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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做学术界的世界公民

  

  决不盲目偏爱本国文明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作为一个大陆出生,台湾求学,又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学者,怎样定位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还是笼统的“华人”?

  许倬云(以下简称许):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学术界的世界公民。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

  这种观念从在台湾大学就读的时候就形成了,当年台大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对我的这种观念形成影响很大。后来我的学术方向是对文化进行宏观研究,这种世界性的归属感也是从职业上培养出来的。

  我认为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社会,在此之中,个人主体性最重要,其他任何单位都有局限性,不能拿一个“国”或“族”涵盖一切。21世纪的民族观念和过去的观念有很大区别,中国历史的民族观念也一直在发展。这些观念都受到时空的约束,不是永恒和普适的,只有个人的自主性是永恒的。

  据我所知,这种理念在华人学术界中并不是很普遍。在台湾也是少数。

  《南》:这种观念的实质,是否就是职业化的“学术自由”是目的,而不是从属于任何目的的手段?您持有这种观点,遇到抵触和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

  许:是的,学术自由如果从属于任何目的,即使是善意的目的,也是一种扭曲。我做研究应如法官断案,接手一个个案例,即使是事关亲人朋友,也不能放弃操守。

  我做比较文化研究的课题,往往是关于中国文化。她与我血肉相连,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不会盲目偏爱中国文化。我对她有欣赏也有批判,而且经常不得不像批判自己母亲一样,去批判她。有时候的确感到痛心。

  

  归属感与历史观

  

  《南》 :坦率地说,我们读林毓生、余英时、唐德刚、黄仁宇这些海外华裔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在厚重的历史陈述背后,总能读出浓厚的爱国情结,这种爱国情结甚至对学术独立有所障碍。尤其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这种味道特别强烈。

  许:他们都是我崇敬的前辈和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专业光谱上的特殊位置。要客观评价他们,最好了解他们著作的全貌。专业的评价和一般影响上的评价,每个人也不相同,有的是专业水平比普及水平要高,有的相反。

  我们可以看一下黄先生的背景。他是军人出身,读书时间很晚,年轻时一直在打仗,先是抗战,后来是内战,这些经历对他的治学有很大影响,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情绪。用专业的术语说,他很有眼光,但是验证不够,有些overstate(“夸张”,记者注)。他的专业著作和个人期望套得很紧,尤其是评估一些近现代重要人物的行为、决策合理性等。其实他的研究重点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理解中国

  《南》:这样的状况是否在您这一代学者中比较普遍?现在的年轻学者是这样的吗?

  许:岁数越大,家国情结越重;岁数越小,越淡薄。这是我观察到的海外华人学界,尤其是广义的汉学研究领域的情形。华人学者的专业程度正在随着年龄的降低越来越高。这个好处是专业纯度高,坏处是他们缺乏归属感,难以全情投入。

  华人学者共同的毛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一头栽进去做中国题目,但不太注重理解其他文化的事情。世界大事每天都在鲜活地上演,较少华人学者花力气去研究,这种自我封闭是不好的。

  

  民进党越来越像蒋家

  

  《南》:您为什么没有走完全专业化的学术生活道路呢?我知道您长期从事大量社会事务,最近在台湾还署名反对大规模军购,这对你的学术生活影响很大吧?

  许: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积极参与社会,60年代更加投入。当时整天和特务、国民党员对着干。70年代我也投入了当时台湾的“改革开放”。可能是惯性使然吧,我现在各种公益事业占的时间很多。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大概要到1/3,家庭和专业也各占1/3。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分配,我的每一个1/3可能比别人的一半都大。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她替我做了许多事情。

  《南》:我们现在来谈谈您9月份在台湾参与的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活动。您的参与是一贯反台独立场使然吗?您对台湾的未来走向怎么看?

  许:战火点燃,牺牲最多的往往是无辜平民。台湾走到今天不容易,如果被战火摧毁就非常可惜。民进党是挑战专制出身的,现在占到了统治地位,如果成为新的专制力量,会很可怕。可是,不仅仅是台独,以前专制政府做的坏事情,民进党都在做,越来越像以前的蒋家。就这一方面而言,我看不到陈水扁的改变。

  

  本土主义的迷途

  

  《南》:您对于台湾有很深的眷恋和感情,因为台湾走到今天,有您这一代人的奉献。所以您特别珍惜现有的成就,也特别痛心岛内的迷误。您认为目前台湾在社会情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许:问题在于,现在科学主义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咒语,而民族主义则成了堡垒。台湾的民族主义是本土主义,比大陆的民族主义更严重,而且还有一种悲情主义——“为什么我们400年来一直被人管?”可是别忘了一点,400年里有300年是在管别人,是闽南人管原住民。这种本土主义比大陆更严重,造成的情绪更偏激,可能会造成他们牺牲民主、牺牲人权,最后导致分裂和战争。

  现在大家都觉得战争有可能,这还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当权者撑腰,和日本想恢复当年东亚地位的动机相关,这也是陈水扁甘于并敢于冒险的因素,形势非常严峻,让人担忧。如果战争爆发,台湾成为一片焦土,大陆倒退二三十年,不堪设想。

  我们的听众正在减少,大家都在情绪化,很多人是用荷尔蒙说话,我们在拼命浇水。总体而言我有些悲观,但是觉得事所当为,全力为之。台湾也有一批清醒的人,应该有人为他们说话。

  退而求其次,我们不妨记录下历史的真相吧。作为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和你们记者有很大共同之处。

  

  未来发展该走专业路线

  

  《南》:应该反过来说,我们记者的工作是给历史学家打第一遍草稿。您认为台湾走到今天,有哪些经验值得大陆方面借鉴呢?

  许:台湾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到开放,是因为经济发展,从管制的经济到开放自由的经济,这个转折点是一切转折点的开始,从此舆论有了生气,我们在报纸上也有了平台,刺激民间的种种讨论,并引导政府继续开放。

  我希望大陆以后的政策走向,更注重专业路线,比如,应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调息等等。大陆的发展形态,能完全追随欧美的高消费和高浪费的方式吗?我们应该转个方向,争取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同意杨小凯先生生前曾说过的,中国文化已经有四个支脉,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独特之处。

  我们来看新加坡,它是一个高度专制集权,民主受局限的国家,在一个小社区做个实验还可以,但我不希望中国走这样的路,它太小了。政府有错误可以马上纠正,这是一个蜜蜂、蚂蚁的社会,分工很好,非常有序,香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只有头头有决定权。这也只有微型社会才能出现。

  他们只是“难民知识分子”,所以更向现实认同。

  台湾的情况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年轻人被理念中的“统独”纠缠得很痛苦,有点类似金庸小说里面的乔峰和完颜康。

  我对你们大陆年轻人有很大盼望。百年中国的沉重耻辱,对我们伤害太重,扭曲了我们的眼光。而你们这一代可以避免很多,也因此可以做好很多我们无法企及的事情。■

  

  《南风窗》04.12.2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朱雨晨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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