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从改良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国。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