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在西方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但是，对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要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是比较不容易的，而且这些概念往往会引起很多误解。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一个概念是这种经济学的“预设”。什么是经济学“预设”？就是在经济学的阐述中，一般都会预先假定人是争取最大化的自利的，也就是说，参与经济的人是要谋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这就是“经济人（economic man）”或曰“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预设。
对这个预设，人们就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比如，有些人就说，这个概念说明西方人是主张自私自利的，就是说，西方人是主张性恶论的。有时还进一步说，这是东西方之别：西方讲性恶论，我们中国文化，比如儒家文化，是讲性善论。
有时候又把它说成是主义之别。比如，说资本主义是讲性恶论的，而社会主义是讲性善论的。资本主义是讲利己的，而社会主义是讲利他的。这里头就有交叉了。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社会主义也是从西方传来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不好说社会主义就是东方的，是吧？
但是，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之别，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之别的意义上，所谓的性恶论，所谓的自私自利，其实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事实判断；一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就是“是怎么样”。价值判断就是“应当怎样”。其实，我们讨论的很多概念都涉及这两个意思。
有些人把“经济人预设”说成是事实判断，就是说人性皆恶，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于是他们就批判说，这个说法不对嘛，比如说有雷锋同志嘛，比如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人，是吧？他们都不是自私自利的嘛。
的确，如果把这个“预设”当作一种事实判断，那么现实中有很多高尚的人和高尚的行为就可以成为反驳的论据，因为相反的事实明明是存在的嘛。很多人都这样讲，说西方经济学把所有的人都设想为自私的，这是错的。甚至不光是在经济学领域，前几年有一位朋友，是一个所谓的“新左派”。他编了一部很有名很火爆的剧本，叫做《格瓦拉》。这部火爆的剧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几个像女妖精一样的“美帝国主义者”，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一出来嘴里就大喊大叫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据说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可是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西方哪个思想家或者是什么人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恰恰是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句谚语。而在西方文献中，至少就我知道的范围内，还没有听说哪个有名的思想家或者哪个人说过，人不为己会遭到，或者应该遭到“天诛地灭”。但是，这些人就说，西方人就是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这是事实判断。
再说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就是说应该如何。事实判断是说，他们认为西方人说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个事实。而价值判断就是说，人应该是自私的。似乎如果你不自私，你就会被西方人认为是大傻帽，或者是受到贬斥。
也就是说，第一，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个事实判断；第二，人也应该是自私的，这是个价值判断。这些人说，“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预设就是这么回事。
因此他们就做了两种批判。第一是事实批判，人不都是自私的，比如说有雷锋等等；第二是价值批判，人也不应该是自私的。比如他们就说，大公无私如何高尚，如何值得提倡，为他人着想，为集体献身是多么的伟大，宣扬自私自利是多么的不好等等。这些年来经常有人宣称，“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南街村、华西村这类“奇迹”，理由也是那里的人据说不自私，并且提倡利他为公。我们还经常听到有人说，他创建了什么什么理论或体系，“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你去一看，其实还是说他从事实和价值这两个方面推翻了这个“预设”。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两种批评，是不是有点找错了目标呢？所谓的经济人预设真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判断或者是价值判断吗？其实，这个预设它不过是一个逻辑，提问的逻辑前提。它既不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更不是一种提倡，对价值的提倡。
这个经济人预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西方的经济学中，所谓经济人预设就是，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或者说合理运行的制度，必须假设人是会自私的。我要从这个假设出发，就是说把它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都非常理解。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或“亲兄弟明算账”。在制度设计上，你一定要从人有可能做小人出发。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如果你事实上是君子，那当然更好。但绝不是说，如果你不是君子那就乱套了。如果你事实上是君子，整天想着为别人为大家做好事，那咱们求之不得。但假如你做不到，那么，这种制度也可以使你的利己行为不至于损害别人，使你的利己行为在整体上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总福利。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也是这么回事。“亲兄弟明算账”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不是要鼓励大家六亲不认，而是说，要把账算在明处，就不至于发生不愉快的事。互相帮忙，亲兄弟的感情，完全可以存在，而且再好不过，但是，假如亲兄弟们的感情出了问题，那么，明算账也可以做到使他们不至于反目成仇。
