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盲目偏爱本国文明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作为一个大陆出生，台湾求学，又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学者，怎样定位自己的身份？是“中国人”，还是笼统的“华人”？
许倬云（以下简称许）：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学术界的世界公民。我视个人的良心和学术规范高于一切，不会因为任何民族情感、对组织的忠诚，甚至是国籍毁掉自己的学术声誉。
这种观念从在台湾大学就读的时候就形成了，当年台大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对我的这种观念形成影响很大。后来我的学术方向是对文化进行宏观研究，这种世界性的归属感也是从职业上培养出来的。
我认为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社会，在此之中，个人主体性最重要，其他任何单位都有局限性，不能拿一个“国”或“族”涵盖一切。21世纪的民族观念和过去的观念有很大区别，中国历史的民族观念也一直在发展。这些观念都受到时空的约束，不是永恒和普适的，只有个人的自主性是永恒的。
据我所知，这种理念在华人学术界中并不是很普遍。在台湾也是少数。
《南》：这种观念的实质，是否就是职业化的“学术自由”是目的，而不是从属于任何目的的手段？您持有这种观点，遇到抵触和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
许：是的，学术自由如果从属于任何目的，即使是善意的目的，也是一种扭曲。我做研究应如法官断案，接手一个个案例，即使是事关亲人朋友，也不能放弃操守。
我做比较文化研究的课题，往往是关于中国文化。她与我血肉相连，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不会盲目偏爱中国文化。我对她有欣赏也有批判，而且经常不得不像批判自己母亲一样，去批判她。有时候的确感到痛心。
归属感与历史观
《南》 ：坦率地说，我们读林毓生、余英时、唐德刚、黄仁宇这些海外华裔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在厚重的历史陈述背后，总能读出浓厚的爱国情结，这种爱国情结甚至对学术独立有所障碍。尤其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这种味道特别强烈。
许：他们都是我崇敬的前辈和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专业光谱上的特殊位置。要客观评价他们，最好了解他们著作的全貌。专业的评价和一般影响上的评价，每个人也不相同，有的是专业水平比普及水平要高，有的相反。
我们可以看一下黄先生的背景。他是军人出身，读书时间很晚，年轻时一直在打仗，先是抗战，后来是内战，这些经历对他的治学有很大影响，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情绪。用专业的术语说，他很有眼光，但是验证不够，有些overstate（“夸张”，记者注）。他的专业著作和个人期望套得很紧，尤其是评估一些近现代重要人物的行为、决策合理性等。其实他的研究重点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理解中国。
《南》：这样的状况是否在您这一代学者中比较普遍？现在的年轻学者是这样的吗？
许：岁数越大，家国情结越重；岁数越小，越淡薄。这是我观察到的海外华人学界，尤其是广义的汉学研究领域的情形。华人学者的专业程度正在随着年龄的降低越来越高。这个好处是专业纯度高，坏处是他们缺乏归属感，难以全情投入。
华人学者共同的毛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一头栽进去做中国题目，但不太注重理解其他文化的事情。世界大事每天都在鲜活地上演，较少华人学者花力气去研究，这种自我封闭是不好的。
民进党越来越像蒋家
《南》：您为什么没有走完全专业化的学术生活道路呢？我知道您长期从事大量社会事务,最近在台湾还署名反对大规模军购，这对你的学术生活影响很大吧？
许：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积极参与社会，60年代更加投入。当时整天和特务、国民党员对着干。70年代我也投入了当时台湾的“改革开放”。可能是惯性使然吧，我现在各种公益事业占的时间很多。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大概要到1/3，家庭和专业也各占1/3。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分配，我的每一个1/3可能比别人的一半都大。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她替我做了许多事情。
《南》：我们现在来谈谈您9月份在台湾参与的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活动。您的参与是一贯反台独立场使然吗？您对台湾的未来走向怎么看？
许：战火点燃，牺牲最多的往往是无辜平民。台湾走到今天不容易，如果被战火摧毁就非常可惜。民进党是挑战专制出身的，现在占到了统治地位，如果成为新的专制力量，会很可怕。可是，不仅仅是台独，以前专制政府做的坏事情，民进党都在做，越来越像以前的蒋家。就这一方面而言，我看不到陈水扁的改变。
本土主义的迷途
《南》：您对于台湾有很深的眷恋和感情，因为台湾走到今天，有您这一代人的奉献。所以您特别珍惜现有的成就，也特别痛心岛内的迷误。您认为目前台湾在社会情绪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许：问题在于，现在科学主义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咒语，而民族主义则成了堡垒。台湾的民族主义是本土主义，比大陆的民族主义更严重，而且还有一种悲情主义——“为什么我们400年来一直被人管？”可是别忘了一点，400年里有300年是在管别人，是闽南人管原住民。这种本土主义比大陆更严重，造成的情绪更偏激，可能会造成他们牺牲民主、牺牲人权，最后导致分裂和战争。
现在大家都觉得战争有可能，这还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当权者撑腰，和日本想恢复当年东亚地位的动机相关，这也是陈水扁甘于并敢于冒险的因素，形势非常严峻，让人担忧。如果战争爆发，台湾成为一片焦土，大陆倒退二三十年，不堪设想。
我们的听众正在减少，大家都在情绪化，很多人是用荷尔蒙说话，我们在拼命浇水。总体而言我有些悲观，但是觉得事所当为，全力为之。台湾也有一批清醒的人，应该有人为他们说话。
退而求其次，我们不妨记录下历史的真相吧。作为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和你们记者有很大共同之处。
未来发展该走专业路线
《南》：应该反过来说，我们记者的工作是给历史学家打第一遍草稿。您认为台湾走到今天，有哪些经验值得大陆方面借鉴呢？
许：台湾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到开放，是因为经济发展，从管制的经济到开放自由的经济，这个转折点是一切转折点的开始，从此舆论有了生气，我们在报纸上也有了平台，刺激民间的种种讨论，并引导政府继续开放。
我希望大陆以后的政策走向，更注重专业路线，比如，应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调息等等。大陆的发展形态，能完全追随欧美的高消费和高浪费的方式吗？我们应该转个方向，争取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同意杨小凯先生生前曾说过的，中国文化已经有四个支脉，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独特之处。
我们来看新加坡，它是一个高度专制集权，民主受局限的国家，在一个小社区做个实验还可以，但我不希望中国走这样的路，它太小了。政府有错误可以马上纠正，这是一个蜜蜂、蚂蚁的社会，分工很好，非常有序，香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只有头头有决定权。这也只有微型社会才能出现。
他们只是“难民知识分子”，所以更向现实认同。
台湾的情况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年轻人被理念中的“统独”纠缠得很痛苦，有点类似金庸小说里面的乔峰和完颜康。
我对你们大陆年轻人有很大盼望。百年中国的沉重耻辱，对我们伤害太重，扭曲了我们的眼光。而你们这一代可以避免很多，也因此可以做好很多我们无法企及的事情。■
《南风窗》04.12.2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朱雨晨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