他说得很实在，他说，日本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一种如同眼看着巨石从山顶滚动下来无法阻挡的感觉。当时我就在想，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以来，从此以后的一百年中，他们的眼睛总是朝下看中国的，到了现在，日本才开始第一次以异样的目光重新认识中国。百年来的思维定势使他们心理转变还很不顺畅，那年的学术会义是在名古屋开的，会上有些日本学者的发言仍然可以听出对中国迅速发展充满疑虑与紧张的弦外之音。这次来日本，总感到他们的心境平和了一些。也许他们心理上已经开始适应这一变化了吧。这位导游说，中日既然都是一对不会搬走的邻居，双方就都要学会相处之道。这话很实在很朴素。
也许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人似乎并不幸福，做人做得太认真，太自苦。太刻板，太好面子，美国学者说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日本人好象总是在为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而在活着，导游告诉我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在邻居眼里总是打扮得很体面、干干净净地进入家门，脸上充满愉悦与满足的神色。邻居们过了很久不见了他们的踪影，后来才惊异地发现，他们一家人全都饿死在家中了。尽管导游说这是真实的故事，但这种在中国人看来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总觉得也许是日本的一个传说，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个幽暗方面。然而，正是日本民族自苦的性格，造就了现在的日本。相对而言，虽然中国人生活得比较潇洒，不那么拘泥。然而长期以来受革命造反文化熏染而大大咧咧了的中国人，却大有“礼失而求诸野”的必要。其实，日本人学一点中国人的潇洒，中国人学一点日本人的自制，也许对于双方都会更好。
我还特地请朋友抽半天时间带我与太太去参观了靖国神社（注意，可不是参拜哟）。那里看了一部连续播放的纪录片，朋友把旁白译成汉语，电影的立场用意实在是陈旧保守，毫无对战争的反省态度，一味只说美国欺侮日本，对日本不公，才逼出日本起来自卫。纪录片中只有一个南京入城式的镜头，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其实，这也只是日本多元社会中的一种观点而己，大可被国内愤青说成是军国主义。然而，有意思的是，放映此部电影的可坐数百人的电影院只坐了二十来个来此怀旧的老头老妇，他们中有些八十岁朝上的老人连走路都不稳。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青年人，电影结束时确实有人鼓掌，这是发自一个角落的轻而无力的声音，我顿时想到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孤掌难鸣”，也真有一点寓意。
出了神社，外面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庙会的大集市，数以千计的青年人穿红戴绿，有的还穿着和服，高高兴兴来来去去，品尝着食摊上的美味，却很少有人进入近在咫尺的神社。看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实在是冤枉了这些少男少女。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经变了，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多大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现在我似乎更具体地感觉到这一点。
日本人的社会秩序之好令人称绝。据说一个外国小偷一年里在日本窃了五百多次才被抓，可见日本人的警惕心已经退化到何等地步。小偷在日本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另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更耐人寻味，来日本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在京都先回宾馆,房卡钥匙在还在外出购物没有回来的太太手里。我尝试去三楼的服务总台，要他们开房间门。心想成功的可能性一定不会很大。没有想到那位日本接待员却二话没说,连证件也没有让我出示,就让我签了个字,把房间卡交给了我这个陌生人。他居然没有想一想,如果我是冒充旅客的窃贼怎么办?这种对人信任到如此地步的文化，正好说明日本本国治安良好到何等程度。说得极端一点，一个民族对陌生人的警觉退化到什么程度，可以度量这个民族的的社会文明进步到什么程度。
日本人的敬业达到没有英雄的地步，（据说一个警察救人而死，日本人说这不算是什么，谁让他警察，他不死谁死。）日本人的守纪律到了呆板的地步，导游开玩笑说，日本人的头脑是方的，不会转弯。这一比喻很快就有了实证：开我们旅游团的车的年轻司机错过了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中餐时间，此后就一直饿着肚子，开车到晚上七点前都没有进食，也不接受我给他的面包。日本人的爱卫生达到“病态”的地步。主妇会把便桶的内沟也要全部擦到才安心。我就曾亲见京都市郊一位日本老太用湿布擦洗沿着屋外伸延出去的矮墙。日本自卫队没有任何特权，只在慢车道上让别的车先行，也是奇观。我去过好多国家，但从来没有见到警察是微笑着指挥行人过马路的，而在日本京都.这一次我却见到了。有一次我在东京浅草观音寺附近的小商品街购物时,那位女店员见我迎她而来,她居然流露出因内疚而紧张的神情,可能这是因为在她看来,她居然没有在我选商品时陪在我身边。
我们中国人的旅游团购起物来也是充满热情，一见名牌如资生堂之类，眼晴都会发亮。因为比中国便宜一半还多。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真的富了起来，过去只有西方人才说日本是购物天堂，现在也轮到中国人这样想了。我购了四个日本木偶人，一双防湿的登山皮鞋，一枝日本名牌PILOT的14K金笔。写起来很顺手，思路流畅之极。
这次日本之行，我去了东京，箱根、京都，奈良，大坂，虽是走马观花，也可说是见到了日本的精华。回到上海，在高架上一眼望去，比较起来，上海城市风格比好像比日本城市更有色彩些。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吧。如果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这次日本之行的观感，我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了解不多的现实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