明算账就做不成亲兄弟了么？或者说就不提倡做亲兄弟吗？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进行制度设计，不能预先假定你是圣人，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你的身上，把所有的资源都交给你，相信你大公无私，会分配的很好。我们不能这样做的。我们不能押这种宝，因为事实证明，这样押宝往往是有问题的。
大概不会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西方文明的代表。而且，据说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就是毛泽东自己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都这样讲，那么，我们设计一种制度时，能不考虑这一点吗？我们能够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做好事的，而且一个人在他一辈子中都是做好事的吗？毛泽东自己都讲，这是最难最难的。所谓最难最难的，不是说没有人做到，也不是说不该做到，而是说，我们不能把宝押在这上面。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一个成功的制度，你是慈善家最好，但是，如果你不是慈善家，那么至少我要管住你，不能允许你成为一个强盗。那么，我不能允许你成为强盗，但是，我又不能假设你肯定就是一个慈善家，那么这个制度安排应该以什么为基准呢？
大家可以想象，那就是交换。比如说，我想从你那里得到好处，我不能假定你是一个慈善家，会无偿的给我提供好处，但是，我也不能做强盗来抢你，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嘛，你给我好处，我也给你好处，这就是所谓的交换。交换不是说，你就不能当慈善家了，而是说，即使你不当慈善家，我们这个社会也能运作。
亚当•斯密和密尔所讲的“经济人”
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在一提出“经济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大家知道，所谓“经济人”这个概念，有人说是起源于亚当•斯密，因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到饮食，可以穿到衣服，但是，这并不是因为那些厨师或者那些裁缝们大公无私，诚心的要给我们做什么奉献，其实这些厨师、裁缝，他们想的也不过就是自己赚钱。但是，由于有了市场交易，厨师和裁缝，他们即使本意只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行为获得了好处。比如说，穿衣吃饭的便利，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预设。
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讲，这些厨师、裁缝，就不可能有为他人着想的可能。他更没有说，如果他们这样想了，我们反而会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了。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由于有了这样的交换，即使他为自己考虑，我们也可以得到服务。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先小人后君子”。
但是，亚当•斯密这样讲的时候并没有用 economic man这个词，就是“经济人”这个词。经济人这个词最早使用的是约翰•密尔，严复把他译成穆勒，约翰•密尔在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经济人”这个术语。
密尔就明确地说，经济学以人会利己作为预设，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一种抽象，而不是对人事实上是什么所做的论断，更不是对人应当做什么的一种回答。他说：“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如此荒谬地认为人事实上就是如此（自私）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不会荒谬到认为所有的人都不会利他，都不会利公，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他说，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而我们只能做这样的假设，相反的假设是行不通的。
这里我要讲，的确是这样，西方经济学中的确没有一种事实判断，说所有的人都是性恶的。所谓的性恶论，的确在西方文明中有一些说法，但和经济学无关。比如说基督教义中的“原罪”说就被一些人说成是性恶论，因为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们都有原罪。无论你是否相信这种说法，但这说的是神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自私自利并不是一回事，更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毫不沾边，亚当夏娃恰恰是因为偷吃禁果（可以近似地说是自私吧）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如果不这样，他们还在那乐园里享受上帝的恩宠呢。怎么说不偷吃禁果，上帝就会诛灭他们？这不是胡扯吗？恰恰相反，基督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教人整天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这明明是一种反省的说法，它倡导的不是纵欲，而是自律、克制乃至禁欲。与宋儒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差不多。你不信教，不忏悔也罢，总不能反过来说人家提倡自私自利吧？
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霍布斯，如果讲西方的性恶论，霍布斯是被提到的最多的、最典型的代表。霍布斯有一句话叫做，“人对于人是狼”。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是竞争的关系。但是，我们说的经济人预设和人对于人是狼的这种说法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了。道理很简单，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狼群中有什么市场的，人们更不能指望狼和羊去进行交易。
恰恰相反，从这个狼群中的规则中倒是可以推出“计划经济”的。大家知道，现实中的狼群经常是有一个头狼的。很多动物都是这样。这个头狼可以分配一切，包括配偶。你不能跟他讨价还价。往往这个头狼可以垄断交配权，别的公狼除非寻机向它挑战，取而代之，就都只能“打光棍”。但是，从经济人预设推出来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吗？
秦晖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