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曾国藩家书刊行以来，人们得以籍其家书窥视这位理学家的内心世界，从此家书便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各种名人家书遂纷纷出笼。李鸿章是个很少亲自写信的人，今日留存下来的亲笔书信并不多见，其家书自然更是少得可怜。国内出版物在编者说明中曾特别指出：“李鸿章家书刊刻传世的并不多见。因是他与家人所讲私房话，对世道人情自有许多真情流露，颇值读者体会品味。”故而“此书自清末以来以不同形式广为流传，百余年间，世人或诵或抄，爱之不厌”，直接点出了这些家书的珍贵之处。
李鸿章家书虽然令人珍爱有加，但其来源却并不清楚。早在李鸿章晚年，其幕僚吴汝纶就已开始整理李鸿章的文稿。吴氏于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即1902年刊行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其中并无家书。到了民国初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把李鸿章的90封家书公诸于世。1936年广益书局排印《清代四名人家书》，又将李鸿章的家书收入其中。近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将该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遂使这批家书成为重要的近代史资料，上了中外学者的案头。近来，国内一些出版社从整理国故，寻找卖点的角度出发，也开始整理出版李鸿章家书。1994年11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邓曙光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4 月安徽黄山书社也出版了翁飞和董丛林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1 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凤祥等四人主编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其中又收有《李鸿章家书》。上述所有这些出版物所依据之底本，均是民国初年共和书局的本子，而当年共和书局出版此书时则对李鸿章家书的来源秘而不宣，遂使这些家书的面貌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辨真伪。
真伪难辨并非不能辨，只要稍加细心，读者就会发现书信中的许多疑点。如该书开篇的《禀父母》一函，虽无发信时间，但依据家书中所言之事，尚能考出大致时间。函中言：“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李鸿章的所谓“接篆之时”，当指同治元年署理江苏巡抚之事。因在此之前，李一直任翰林院编修，并无地方实缺，后来虽擢道员，也未赴任供职，无篆可接。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清廷命其署理江苏巡抚，李方有篆可接。然而在此之前，其父李文安却早于1855年7月6日死于合肥军次，李鸿章根本不可能在此时给父母同时去信请安，是信之假昭然若揭。再如第四封《禀姑母》，是函虽字数不多，却杜撰得更加荒谬离奇。信中言：“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王怀祖者，王念孙也。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推崇，曾说过：“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王氏生于乾隆年间，死于1832年，而曾国藩则在1838年中进士后才进京做官；李鸿章“受业曾门”更是在1845年，这些都是王怀祖死后多年之事。曾国藩决不可能对他的崇拜者死去多年而不知，李鸿章以湛学之士，且又师事曾氏，更不会闹出要其表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问业弟子”的大笑话。荒谬和离奇不仅证实了这些家书的作伪，同时也表露了杜撰者水平的低下。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学照在《历史研究》上撰文，揭示了李鸿章家书作伪之事。刘先生的考据功夫扎实，文章极有说服力，唯不足者，则于李鸿章书写家书之习惯不甚熟悉，故而偶有失足之处。如刘文指出：“季弟是指最小的兄弟，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弟昭庆。”“但第61函《致季弟》说：‘昨日高升来，知吾弟患湿温症’，紧接着第62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来书，吾弟患湿温渐愈，寒热渐退，喜甚。’从这两函联系起来看，季弟竟又表指为三弟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充分暴露了作伪者的混乱。”其实这里“混乱”的并非是作伪者。以通常的知识而言，伯仲叔季，季弟所指当然是最小的弟弟无疑。然而以李鸿章惯用的习惯称呼来说，“季弟”所指就不是六弟李昭庆，而是三弟李鹤章。李鹤章号季荃，鸿章呼为“季弟”；李昭庆号幼荃，鸿章呼为“幼弟”。这些称呼都是李鸿章书信中所常用的，决不能以通常的知识来作泛泛的理解。对人物的确认出现失误，以此做出的考据就难免没有差错。
就现在出版的《李鸿章家书》而言，其中内容来自民国年间各种版本者，可以大致断言是伪作。在中国作伪也算得一种职业，但是做晚清名人的书信手札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非高手不可。前些年，笔者在南京调查李鸿章资料时，曾得知在解放前后，南京有一位姓马的老者，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生业。他所做之物水平之高，令人难以辨识。据说他做得一批晚清名人笔记书信，后来捐赠给江苏某市一文化单位，为此而获得奖励并由政府出面解决了其子女的城市户口问题。能以作伪之物挡过某些专家的眼并谋得实惠，这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可惜这位老者早于1956年就已经过世了，不然我真的很想去拜访他，和他聊聊天，以多知道一些有关晚清名人笔记手札作伪的知识。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过去的作伪者，但我却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的作品。1994年，笔者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馆作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李鸿章书信的抄本。这批东西数量不少，约有十数册之多，长期被该馆作为善本珍藏，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要看这部书委实不易，我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斡旋，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面，该馆才同意拿出来让我看。看的时候，图书馆馆长侧立一边，让我带上白手套，收起所有纸和笔，不允许作任何记录。在他的监护之下，我认认真真地看了约二个小时，最后断定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图书馆的人大吃一惊，馆长用鄙夷的目光斜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说：“你懂什么！”我只好稍作解释，随手翻出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讲给他听。记得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大使刘瑞芬的信，李在信中告诉刘说：“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伯行者，李鸿章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的人，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子时用号而不呼其名。习惯上，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多称李经方为 “方儿”，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臣子李经方”。我猜想这部书的作伪者，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到“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一事，将其移入伪造的李鸿章函内，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做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一些实际的内容，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可惜的是，作伪者并非当事之人，亦未能弄清伯行者何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依据时人习惯，又特地将“伯行”做了挑行抬头，以示恭敬，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家书传世呢？应该说家书是有的，但这些家书从未在世人手中流传过。据我所知，目前李鸿章的家书仍然散见于各处，并未进行过统一的整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就收藏有李鸿章致哥哥李瀚章的亲笔书札数十通。另外，长期隐居上海的名作家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先生手中，今日仍然保留着外曾祖父李鸿章写给祖父张佩纶的亲笔手札数百通，这其中就有数十通手札是李写给女儿菊藕的家书。作为被批判多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人，保存这些家书的纪念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并不相同，他在家书中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伦理说教，而是就事论事，所谈多以家务为主。这种家书即便出版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李鸿章之人，只怕也难能有耐心去认真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