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在7月24日刊登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关于留学归国人员学历认证的介绍，题为“洋文凭，也有假？”为了“防伪”，并以钱钟书《围城》中伪造学位证书的情节为引头，说留学归国人员的学历、学位要经过该机构的认证，费用竟达750元之多，令人吃惊。记者写道：“用人单位希望对求职者的学历辨别真伪，留学归国人员也希望为自己的学历讨个说法。”似乎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基于用人单位与留学归国人员双方的需要，而非教育部的强行推行。其实，“学历”是无需通过政府部门去认证的，更何况这一认证也可以假冒。据说，日本留学归国人员的博士课程“修了”，留学生服务中心就无法认证。因为这已不是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
“伪造学历”的现象早已有之，钱钟书是带着讽刺的心情来描写国人对洋文凭的期待的。这种“期待”说明了国人对国外学制的无知，却按中国读书作官的准则来要求子弟。周一良把留美中国学生分为为知识而学与为学位而学两种。陈寅恪、吴宓属于前一种，周本人属于后一种。还有像胡适那样，读完了博士课程，回国即以“博士”自称，十年后再去申请学位的，一般而论，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拿学位的，在国内已完成了硕士学业，明了治学方法、专业行情，是现代主义者，而想为近代中国找出路，以中国文化的更新为已任的，不以国外学制中产生的学位为念，多是传统主义者。如果完全以西方学制为准则，传统主义志向的学者将失去在学术界就职的机会。
日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用双轨制，即鼓励本国青年去国外留学，同时国内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如不能按期提交论文就以“中退”或“修了”处理，这些人的就职需要导师的推荐信与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一般三篇）为依据，因此不会出现伪造现象。本来，高级专业人员的就职是与用人单位发生关系，用人单位如有一定资历的教授群体，是不难判断所需人才的能力的。但为什么国家权力一定要插足其中呢？如果是为了“防伪”，也不能因为少数“冒伪者”，而对十几万留学归国人员都进行“搜查”啊！这已经是国家权力对公民的一种冒犯了。究其原因，还是我国目前推行的过于激进的教育现代化政策使然。办“一流”大学是以西方著名大学为样板，教授有多少，研究所有多少，博士学位获得有多少，而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各式人才也无从培养。
余杰先生在《现代教育报》（7月12日）“学术的虚妄”中指出：“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国家权力对教育的过度介入，实际上是对下一代的犯罪。在西方国家，“学问的自由”是由宪法保护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也应同西方国家立宪建制的基本原则“接轨”，在权力的沙滩上是建立不起知识的殿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